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所谓的旧社会指的就是中国古代近代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帝王往往被神化，被宣传为上天派来掌管黎民百姓的有神奇力量的化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帝王和官员就是最高级的地主阶级。他们通过政治权利剥削百姓，从而维持自身。搜刮来的钱财和土地使得帝王和高级别官员得以控制住黎民百姓。
但是商人通过做生意，互通有无，把百姓的钱财迅速聚积起来，从而也同样能够过上像帝王和官员般奢侈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威胁到了一直以来宣传的传统思想，威胁到了帝王和官员的身份和地位，也使百姓质疑到所谓神权的真实性。所以，近代一直以来的“重农抑商”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商人的地位低下
是统治阶级刻意贬低的
在古代
行政管理能力受到科学技术的限制
政府对商人这一群体管理困难
例如征税
商人不像农民那样可以根据田地来指定确切的税额
又例如征役
由于商人大多游走各地
无法对其进行确切地户籍管理
从而很难对其征集劳役和兵役
另外商人的流动性对当时的社会的稳定统治也产生威胁
很多限制流通的物资（如盐、铁）
都可以通过商人来流通
还有许多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
也是由商人传播开了的
更有甚者，商人可以迅速堆积起大量财富
从而积聚其挑战统治阶级的力量
这也是帝王们所恐惧的
所以士工农商等级的确定
是统治者按其对自己统治的贡献和危害程度来确定的
政治上：重农轻商便于统治，百姓固定，商人到处跑，不好管
文化：儒家轻商，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如此，以后越来越厉害，到了宋朝作词都被瞧不起。
1.赋税：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从秦朝直至清朝，无不强调以农为本，这其中确有传统和关于百姓温饱甚至王朝稳定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统治的方便性和赋税！封建王朝农民对国家承担税、赋、役三重的责任，帝王通过大小官吏收取全国土地的地租为税，收取人头税为赋支派民众出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修河、建陵甚至戍边）为役。而无论这其中哪一项都有先决条件，即人员的相对驻地的固定性和民众的顺良。人员固定，税赋方便收取，劳役便于支派，所以有户籍制、保甲制等等，限制人员流动。特别是在盛世，人口急剧增长人头税成为很重要的国家收入组成，就更强调人员的相对稳定。商人的特性是随利而走，当然不会受统治者欢迎。
民众特别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民众，其劳动的特质决定了，他们相对的稳定性和极强的灾难承受力（品行温良），相反商人的逐利本性和冒险精神是难以为人长期盘剥的！故被统治集团长期打压，地位低下。
2.经济思想的长期落后：古人只看到商人在流通领域高卖低买，赚取中间差价，便认为其奸黠狡诈，不事生产而徒分其利！认为商业本身不创造价值（甚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有此一说），反害农桑，故有重农抑商一说
这也造成了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
3.社会心理的影响：因为以上两点，在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刻意描述和诱导下，商人在社会大众心理中的职业地位日渐沉沦，少数行业败类的恶行被无限夸大甚至放大为整个职业群体的群像，同时，在封建社会商人本身的话语权有限难以为本阶层正名，加之国人久已有之的仇富传统，更使商人阶层整体难以摆脱地位低下的境地。
4.儒家思想的毒害！汉以前并不是这样的。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政府对商业以及商人的活动非但不予支持，相反还处处加以限制和干预，如实行禁榷制度，贬低商人地位、征收高额商税等等。
禁榷制度
禁榷制度是指政府对某种商品的生产与销售实行垄断，禁止私人经营，目的是为了获取巨大利润。禁榷的物品都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如盐、铁、茶、酒等。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推行「官山海」政策，垄断盐铁的产销，被视作禁榷制度的开端。比较完备的禁榷制度是西汉汉武帝时建立的，武帝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和酒榷，并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禁榷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贬低商人地位
