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朝的风波逐渐平静下来，由吏部主持的京查正在进行中，官员们疲塌的习惯多少有些收敛。
这些天来兆华一直在考虑，既然把曾国藩捧红了，那么应该怎样重用这个人呢？历史上，曾国藩在同光年间那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是士人中最负有时望的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谥号“文正”的大臣。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谥号是古代中国对一个人一生功过是非的最终评价，而“文正”则是文臣中的顶级谥号。司马光曾说过：“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他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
宋、明两代一共只有三位臣子获得此谥号，宋代是范仲淹范文正公和司马光司马文正公，明代的是李东阳李文正公（就是除掉刘谨的那位神童首辅）。至于到了清代，一朝出了八个文正，其中多为名不副实甚至滥竽充数者，比如道光朝“磕头军机”曹振墉得谥文正，就让人啼笑皆非。
儒家追求“三不朽”，既立德、立言和立功。立德就是要品德高尚没有瑕疵，立言就是要“为圣贤续绝学”有名著传世，立功则是要做出有功于国家社稷的大事比如平定匪乱、诛杀佞臣、革新朝政等。以儒家的道德要求，在这三方面中能做好一方面就已经很不容易，得谥“文正”者却是要这三方面都非常突出才行。
在宋明明代，就连寇准这样的名相、王阳明这样的圣人都没有能得谥“文正”，可想而知死后得谥“文正”对于古代臣子们来说是怎样的荣耀（话说王安石属于特例，他的谥号只有一个“文”字，属于圣人级别的）。
有清一代八“文正”中大抵只有曾国藩一人无愧于这个谥号。曾国藩早年以学问立身，宗朱子理学却又师从于湖湘经世学派大师贺长龄，从而融会贯通为以后建立事功打下基础。曾国藩在朝中做官期间，还长期问学于清代理学大师唐鉴并经常和倭仁切磋学问（注一），这个时期他对“慎独”工夫就颇有心得了。受倭仁的激励，他将自己的号改为涤生，意思是抛弃以前的自己，重新做人之意。
可以说曾国藩是靠自己的学问和品行才使一批有才能的人心甘情愿、始终如一地追随他，并最终帮助他建立了平定洪杨之乱的不世功勋。当然从他开始掌兵的那一刻起，江南士绅集团便注定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从而为清王朝的最终覆灭掘下了坟墓。
在兆华的脑海里，曾国藩最适合成为一个官僚集团的核心，这个官僚集团以曾的同乡、同年、同窗为骨干，以理学立身以湖湘经世之学致用。再以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僚做为班底组成一个高效率的疆臣集团，使王朝的行政机器高速运转，并成为三年后推翻满清的主要力量。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五日，上书房。
“曾爱卿，朕素闻你精通理学，那你觉得宋学之于汉学妙在何处呢？（注二）”
“微臣之所学实乃九牛一毛，岂敢妄谈精通，皇上所闻应是时人过誉之词。臣窃以为圣人之学，格致正诚，修齐治平而已。此又可分为四门，曰义理、曰考据、曰经济、曰辞章，而根本则在义理。汉学以音韵、训诂之学为大本，实谬矣。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不外看史。”
兆华本打算以义理引出经济之学，没想到他竟然来了一句“经济之学，亦在义理”。曾国藩虽然宗程朱理学但并不像倭仁一样是个书呆子，也知道理学“遗新民而专事明德”（注三）的毛病，怎么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呢？莫非是他担心说错话，不愿太过张扬？也许他现在的思想还没后来那么先进？兆华也没再多想就继续按照原有的思路说道：“哈哈，好一个‘经济之学，亦在义理’，只可惜天下像爱卿这样能通经致用的读书人太少了，大多数士子读圣贤书、做八股文最后还不都是为了功名利禄。无论朱子理学还是阳明心学追根溯源都无外乎性命之学，能彻底弄明白这些学问固然可以成为一个清澈之人。承平之世这也自当成为天下士子的追求，但如今国家内忧外患此起彼伏，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朕觉得单凭治经读史真是难以应对呀！”
“皇上深谋远虑，臣受教良多。只是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知皇上从何说起？”曾国藩有些不解地问道。
“呵呵……”兆华轻松地笑道：“前日户部普查人丁的结果出来了，全国丁口一万万零五千多万，由此推算我天朝人口男女老幼都算上怕是要超过四万万了。朕来问你，过去历朝历代何曾有过这样多的人?”
