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60岁寿辰，清政府让海关邮政专门发行万寿邮票表示庆祝。整套邮票共9枚，面值从1分银到24分银不等。这些邮票每一张的颜色各不相同，蟠龙、牡丹、帆船等图案也成为了每一张邮票的主题。每一个图案都大有讲究。为了庆祝慈禧的寿辰，来自德国的设计师费拉尔可谓煞费苦心，比如蝙蝠寓意‘五福捧寿’，鲤鱼寓意‘鱼跃龙门’，牡丹象征富贵，灵芝、绣球花象征吉祥，而蟠桃、万年青则象征长寿。这套邮票是中国第一套纪念邮票，也是中国第一套知道设计者姓名的邮票。
为了迎接慈禧寿辰，清政府计划用3千万两白银，为这位“女皇”举办盛大的庆典。京城大小官员更是千方百计捞钱财，费劲脑汁出妙招，力争要在慈禧六十大寿时好好表现一番，以博取欢心。
如此规模也不能满足慈禧太后的欲望，她还公然挪用海军经费1千万两白银，用于重修颐和园，作为她举办寿宴的狂欢之地。
南湖岛就在此寿辰项目之列。
负责规划颐和园重修的工程总监，为讨慈禧的欢心，充分发挥聪明才智，颐和园体现了“福禄寿”的传统喜庆之意，设计构造上也颇具匠心。
在万寿山登高远眺，颐和园的精致构成，颇似蟠桃。而昆明湖中的南湖岛，颇似乌龟。在中国，蟠桃和乌龟都是象征长寿的意思，寓意慈禧万寿无疆。
昆明湖上有一只巨型王八，美其名曰“神龟卧波”，是颐和园一道奇特景观。可是不细心，或者不了解这只王八的人，是观赏不到这一奇特景观的。
这只巨型王八，就是漂浮于昆明湖之上的南湖岛。
位于昆明湖东南侧，占地一公顷有余的圆形南湖岛颇似龟身；遮隐于松柏古树中的庙堂楼阁高翘的屋脊，与浓郁的树冠被走道相隔，好似片片龟甲；南湖岛周边延伸入湖水中的白玉台阶，好像龟脚。
而在南湖岛与东堤之间，犹如长虹飞跨的十七孔桥，恰似伸长的龟颈，将由廊如亭构成的**伸向东堤。
南湖岛，它不仅仅是一个岛屿。
这由南湖岛、十七孔桥、廊如亭构成的巨型王八，是为慈禧六十大寿准备的最为奇特的贺礼。
然而，正在王公大臣紧锣密鼓地为慈禧筹备寿辰庆典，1894年7月，日本舰队对在黄海挑起甲午战争。可当时慈禧好象心里有底，并不害怕。
慈禧太后想起在5年前的1889年，为了显示她对海军操练的关心及统帅清兵的最高权威，令李鸿章将北洋水师官兵和水师学堂陆战队新毕业的学员共计3000多人，在颐和园进行海军军事演习。
他们在“汪洋大海”昆明湖上，以“战舰”小火轮布阵，在堤岸处设立陆军马队等。慈禧坐于南湖岛岚翠间的“阅兵台”，亲眼目睹一批批“舰队”来回穿梭，水兵与陆军马队“积极备战”，“斗志昂扬”。
“海陆两军”摇旗呐喊，礼炮齐鸣，欢呼“慈禧太后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虎虎生威，杀气腾腾，勇猛而气派。
现在真刀真枪的战斗开始了。
中日海军在大东沟进行第一次决战。
当号称世界第七大海军的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发射第一炮时，船桥因年久失修，腐锈不堪，被当即震断。舰队司令官丁汝昌及部下多人被抛到半空，又跌落在甲板上，丧失指挥能力。
曾经显赫一时，让清政府自以为傲的北洋舰队，竟被屈居世界第十二位的弹丸之国小日本一触即溃。当无数颗炮弹飞向北洋舰队，轰炸出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这也算是小日本送给慈禧最奇特的寿辰贺礼吧。
有如此两大奇特的贺礼，慈禧的六十大寿可谓举世丰盛——
王八+炮弹=王八蛋。
慈禧六旬庆典的正日是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而是年的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袭击并击沉清朝运兵的商船“高升号”，船上七百余人全部遇难。七月一日（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八月十八日，日本海军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海面挑起了黄海大战，北洋海军顽强抵抗，统帅丁汝昌负伤，“致远号”等四艘战舰被击沉，几百名北洋海军官兵壮烈殉国。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渡过鸭绿江，大举侵入辽南，随后向大连、旅顺进犯。
前方战事吃紧，军费开支屡屡告急，而慈禧却为自己的生日庆典大肆挥霍，朝中部分官员产生不满情绪，他们纷纷上书，呼吁停止庆典工程，将祝寿费移作军费。户部尚书翁同龢更是在奏折中历陈户部筹款之艰难，请求停止“以后寻常工程，其业经兴办之工毋庸停止”。
但从九月二十五日，王大臣以及外省各大臣呈进万寿贡物，拉开了慈禧六旬庆典的序幕。从十月初一起，内外臣工“穿蟒袍补褂一月”，隆重的祝寿活动正式开始了。自此，宫里日日有隆重的庆祝活动，直到十月十七日六旬庆典才告结束。
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六旬庆典的高潮。这天，宁寿门外至皇极门外设慈禧皇太后仪驾。辰刻，慈禧御礼服，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出神武门、进北上门，至寿皇殿列圣前拈香行礼。又至承乾宫、毓庆宫、乾清宫东暖阁、天穹宝殿、钦安殿、斗坛等处拈香行礼毕，还乐寿堂。巳初，慈禧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出养性门，升皇极殿宝座。礼部堂官引光绪帝于宁寿门中门入，诣慈禧前跪进表文，宫殿《点石斋画报》之“太后圣寿”监侍一员跪接表文，安于宝座东旁黄案上。光绪帝步行至宁寿门槛外拜褥上立，率诸王大臣等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还宫。随后，接受皇后、瑾妃、珍妃、荣寿固伦公主、福晋等参拜。礼毕，慈禧还乐寿堂，升宝座，光绪帝诣慈禧前跪递如意毕，皇后率瑾妃、珍妃等诣慈禧前跪如意毕。慈禧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至阅是楼院内降舆，光绪帝率皇后、瑾妃、珍妃跪接、进膳、进果桌、看戏。戏毕，光绪率皇后、瑾妃、珍妃跪送，慈禧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还乐寿堂。
