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卿所说，前番御门听政时工部尚书朱凤标亦曾提过，朕已趁今年南河决堤之事，派左都御史和工部干员前往，志在厘清河工浮款之事。不知爱卿还有何其他的高见？”兆华道。
“请皇上容微臣斗胆直言。”魏源道。
一听魏源是要动真格的了，兆华暗暗高兴，遂说道：“没关系，有什么爱卿直说就是。”
“国朝河工之大坏，盖自和珅擅权始。其时，朝中诸贵要，无不视河帅为外府，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河工乃成为导致士林风气腐化堕落之渊薮。乾隆末，河臣贪贿已是广为人知，只不过因为官官相护，中外臣工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乾隆五十五年，江南人汤乾学等赴京控告自乾隆四十三年以来南北两河频繁漫决的情形以及河员中存在的疏防成性、以黄河有事为利等弊端，并列举了江南河工十病与河南河工三病。没想到的是，高宗皇帝受和珅等人蒙蔽，一味偏信调查官所言，认为汤乾学所奏各款“俱系空言”，无一可采，并将汤乾学发配充军。
经此一事后，中外臣工均默认成规，乃至宣宗皇帝时有心彻底整治却难以施行了。
据微臣所知，昔日宣宗皇帝为彻查河工，亦派出宫中亲信和朝中御史大员前往，但却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河工一事牵扯太多，时间又长，因此难理出头绪，最后的结局往往是御史大员们被迫就事论事，查处几名官员，以给朝廷一个交代。”
“那爱卿的意思是，这次朕派苏廷魁去起不上什么作用了？”兆华反问道。
“苏大人铁面无私，以直言敢谏之名享誉士林，此番前去必有所获。不过恕臣直言，苏大人若想就此彻底理清河工之事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兆华也知道“苏大人虎躯一震，大小贪官抱头鼠窜，河工遂大治”的情况只能出现在YY小说中。可眼下魏源有没有治河的好办法呢？
“爱卿既然深知河工之弊，想必早有治本之法。”兆华试探着问道。
魏源大概是有备而来，也可能是早就对治河胸有成竹，竟然不假思索的说道：“在臣看来，根本之法唯有河道北徙一途。”
说完这句话，魏源抬头看了一眼。当他看到兆华聚精会神而又颇为期待的表情时，便紧接着说道：“微臣自从出生以来，黄河决口不下数十次。年年修堤，年年决口，所以臣以为，黄河决口绝非靠人力能强塞。昔日大禹治水之所以能成功就在于因势利导，不事堵而事疏。大禹将孟津以下黄河分为两路，一路走冀州漳河，一路走漯川济河。之后黄河畅行千年而未有大灾。”
这时候魏源又微微抬了一下头，想看看兆华爱不爱他所说的这些话。
“爱卿有什么尽管一直说下去，说得越详细越好。”兆华欣慰地说道。
“是。史书载，自周定王时，黄河失冀州故道，夺济入海，东行漯川。后来东汉王景治河，沿用此道，加高堤坝，复又行之千年而无水患。阅魏、晋、南北朝，迨唐、五代，犹无河患，是大禹后的又一次大治。微臣觉得，之所以不用冀州漳河、卫河之故道，而用兖州漯川之故道全在于倚地形而因势利导。此外，借济河的清水，冲刷浊淤的黄河，药对证而力相敌，其效果绝非淮河，泗水那样的小流所能达到。
北宋时候黄河决口北徙，几复故道，但宋人恐河道入契丹境，则南朝失险，故兴修六塔二股河，欲挽之使东，却不知讲求漯川故道。所以说宋人治河的根本目的在于以河界敌，而不是为了防止水患而治河。
到元世祖至正年间，邢州（俺老家）人郭守敬主持开通会通河，尽断北流，专以淮河受黄河之水，从此河患始亟。而元朝之所以让黄河改道南流，其根本目的在于借黄河水周济大运河，而不是为了防止水患。
明代以来，如潘印川、靳文襄，但用力于冲刷河床，目的同样是为运河通航着想。有明一代诸臣修复之河，皆不数年、十余年随决岁塞，再也没有王景治河千年无患的事了。
难道说明代之后的诸大臣才干皆不如王景？或者黄河水势远超汉代？显然不是，黄河难治的根源在于以河通漕为根本目标，而把防止水患放在其次。