“世宗宪皇帝（雍正）摊丁入亩之革新使无田和少田的佃农得以摆脱丁银之困，遂使国朝人丁大大超越以往的历朝历代，终于成就了乾隆朝的盛世局面。”
兆华听了这话，那叫个“汗”阿，如果穷奢极欲外加人口众多就是盛世，那这个盛世也太不值钱了？
“人丁众多虽为盛世之局面，但过犹不及。今日之丁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承平既久，生齿日繁，而田不加增，于是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此朕所忧也。听江宁来京的官员说到，江南一带市井之中闲人占到十之三四，闲人一多必然滋事，这全是人多地少所致。江南百业兴旺之地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地方呢？乾隆年间翰林洪亮吉曾以此话题做《治平篇》，爱卿可曾读过。”兆华道。
“臣知洪亮吉其人却未尝读过此书，还请皇上赐教。”
“这篇文章对人丁繁衍的问题鞭辟入理，写的极好，朕就念一句给你听吧：‘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听明白了吗？天地不能不生人，难道义理能使人不生？所以朕以为此事乃读史所不能决，也是朕所说三千年之大变局的一个方面。”
“皇上所言使臣如沐春风、茅塞顿开。皇上所虑之深远让微臣望尘莫及。”
真没想到曾国藩也会拍马屁。兆华接着开始说第二个方面，“爱卿对西洋风物可了解。”
“微臣曾经读过前福建巡抚徐松龛徐中丞所著《瀛寰志略》一书，至于西洋之夷人尚未见过。”
“那你以为《瀛寰志略》这本书如何？”
“启禀皇上，微臣不敢隐瞒，微臣以为此书颇有张大英夷之嫌，且不少御史言官和臣持论相当。”
“呵呵，你这是典型的想当然。”兆华继续微笑着说：“你第一没到过西洋，第二没见过西洋之人，只是以讹传讹凭借固有的看法说徐中丞张大英夷，这不应该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啊。徐中丞虽未到过西洋，但却和西洋各色人等打过交道，难道你觉得徐中丞是在胡编乱造不成？”
“回皇上话，徐中丞或有道理，然自古华夷有别，此圣人教也。西洋皆夷狄之邦，哪有如此先进？道光二十年英夷犯我海疆，初为林文忠公所败，后因琦善、穆彰阿、耆英等人一味主和，而宣宗成皇帝罢免主战派督抚疆臣，遂痛失好局。若非罢免林文忠公，焉会有后来丧师辱国的《江宁条约》。英夷所倚者不过坚船利炮，此等奇技淫巧，想必我天朝工匠多用些心思、多花些时日，必能远胜于彼。”曾国藩觉得皇上去年罢免了穆彰阿和耆英，近日又将琦善斩首，所以应该是坚决主战的，也就大着胆子顺道数落了一句道光的不是。
数落道光的不是，兆华倒不在乎，但怕就怕曾国藩看不到西方人武器的先进、科技的发达，仍一味以为那是奇技淫巧，盲目地以为只要像林则徐那样就一定能制服夷人。
不过话说回来，天朝的这些士大夫但凡有点骨气的大抵如此，兆华觉得不拿真凭实据说话，曾国藩的思想工作算是做到头了，好在已经取得了一点成效。
“爱卿所言差异，朕今天就不多说了。不过你要知道，义理之学的精要皆在于安身立命的道德形上之学；先儒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问有些可以从经史中得到，有些却必须要我们后人抛开经史、发明创造，说起来这都可以归结为《易传》中‘生生’的意思，以后你要多用心体会才是。”
“蒙皇上点拨微臣一定悉心体会。”曾国藩道。
兆华直接把义理之学定格在安身立命，虽然曾国藩没有反对，但以他对理学的造诣自然不屑一顾，否则宋学早就被汉学打得满地找牙了。但后面一句，兆华剽窃后世大德们的说法确实让他醍醐灌顶，由此曾国藩也对兆华以及兆华的老师杜受田多了几分敬佩。
