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见袁可立不接话茬，左顾而言其他，“松江旧称云间，这署衙有日河抱于府衙之南，月河环于其北，曾有形家（风水先生）言此乃‘日月夹照，官多廉明’。”
袁可立就任已两天，署衙前后当然有所了解，知其大厅曰承宣，后堂名忠厚；承宣之东阶为推官厅，厅北为经历司；承宣之西为永丰库，库北为照磨所；承宣之南，东廊坊为堪合、吏、户、礼房，西廊坊为承发、兵、刑、工房。忠厚堂之后为知府宅，知府宅左右分别为同知宅，再之后为通判、推官、幕僚等宅邸及銮驾、架阁等库。
“年兄提点，弟必铭记。”袁可立心想，我可不是下来捞银子的，解释道，“弟此行乃奉旨于松江增设市舶司，以解辽东燃眉之急，初到贵地，还望年兄多加指点，以求事半功倍。”
“司丞可常在御前，前途不可限量，礼卿兄这又何苦啊！”董其昌押了一口茶，对袁可立不当京官而南下当一个四品知府的行为颇为不解，要知道，为官都是力争往京城靠拢的。
袁可立和董其昌的认知各有不同，苦笑道，“人各有志吧。”
董其昌看看左右并无他人，吐出埋藏在心里的话，“内忧外患，恐非人力之所及。”
袁可立知他说大明气数将尽，乃诛心之语，为防隔墙有耳，笑道，“事在人为嘛，弟刚到松江，不知松江之‘忧’在何处？”
“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董其昌抛出自己的一贯论调，细数松江之弊，“松江役繁赋重由来已久，今日辽饷、明日练兵，加派日繁，小民因重力不支者，相牵逃里（里甲）投献官宦，避家如仇国也。”
袁可立面色凝重，“建奴犯边，加派在所难免，非松江一地，全国亦然。”
“桂惠二王之俸，户工二部加派，近言又欲停宝泉局，全赖边患乎？管仲曾曰：衰世若有余，非有余也，（上）嗜欲多而民心躁也，其吾松之谓？”
袁可立摇摇头心忖道，减免赋税在当下根本不可能，也知其书生意气，见至交好友之故才口出‘狂言’，但如再谈下去便是务虚了，便岔开话题问其松江赋役实情。
董其昌也是地主，对此等了如指掌，便娓娓道来。
松江府除品质最佳箭子稻外，更有香稻、红莲稻、大小麦、黄豆等农作物，又有吉贝（木棉花，花黄如葵）、抹绒、桑松等经济作物，水果有金桃、樱桃、橘等……
因物产丰富，又是产粮区，故而田赋较高，全熟田（低薄田、新荒等田按1.5:1，2:1等折算成熟田）每亩可产粮2石3斗左右，科正粮2斗4升5合，加耗1斗2升（中乡加7升5合，下乡3升），合计占比15%，算上临时加派的辽饷、练兵等项约占比30%。
如果说赋还可接受的话，那么役便是时人不能承受之重了。
役有正役与杂役之分，正役即运粮、布匹等到南北两京各处等，定例，每年秋天赴南京关领堪合然后承役，乃国初重典；杂役即为门子、膳夫、防守城池库役、水陆兵壮等，统称为均瑶。
均瑶到万历‘一条鞭法’后多以银收取，且不论。
松江府正役有总催、经催（催收钱粮、赋役的粮长，松江府每年要1300人）、布解（松江府每年八名，华亭四名，上海、青浦各两名）、北运（56名）、收兑（141名）、收银（76名），南京蜜糖、惜薪司运柴、南京五城兵、直堂、国子监膳夫解户（1到3名不等）等二十三种名目，无法免除，这里以布解为例。
松江乃产布之地，正役以布解最为烦苦，如一县额供三线细布2450余疋，布价银七钱，官府铺垫扛解盘用银一钱一分（在田赋中加收），充役者用油纸包布，自行索舟车、每关闸挂号，运抵各处，交部收讫。
因路途遥远，充役者往往需要往里贴钱才能完成任务，通常每疋要赔银二三钱，若因质量不合格、破损等原因退回，则须重复解进补足数额方可，这样，每疋就要赔至五六钱。
这只是三线细布一项，松江府秋税中，需布解三线细布3万余疋，棉布9万9千余，折色布4万2千余，以每疋亏三钱计算，充役者每应役一年就要亏5万两银子。（按照1:600换算成软妹币，则是3000万。）
最后，董其昌总结道，“故吴中一闻此役如赴死地，虽今议以第一殷实巨富，田余两千亩、家累巨万金者承之，尤不及也。至役户不得不卖田鬻产，役毕，则已吸骨及髓，身无剩余。”
这样一看，治标的方法便是多派人应役或加耗。
袁可立有其历史局限性，听完见识也未能跳出时代，觉得和自己所料不差，潜意识便将‘加耗’否决，试探问道，“多增应役如何？”
“此岂易事哉？非独役难，审役更难，审役者下则身家俱毙，上则心口两穷。”
编审应役可是个得罪人的差事，袁可立问出口便知道答案了，听到董其昌的反问，便端起茶杯掩饰有些不自然的面色。
临近冬至，茶在二人交谈时早已冰凉，寒意顺着袁可立的喉咙一路到胃，让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霎时变得清新起来。
袁可立此行的主要目的可是市舶司和商税，至于役法，得上书天子才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