后一课题的成果，是黎虎先生的专著《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该书50余万字，是我国第一部阐述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及其发展历史的开创性力作，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朱大渭研究员在《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发表《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拓奠基之作——<汉唐外交制度史>评介》，认为：“这部巨著是以建立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科学体系为立足点，着力于汉唐外交决策和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深入探索，并以此为轴心，全方位地考述了汉唐外交制度的发展脉络和特点，从而在广度和深度上成为最富开拓性的一部学术专著。”“这部论著视野开阔，结构恢宏，史料翔实，论证精微。它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理论指导下，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汉唐外交制度决策、管理的运行机制，探索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从而再现了汉唐1100余年纷繁复杂的外交制度史的全貌。作者在学术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除了功力深厚，学风严谨外，同其创新和求真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全书体现出作者发皇古义，融汇新知的非凡功力，其论述考辨，深思熟虑，字斟句酌，反复琢磨，务求论据丰赡准确，论证充分，论断平允，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因而书中一系列学术见解，既具有首创性，又符合历史真实，表现出创新和求真精神的高度统一。我们可以断言，《制度史》是一部真正具有生命力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前沿性学术力作，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史的开拓奠基之作。”河南大学朱绍侯教授在《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发表《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创新奠基之作——评<汉唐外交制度史>》说：“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也是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奠基之作。”本书“把汉唐外交制度史放在世界外交制度史的大范畴，放在中国外交制度史的长河中进行研究，故其成果对研究中国任何时期的外交制度史都有启迪和借鉴作用……本书关于世界两大外交圈和世界外交史两大发展阶段理论的提出，以及把中国外交史纳入世界外交史范围的认识，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具有独到的创见性。对于这些新颖的见解，不管其他中国外交史研究者是否赞同，都有启迪作用，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外交史的思考起点，并可引导后继者进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佳境……本书对所有问题的阐述和论证，都言必有据，给人留下一种论据充分、论证扎实的深刻印象，作者若没有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史学研究功力，决写不出来如此高水平的创新之作。”“本书的成就不仅局限于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范围，书中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考订和新释，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也同样是贡献……本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新树立起来的根基坚固而宏伟的大厦，可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武汉大学牟发松教授在《书品》2000年第2期发表《<汉唐外交制度史>浅评》说：“本书的开创性首先体现在选题上……就汉唐外交制度的综合系统研究而言，本书仍是第一本，本课题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甚至‘不妨称这种研究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季羡林教授对该书的评语）。”“作为一部开创之作，本书不仅有构建体系、发凡起例之功，而且在汉唐外交制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5期刊发《1998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98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动态研讨会综述》，特别指出：《汉唐外交制度史》是“第一部阐述汉唐的外交制度及其发展过程的力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的《二十世纪唐研究》评介此书：“以全新的视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系统深刻地论述汉唐一千一百余年间古代外交制度的演变过程，剖析其决策制度与管理制度、主管机构与外交关涉机构、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及其运作机制……是外交制度史研究上的重大进展。”日本大阪市立大学中村圭尔教授在2002年12月出版的《东洋学报》第84卷第3号著文《评论与介绍∶黎虎著<汉唐外交制度史>》，评介该书说：“该书最突出的特点当然是作为主题的外交制度，把汉唐王朝的外交全貌——从其方针的决定到基层组织进行的个别业务的各个方面，从制度和运行方面进行细致的复原。特别是汉唐间一直担任外交主管官府的鸿胪寺和尚书主客曹（司）的具体业务广泛多样。在这两者之外，一般官府也在各个方面与它们保持有机协作，参与外交。与外国接壤的缘边地方行政组织，在外交工作中作为实际事务部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等，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该书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这些事实。该书的重要的意义除了上述各方面，评者还想说如下几点：这就是通过外交制度，使读者对汉唐间一般政治制度的认识深化、产生飞跃。该书通过外交，把从王朝最高机关进行的决策到最基层组织的具体执行业务的情况详细地复原了……也可以说，把焦点对准外交这一重要的政治事项的结果，更鲜明地塑造出普遍的政治制度的样相。”“从该书广博而详细的内容来看，我希望该书不但在‘外交’问题上被参考，而且作为汉唐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重要业绩在学界被广泛地了解。”
此外，特别要提及的是黎虎先生近年对长沙走马楼吴简研究所取得的成果。2005年，黎虎先生在《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说“军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在《历史研究《说“军吏”》》第3期发表了《“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两文都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力作。
是对学界很少论及的“军吏”的渊源流变，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军吏”的状况，第一次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军吏”涵义在先秦时指军队中除士兵之外的各级军官，战国时期层级有所下移，指将军以下的中下级军官。汉代以校尉为将军与军吏的分界线，此外幕府中的各色吏员亦属“军吏”范畴。魏晋南北朝沿袭汉制，也以将领所辖中下级军官和军府吏属为“军吏”，不过，“军吏”与将军并非截然划分，而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由于“军吏”范围宽泛，其上下层之地位也相去甚远。吴简中的“军吏”属于军中下层吏员。
《“吏户”献疑》则推翻了一个传统观点。学术界历来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独立于民户之外的“吏户”，而孙吴是“吏户”形成的重要时期和典型。黎虎先生以长沙走马楼吴简为史料基础，结合大量文献资料，经过严密的分析论证，得出结论：从国家户籍制度而言，魏晋乃至南北朝时期并不存在“吏户”。该文一发表就引起学术界关注，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5年第5期即全文转载。