微臣以为，今既废漕运，则河工自当以治河为本，而根本之法便是用昔日王景之法，人工使河道北徙，恢复洛川故道，沿大清河入海。”
魏源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非常专业的治河话题，这些内容虽然是他在《皇朝经世文编》中提到的，但能条理清楚得一口气说下来，非烂熟于心是万难做到的。
“爱卿深知治河的关键所在，实在是让朕大开眼界啊！”兆华打心眼里赞叹了一句，“若真能行改道之法，则对于绵延近百年的“食河”沉疴，无异于釜底抽薪，确实是治本良方。不过朕想知道皇考在时，爱卿为何不谏言献上此法呢？”
“回皇上话，彼时微臣官职卑微，不能上折直达天听，所以不曾谏言。不过当时亦有朝中重臣明悉此理。据臣所知，大学士王鼎就曾就此事展开廷辩，只是最终不了了之。”
“王鼎乃是皇考倚重之重臣，位列大学士之首，难道他的话都不管用？”
“恕微臣直言，那些仰食河工的大小官吏，大多惧怕黄河北徙断了他们的财路。因为若黄河由洛川故道东行，则南河、东河数百冗员，数百万冗费，一朝扫荡。所以历来有关河工之官吏多簧鼓箕张，恐吓挟制，使人们不敢议此事。但凡有敢言河道北徙者，数日之内便会遭到内外朝臣群起而攻之，彼时王鼎虽位高，但势单力孤，朝中尽是穆彰阿的门生故吏，宣宗皇帝亦担心此法影响漕运使京畿不稳而不愿行此法。”
“原来如此啊。”兆华心道，“道光这个糊涂虫，做事畏首畏尾只想用“保守疗法”，可大清朝已经滥透了，保守疗法管个屁用！”
兆华心里这样想，嘴里却不能这么说，他还得维护这位“皇考”的尊严：“昔日南粮北输全仰赖运河，皇考从大局着想确实有他的道理。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既然现在漕运已不重要，那么河道北徙也就顺理成章了。
“皇上圣鉴。”魏源躬身说道。
“饶是如此，黄河改道之事关系重大，不可仓促下旨。爱卿回去后立刻写一道折子，说明利害原委，后天早朝朕将召集大人们商议。”
兆华略微想了一下后，又说了句：“记住！奏折中万不可提废止漕运的事情。”
“臣遵旨。”
河工的事情算是有了眉目，兆华突然想起上次谈话时魏源曾提到的几个人。
“爱卿上次和朕提到的几个人，比如陈澧、黄冕，他们现在何处，还可堪大用否？”兆华认真地问道。
“回皇上话，陈澧为江南“汉学双璧”之一，年少有才，曾得阮文达公点拨赏识，只是运气不佳，年过四十而未能登科及第。此人不仅学问了得，而且在民间颇有威望，被历任番禺知府倚为臂膀。”
“那黄冕呢？”兆华依稀知道黄冕曾帮林则徐造过大炮，所以急切地想知道他现在的情况。
“回皇上话，黄冕乃微臣同乡，年不满三十便官至苏州同知兼淮南盐运使，他协助总督陆建瀛改革盐政，在士林中素以‘能吏’著称。广东军兴之时，黄冕曾负责为林文忠公筹划军需，于火炮子药之事颇有研究。后来跟随裕谦守定海，兵败后被革职流放，现已回到湖南家中。
此二人均正值当年，若能得皇上重用实乃朝廷社稷之福。”
“既然爱卿如此推崇此二人，想必一定是有过人之处。朕自当会旨召见，量才而用。当下朝廷正在用人之际，爱卿若遇有贤才可悉数引荐，不必顾忌什么。”
“微臣多谢皇上信任。”
兆华顿了顿，继续问道：“方才爱卿所说“汉学双璧”的另外一人不知谁何许人也？”
这“汉学双璧”的说法是兆华在后世闻所未闻过的，所以出于好奇和为用人着想便出口向魏源打听。
“回皇上话，这“汉学双璧”的另外一人叫汪士铎，是江宁府人氏。和陈澧一样，汪士铎亦是素有才具，而屡试不中之人。”魏源恳切地说道。
“搞了半天汪士铎还有“汉学双璧”的雅号啊！”兆华心中不禁哑然一笑。
汪士铎的大名兆华自然不陌生，作为近代中国的“马尔萨斯”，他看到中国人口问题的尖锐性，并提出了一套“非常过分”的主张，比如鼓励遗弃女婴，妇女再嫁者斩首，二十五岁前出嫁者斩首等。虽然现在看来这些办法绝对是“变态之举”，但在当时情形下却不无可取之处。
魏源退下后，兆华随即传了一道口谕：召陈澧、黄冕和汪士铎进京陛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