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医生！我看到我的腿在流血！”他被从医院外粗暴地抬了进来，我看着他受伤的身体，心头忽然绞痛了一下，我不得不承认在那一瞬间我能够联想到的，只有惨不忍睹一词。
“不要怕，我来帮你，年轻人。“我提着药箱上前，取出一支吗啡。“过来，摁住他！”我呼叫护士前来帮忙。一个有些上了年纪的老媪吃力地跑了过来，告诉我护士队已经全部上前线了，战区医院的人手已经接近空虚。她说自己可以帮我，于是我便叫她摁住这个还有一口气的重伤员。
“摁哪儿？！”她问我。
“什么？”我有些听不大懂他的意思。
“他......身上还有可以按住的地方么？”老媪用一种快哭出来的声音问我，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一个老人哭。
我只好直接打针，本想从左手注射的，可是我看了看他的上半身，最后还是从他绑着绷带的右手把药打了进去。伤员似乎减轻了一些痛苦，他倒在担架上，不再抽搐。
“医生，我会死么......”他有气无力地问。
“不会，好好休息吧，小伙子。”我说。
我抚着他的头，他咳出了一口血，我知道他的肺部一定挨了弹片。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条件在做手术了。昨天下午，医院里仅剩下的七把手术刀已经被前线军医带走，随他们一起上了前线战场。我为自己是个医生而不能减轻他的痛苦而自责。
我叫来老媪，告诉她这个士兵已经撑不住了，她“哇”的一下就哭了出来。“多可怜的孩子啊！”她说，“他让我想起了我的儿子科瓦尔斯基，他是个英勇的士兵，八月份的时候在卢莎卡牺牲了，可恶的联邦军！”我倒不恨联邦军，我只想尽力救助战场上的每一个伤员，就像二战时期的戴施蒙德一样。没有一个士兵生来就是***，都是历史形式所迫。
“他会冷吧？”老媪问我。
“也许会，”我看着灰蒙蒙的天空，现在是十二月，这里的深冬能把活人冻成冰雕，“毕竟他流了那么多血，而且......”
“好可怜啊！我想去为他拿一张毯子。”她说。
我点了点头，老媪似乎非常开心，快步走开了。我则走向那个濒死的年轻士兵。此时，他的头已经歪向一边。我吓了一跳，赶紧去摸他的脉搏，却没有感觉到跳动的气息，他的手都已经冰凉了。我俯身去听他的心跳，却也没有什么动静，他的鼻头也没有了空气进出的流动感。我先是很失望，但很快平静了下来，我知道他已经死了。
我想帮他合上双眼，但是发现并没有这个必要。我转过身去，发现老媪正站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嘴唇不停地颤动着。她手上拿着一条脏兮兮的橘红色毛毯，和她整个人一同颤抖得厉害。
“他是不是......？”
“我很抱歉，女士，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去了。”
“上帝呀！”她手上的毯子滑落到地上，我看到她走到门外，双手合十地祷告着。
炮火的声音小了许多，但我知道那并不代表着一切的结束。我叹了口气，将这具被炸断了双腿和左手，被弹片割瞎了双眼的士兵的尸体推进了幽深阴暗、尸臭弥漫的停尸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