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亲身参与庆典的翁同龢瞠目结舌，他在日记中赫然写道：“济济焉，盛典哉！”。
旧历甲午年，正值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60岁大寿。清政府打算拨出3千万两银子的专款，为慈禧太后举办盛大的庆寿典礼；北京城里的大小官员像发了疯似的，想尽法子去捞钱，以便给慈禧太后送上一份厚礼，博取女皇的欢心。
在北京西四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和东北角，各有一座曲尺形的两层转角楼，西楼是新华书店，东楼是工商银行。此二楼始建于1894年，是慈禧太后为庆贺60岁大寿而兴建的庆寿工程。
慈禧的60岁生日，是1894年阴历甲午年十月初十。为了举办隆重的庆典，一年前就已着手筹备。慈禧晚年的行事作派，处处刻意模仿乾隆。乾隆晚年营建了宁寿宫，以备将皇位传给儿子嘉庆之后，做太上皇时养老居住。慈禧也于1889年55岁时，宣布撤帘归政给已经大婚亲政的光绪皇帝之后，搬入宁寿宫居住。乾隆过生日时，要去圆明园庆贺，并在沿途大摆排场，慈禧也计划去颐和园风光一回。
慈禧的具体计划是，到了60岁生日那天，早上先在皇宫接受王公大臣的朝贺，然后大排銮驾，浩浩荡荡，出皇宫西华门，走北长街，折向西安门大街，经西四路口，往北沿西四北大街，经新街口，出西直门，直奔颐和园。然后在颐和园内听大戏，开大宴。为此，慈禧命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担任庆典总办，按照当年乾隆的气派，除将皇宫、颐和园妥为筹办外，还要在西华门至颐和园的几十里大道旁，沿途点缀景观，搭建经坛、戏台、彩殿、牌楼，组织僧道念经，戏班演戏，夹道欢迎，供她途中观览，这就是庆寿“点景”工程。西四路口的两座转角楼，就是在这次“点景”工程中营建的。建此楼作用，一是可以遮掩后面不够美观的民居，二是增添喜庆气氛，三是可以在楼上制高点设置警戒。
不料，正当庆典筹备紧锣密鼓进行之中，1894年7月，日本舰队在黄海挑起甲午战争。8月1日，中日互下宣战书。众所周知，慈禧的颐和园，是挪用了海军经费建成的，所以后来有人作诗讽刺说，北洋水师的铁舰全军覆没，倒是颐和园的石头船永不会沉。
战争搅乱了慈禧的庆寿计划。没有心情，也没有脸面再大事铺张的慈禧，不得不在9月25日下旨，取消在颐和园的庆典及沿途的“点景”工程。这样1894年11月7日(即阴历十月初十)，慈禧的60岁生日，只能在宁寿宫中黯然度过。
而这一天，日军攻占了辽南重镇大连。国土沦丧、重镇失守、民众惨遭屠戮的危殆时刻，慈禧却在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并接连赏戏三天。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1895年2月7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清廷派往日本议和的使臣张荫桓、邵友濂又遭到拒绝，日本要求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的人为谈判代表。慈禧太后决定派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议。这时，李鸿章已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职留任。正月十八日（2月12日），慈禧太后面谕军机大臣：“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奕说：“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太后说：“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次日，发布上谕，李鸿章著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签订，光绪皇帝明白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后世的历史自己将被钉在耻辱柱上。他心中闷闷不乐，便召来翁同龢聊天。
翁同龢不无感慨地说，皇上，要不是慈禧太后坚持不抵抗政策，其实，中国完全有能力打败日本。尤其是在守朝鲜平壤时，别说是守上一两年，就算是守上几个月，就可以扭转整个局势。当时，中国守军子弹、粮食堆积如山，而日军粮食少，子弹少。日军在攻平壤城时，一天下来，日军伤亡比清军多。日军开始在议论要不要再攻平壤，经过日军商量，再攻一天平壤，如果攻不下，就撤军。这时，守城的清军因心慌，而放弃平壤，向外突围，结果全军覆没。平壤就这样落入日军的手里。
光绪皇帝喃喃自语，看来洋务运动虽然改变了大清军队的装备，但是却没有改变清军的软弱。