商人在经济上很富有，但社会地位却很低下，人们常说「士农工商」，商人位于四民之末，地位不如手工业者。自战国后期商鞅在秦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以来，政府对商人的打压便一直没有间断。秦始皇在统一战争中，每征服一国，就下令将当地的富商大贾迁往外地，其财产大部分被没收。汉代对商人的限制更为严厉，商人几乎完全丧失政治地位。
征收商税
征收商税是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然而中国古时的政府却往往不顾实际，滥收苛征，商税之重不仅令商人们不胜其扰，也抑制和破坏了商业的正常发展。
在日常生活中，商人也与普通人无异，他们也要穿衣吃饭，也要结婚生子，也有娱乐和消遣，只不过由于商人经济地位的优越，他们的饮食用度比常人精致许多。但是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也对他们的婚姻造成了负面影响。
中国古代的商贾一向在国家权力的夹缝中生存，为此，他们不得不与官府打交道，保证商途的顺畅。为了改变世人眼中粗鄙的形象，他们努力与地方文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商人也并不如人们所想，总是向钱看，他们对桑梓之邦和寄居之所的公共慈善活动同样热心。
唐宋时期的「行」
已知最早的商业行业组织，是唐宋时期出现的「行」，它不仅包括商人，也吸纳手工业者。但它成员并不是个体的商人，而是店铺的联合体。同行业商品的价格，由行中的行头、行老决定。同时，它还代表官府征收商税，因此行具有着明显的官方组织的性质。
明清「会馆」和「公所」
到明清时期，商人的势力不断扩大，再也不能忍受行的控制。明清时期商人社会势力提高的集中表现，是他们有了自己的正式团体──会馆。建立会馆就是使同乡在外做生意有落脚之处，乡人有个聚会之所，以便联络感情，交流商业讯息。随着业务的发展，商人对会馆的职能又有所不满，于是出现了打破地域界限，以同行业组织在一起的团体──公所。
商业神崇拜
商人的信仰范围很广，对佛教、道教的崇拜，都与一般人无异。但由于商人对财富的追求，以及他们自身的文化素质，商人对财神、妈祖以及各种商业神的崇拜都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商人在会馆和公所中都会定期进行对商业神祇的祭祀。
汉初的贱商令
汉朝时期，全国有许多规模很大的商业都市，如长安、洛阳、邯郸、临淄、CD等。长安城既是政治中心，又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城的西北角的东、西九市不仅是繁华热闹的商业区，有专门的酒市、牛市、马市等，而且还有很多工业作坊。随着西域的开通，对外贸易也开始发展起来。
汉高祖刘邦登基之后，曾仿效秦朝实行抑商政策，颁布了贱商之令。这样使坐市贾人的地位贬得很低，以致有身份的人并不亲自入市，通常由家中的仆役去买东西。法律还规定商人不许「衣丝乘车」，不得「仕宦为吏」，同时对商人加倍征税。不过，贱商令主要是从政治上贬低商人，经济上并没有过多干预，因此商人尽管受到了歧视，买卖却仍旧做得很兴旺。
贱商令颁布五年后，刘邦就去世了，到惠帝和吕后当政时，对商人的种种限制渐渐地松懈。到了汉武帝时，对商业活动的干预又渐渐增多，实行严厉管制大宗的商品交易，盐、铁、酒等都在专卖之列。
借贷关系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社会现象。但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上古时代，只是实物借贷关系（如粮食等），直到春秋时期还是这样。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货币经营资本相联系的借贷关系才正式形成。
在汉代的长安城中，就已经出现了专业放贷市场。隋唐时形成了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质库。但借贷贸易市场的繁盛，也显示了商业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本正在大量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投入。这是借贷贸易发展的一个弊端。
进入明清后，高利贷资本的发展更是异常活跃，典型的形式是典当铺、钱庄和票号的大量出现。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性是显而易见的。在农村，高利贷者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剥削，不仅掠夺了农民的生产物，就连农民的土地、房屋、农具等也被抵押干净，常使农民倾家荡产
古代的广告主要有两种类型：幌子和招徕市声。幌子，是一种视觉形式的广告，可分为：实物幌、模型幌、以象征物为标志的幌、文字幌、图案幌、招牌等等，种类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不论是何种式样的幌子，最关键的是必须醒目，能引起顾客的注意，并且要有特色和代表性。比如酒家在门前悬挂酒旗，米店门口悬着量米的升，糕点铺挂出糕点的模型等等。
招徕市声，顾名思义，是一种听觉形式的广告，主要是以吆喝、说唱方式或器乐声响来替自家的商品广为宣传。「一声叫卖，十里客来」，悦耳的声音勾起了人们的好奇，脚步也不知不觉地放缓了。
利用名人来作宣传，也是古代商家经常使用的一种营销手段。不过同样是请名人，效果却可能大相迳庭，有的做出了名气，有的却一无所获，白白花去不少的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