2005年11月，黎虎先生被聘为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客座教授，并应邀参加在日本京都大学会馆举行的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作了题为《汉唐时期的“军吏”》的学术报告，报告的讲稿已被日方决定在日本学术界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唐代史研究》杂志发表。之后又在大阪市立大学举行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会上，作了题为《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的报告。两次报告受到池田温、谷川道雄、堀敏一、砺波护、高桥继男、气贺泽保规、中村圭尔、小尾孟夫等许多日本一流学者的高度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黎虎先生关于“军吏”和“吏户”的观点影响会与日俱增，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将日益显现。
四、特殊学术贡献
黎虎先生是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著名学者，但学术研究领域却并不仅限于中国古代史，而由于特殊的原因，在中国现代史范畴也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这突出地表现在《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书的编著出版。
《独立评论》是胡适主编的政论时评周刊，1932年5月22日创刊于北京，1937年7月25日停刊，共出版了244号，发表文章1309篇，发行全国各地乃至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由于该刊发表的文章为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精英群体所写，议论的内容多系当时中国政治与时局的热点问题，所持意见又具有一种独立精神与公平态度，因而赢得了广泛的读者，最高发行量达到一万三千份，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但是，《独立评论》之所以办得如此成功，人们过去只知道胡适等编辑和撰稿人的作用，而不知道还有其他。
2002年是《独立评论》创刊70周年，黎虎先生主编的《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书当年10月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将一个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名字——黎昔非，及其对《独立评论》做出的重大贡献公之于众。
黎昔非先生（1902－1970），广东省兴宁市罗冈区甘村人。1926年考入上海私立持志大学文史系。1929年春转学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三年级，与罗尔纲同班，1930年7月大学毕业。其后到北京，于1931年春考取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研究生。1932－1937年，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并兼校对、付印、发行等全部具体工作，为办好这份在中国现代史上影响重大的刊物付出了大量的心血。1937年暑期之前，黎昔非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但因卢沟桥事变，并未就任实际工作，而是回到家乡兴宁，在中学任教。1944年2月到昆明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抗战胜利以后，回家乡仍到中学教书。195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文革”开始后被打成“三家村黑帮”，遭受迫害，1970年含冤辞世。2002年亦为黎昔非先生诞辰100周年，作为黎昔非先生之子的黎虎先生，主编《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书，当然有告慰先父在天之灵的动因；但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历史学家，编著该书更突出的目的和意义在于还一段重要历史的本来面目。
《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书，揭示了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刊物《独立评论》后面深藏七十年的历史内幕，展现了《独立评论》“忠心的看护妇”——黎昔非先生非同寻常的人生和伟大的人格，撼人心弦。该书以历史事实说话，这些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照片，大多是首次公之于世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本书体系恢宏，文图并茂，既有各专业领域的大家、新秀的客观、公允、深刻的评论，又有亲友故旧的回忆，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融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炉，雅俗共赏。该书为研究《独立评论》及其主编胡适鲜为人知的另一侧面提供了新资料，填补了这方面的盲点和学术空白。因此，《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至今已有《浙江学刊》、《安徽史学》、《文学遗产》、《社会科学战线》、《新文学史料》、《社会科学评论》、《广西文史》、《史学月刊》、《寻根》、《江汉论坛》等十多种学术刊物登载了书评和相关论文。
例如，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唐志勇教授在《江汉论坛》2005年第6期发表了《〈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史料价值》一文，指出：《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书主要的史料价值是揭示了黎昔非对《独立评论》做出的重大贡献，为全面考察《独立评论》成功的原因从一个崭新的方面提供了充分的证据。《独立评论》之所以办得如此成功，过去只知道胡适等编辑和撰稿人，而不知道还有黎昔非的作用。黎昔非出任该刊经理人，直接关系着《独立评论》的顺利创刊、高质量的出版发行和保质保量、善始善终地存在了5年多时间，表明《独立评论》的成功是胡适等与黎昔非通力合作的产物。此外，本书对于研究《独立评论》的性质、《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政治思想，该时期出现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西安事变等重大政治事件，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报刊史、文学史、诗经学史研究，胡适的为人，罗尔纲、吴晗、闻一多等著名学者的生平事迹等，都提供了难得的有价值的资料。
如上所述，《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书，是黎虎先生跨出自己常规的研究范围，以自己特殊身份的便利条件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加之个人收藏的独家史料，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之后编成的一部属于中国现代史范畴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著作，是黎虎先生一项特殊的学术贡献。
五、学术未有穷期
从1955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算起，黎虎先生已踏上史学道路半个世纪，且年至古稀，按常理已到了总结人生，颐养天年的时候。但现在黎虎先生依然精神矍铄，壮心不已，仍孜孜不倦地在史学园地耕耘。
2005年，黎虎先生又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唐“交聘”体制研究》，并获准立项。这一课题的“交聘”包括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交往三个层次，即中国中央王朝与对立政权、周边民族及外国的交往。交聘是和平手段，与其对立面——战争共同构成国家、政权对外部关系的两手。汉唐时期形成并确立起一整套“交聘”体制，成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日后诸王朝所取法，直至近代欧美政治制度取代之前。汉唐时期是国家统一与分裂、盛世与衰世的典型时期，“交聘”为这一时期不断从分裂走向统一，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为东亚和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乃至为东亚和世界诸国的发展与国际体系形成起了积极作用。如果只有战争一手，而没有和平交往；如果闭关自守，而没有广泛的对外交往，则上述历史发展成果的产生是不可想象的。其丰富深刻的历史内涵，对于今天仍有一定的影响和借鉴意义。而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汉唐时期交聘体制的著作，本课题就是要弥补这一不足。这一课题计划四年完成，毋庸置疑，这一课题的成果必将对汉唐历史研究的进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黎虎先生的史学研究道路还在延伸，学术尚未有穷期。我们衷心祝愿先生学术之树常青，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阴山学刊》2006年第1期；另本文以“代序”收入《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