“朕也知道你虽宗朱子但治学却无门户之间，善于应时切要，择长而用，这样自然最好不过。但西洋夷人远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简单，有朝一日你发现了他们的长处也一定要‘择长而用’，不可因他们是夷狄而起轻彼之心。”
听了兆华这么一说，曾国藩心里暗暗称奇，皇上怎么这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治学无门户之间，又怎么知道西洋夷人的厉害？心里这样想，嘴里却下意识地回道：“皇上教诲臣终身牢记在心。”
曾国藩说完后兆华稍微停了一会继续说道：“曾爱卿，你在朝中已经遍历六部，中枢的事情已经很熟悉了，所以朕打算派你到地方上去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派你到湖南你的老家做巡抚你愿意吗？”
按说京官干到能外放就算熬出头了，而且从侍郎到巡抚虽是平级，但实际却高了一格，对曾国藩来说自然是好事。可清朝有避嫌的规矩，本省人不做本省官。于是曾国藩提醒道：“皇上，让臣到湖南做巡抚怕是与祖制不符吧。”
“朕就是要打破祖制。皇考以守成自居，殚精竭虑三十多年还不是被英夷打进了南京，变法虽难，但此时若再不振作，我中国怕是要不保了啊！”兆华的这句感慨，着实让曾国藩吃惊不小，不过也让他看到兆华锐意改革的决心和用人不疑的气度。
“臣谨尊皇上口谕，愿意到湖南任巡抚一职。”曾国藩大声回答道。
“你先不忙着上任，回去好好想想到湖南后有哪些事情要办，哪些最要紧，哪些要坚持不懈，三天后再来陛见，到时候朕亲自为你送行。”
送走曾国藩，兆华觉得又了了一桩心事。而曾国藩在回家的途中，一路哼着湘中小调，内心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仔细回味着兆华所说的话，越发感到自己生逢在一个前所未有而又前途未卜的变革时代，同时也遇到了一位年轻有为敢说敢做的明主，自己一身的正气和满腹的才华这下终于可以施展出来造福天下苍生了。此时的他似乎已经忘记了咸丰刚刚继位时候的优柔寡断，或者干脆认为那是韬光养晦的权宜之计。
回到家中，曾国藩开始静下心来思考和皇上的谈话。当他回想起兆华所说“以讹传讹凭借固有的看法说徐中丞张大英夷”这句话的时候不禁产生深深的自责。他在日记中如是写下：
“余平素常以‘实’字自警，以杜虚妄骄奢空口论道之举，然余以道听途说之词谓‘徐中丞张大英夷’岂有半点笃实之心？真愧见人矣。……幸得君上点拨，日后当以此为戒，”【《曾文正公日记》南京学生书局孔历2485年影印本】
注一：提到倭仁大家都会想到那个反对洋务，喊出“以忠信为甲胄、以义礼为干橹”这样搞笑口号的老顽固。其实，倭仁捍卫的未尝不是中国文化最后的道德命脉（他本人是蒙古族人）。倭仁固然有他迂腐的一面，但我们也不应小看古人的智慧，近代以来中国的精英阶层正是因为丧失了这种传统的道德命脉而使国家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潭。
注二：宋学狭义上是指宋代的程朱理学，汉学是指两汉经学，和现在人们常说的“西方汉学家”的汉学不是一个概念。清朝宋学和汉学一直存在严重的门户之争，双方的学术战斗持续了上百年。
注三：出自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意思就是说朱子理学重视义理道德教育而忽视经世致用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