翁同龢缜密地分析道，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挑起这场战争之前，就制定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其战略目标是在中国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打败清军，压迫清政府屈服。认为能否达此目标，关键在于海军作战之胜负。为此，提出了两期作战计划：首先派陆军一部进入朝鲜，以牵制清军；海军则寻机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迅速夺取黄海制海权。尔后作战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如海军取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便由渤海湾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如海上决战胜负未分，则以舰队控制朝鲜海峡，协助陆军主力占领整个朝鲜；如舰队决战失败，制海权归于中国，则以陆军主力实行本土防御，海军守卫本土沿海。并以争取实现第一案为基本战略方针。
珍妃的看法更加激进，她条分缕析地说，而我们大清方面，战前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由于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继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并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实际上是实行海守陆攻的作战方针。从战略规划方面，日本就已经拔了头筹。
光绪皇帝接着说，从海战方面来讲，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翁同龢也惋惜地说，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但是说什么都晚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光绪皇帝忧虑重重地说，《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将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我担心从此帝国主义会变本加厉地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将进一步加深。同时巨额赔款，也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清政府因此大借外债，致使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此外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允许在华投资办厂，其他列强引用“利益均沾”的条款，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开设工厂，会严重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关条约》就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图谋。意味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会大大加深。
翁同龢的观点也振聋发聩，从吾大清方面看，第一，战争失败标志着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第二，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华大规模输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第三，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如义和团运动等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而对日本而言，得到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不仅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另外，日本为了对抗俄国，湔雪三国干涉之耻，一方面提出“卧薪尝胆”的口号，重新开启十年扩军计划；另一方面促成了“英日同盟”的形成，开始了东亚地区新一轮的争霸。对朝鲜而言，甲午战争标志着中朝之间上千年的宗藩关系正式终结，朝鲜名义上获得了独立，实际上却被日本控制。之后俄国势力进入朝鲜，日本和俄国在朝鲜的争夺日趋激烈，最终会引发日俄之间发生一场不可逆转的战争。对远东局势来说，《马关条约》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明显地反映了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
珍妃鞭辟入里地讲道，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1885年的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光绪皇帝痛定思痛地说，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会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反观日本则籍此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的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无怪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大他们侵略领土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