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研究——兼对《“补课论”批判》所做的答复——上（转载）
作者：哲思
大约在去年年底或者今年年初以前，我还是信仰着“一国胜利论”的，但是，现在我离开了这个理论。放弃了自己坚信了十几年的理论，对我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其间并不象弹烟灰那么容易。现在看来，即使在我坚信“一国胜利论”的那段时间，也并不是没有丝毫保留的。这个保留点就是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方面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考察，后来成为我离开“一国胜利论”的起点。
分工是产生商品经济的最根本的原因，用黑格尔的语词来说，分工的存在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内在的“根据”。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就是：
“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7页}。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6页}。
“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私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页}。
东方的社会主义者们，在自己的实践中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性。虽然我们把他冠名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是，名称可以随便取，产生商品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由这种结构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是改变不了的。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社会的本性，因此，我们首先要做就是暂时抛开其他的外在的作用于社会本性的因素，直接去考察这种社会的本性即经济结构本身。这个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
我们也将按照费尔巴哈说的那样：
“科学是对类的意识。在生活中，我们跟个体打交道，而在科学中，我们是跟类打交道的。但是，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性当作对象来对待的生物，才能够把别的事物或实体各按其本质特性作为对象”。{《基督教的本质》第29页（商务印书馆）}。
我们知道，东方社会在他开始宣布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时候，总的说来，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仍然是以个人劳动力为主要生产力的小生产，小农业是这个社会最主要的经济基础，旧式的社会分工仍然是这个社会的人们进行他们的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正如保尔.拉发格所阐述的那样，小生产使社会生产必然带有个人主义性质{参见保尔.拉发格《财产及其起源》}。而社会分工（没有特别说明，我们总是指的是旧式分工），我们可以看看恩格斯的阐述：
“现在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的下述的幼稚观念：无须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无须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zhan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而与此同时整批的人却依旧为生产某一种物品所奴役，整批的“居民”依旧被要求就业于一个生产部门，而人类却依旧和从前一样，分成一定数目的不同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变种”，就像现在的“推小车者”和“建筑师”一样。社会应该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同时让每一个人依旧做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奴隶，而仅仅有选择哪一种生产资料的权利。同样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怎样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看作“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只能在烧酒酿造业和甜菜制糖业这两个具有普鲁士特有的结合方式的部门中发现一点小小的缓和剂；他怎样使工业在全国的分布取决于将来的某些发现以及取决于生产直接靠近原料开采的必要性——这些原料，现在已被用于离开原产地越来越远的地方了！——他在结束时又怎样力图用下面的保证来给自己留下退路：社会的需要终究要使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即使这违反经济上的考虑，就是说，似乎这样做会造成经济上的牺牲”！{《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6页}。
“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他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21页}。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2页}
“诚然，对于杜林先生那种从有教养的阶级那里继承来的思维方式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总有一天会不再有职业的推小车者和职业的建筑师，曾经在半小时内作为建筑师发号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时间的小车，直到再需要他作为建筑师活动时为止。好一个把职业的推小车者永恒化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40页}
大家可以看看，恩格斯在上面论述了分工带来的必然的社会后果，同时指出杜林的：“无须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无须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zhan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这种观点是幼稚的观念；同时还讽刺杜林的这种社会主义是“好一个把职业的推小车者永恒化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并且，他在论述中还非常明确、非常直接地指出：
1、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2、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
很显然，在旧的社会分工还存在的情况下，所谓全社会（全民）可以zhan有全部生产资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可见，正因为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直到他们灭亡为止都没有能够消灭旧的社会分工，所以他们就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这不仅是个一般的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个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问题，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问题。正如我在自己的那篇短文说的那样：“这种旧式分工还存在一天，人民就不可能掌握全社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所谓全民所有制不过是空想和不真实的存在。所谓全民zhan有在逻辑上就是全民都不zhan有，因而在现实中就是以消灭分工为前提才能实现的经济体制，这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除此之外，如果深入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宣传的“按劳分配”的实现也是要以消灭分工为前提的。按劳分配实现的基础就是要把不同质的劳动转化为同质的劳动。正如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一样，绝对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事物总是处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之中的，而联系本身从逻辑上反映出来就是个别与同一的统一，就是特殊，事物总是以各自特殊的方式彼此发生联系的。既然我们否认这个世界上有绝对孤立的事物存在，那么反映到逻辑上就是必然要承认绝对的同一是不存在的，同一本身就是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形式就是运动，事物总是在运动中保持同一的。拿劳动来说，一方面，各种特殊劳动是不同质的劳动，他们有着不同的衡量劳动的特殊标准，简单劳动的一小时不可能等于复杂劳动的一小时；另一方面，不同的特殊劳动又都是人类劳动，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着同一的东西，因此，他们就应该能够相互比较。资本主义是怎样实现不同质的劳动转化为同质的劳动的呢？是通过商品交换实现的。我们先来简单的考察一下这个转化过程的运动形式，当由于竞争使某个复杂劳动的价格低于简单劳动的价格时，就会有很多劳动力脱离这个复杂劳动部门涌向简单劳动部门，直到这个复杂劳动部门由于劳动力的减少，竞争减弱，价格又回升到自己的价值以上为止。商品交换的这个运动过程告诉了我们一点，那就是，不同质的劳动的转化是在社会过程背后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转化的实现是以竞争引起的往复波动为其实现形式的。那么，能否直接实现不同劳动的转化呢？回答是不能！盲目的竞争是可以消灭的，但是，不同质的劳动的直接转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他实现不同劳动的转化必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当我们抛开私有制这个特殊的规定性，因而抛开这个特殊的规定性引起的事物之间特殊的联系方式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呢？还剩下运动！是怎样的运动呢？是劳动者在不同劳动部门之间的“自由”运动，这就是消灭分工的运动。
因此，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在物质生产领域内消灭分工，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当然，消灭分工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的，这个我们下面就会涉及到。
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南斯拉夫关于自治的理论中有关这方面的探索。曾经作为中南两党恢复关系后常驻南斯拉夫的记者，在南斯拉夫生活了近两年的中国人迎秀在他写的一本书中介绍说：“约万诺夫又接着说自治的基础是什么？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他强调说，‘社会所有制不是国家所有、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而是全社会所有。它意味着，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人有权管理生产资料，创造总收入的人有权分配总收入”。（《我所看到的南斯拉夫》第7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版）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不可能没有分工，因此，所谓消灭分工的意思就是指个人能够而且必须能够在社会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流动，分工不是固定化的。而这种固定化的分工与私有制就是一个意思。在这种旧式分工还存在的社会里，阶级和剥削就是这个社会基础必然的产物，而要达到消灭分工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的：
“同样，消灭旧的分工，也不是只有靠牺牲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一种要求。相反，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机器生产不需要象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些职能，从而把按不同机器分配一批一批工人的情况固定下来。由于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把一种特殊工人专门培养成机器工人。’但是，资本主义的应用机器的方式不得不继续实行旧的分工及其僵化的专门化，虽然这些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机器本身就起来反对这种时代错误。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调动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随时可以利用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马克思《资本论》）”。{《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4页}。
可见，大工业即机器大生产是消灭分工的经济条件，而恩格斯说的：
“现在，这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而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使劳动时间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3页}。
即是说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消灭分工的政治条件，而这个政治任务的提出正是人类经济条件发展到一定历史水平才有可能提出的历史任务。只有在大工业成为一个社会主要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成为社会最基础的、具有决定性经济意义的劳动阶级的时候，这个历史任务才会变成这个社会迫切的政治任务交由无产阶级来执行。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指出：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流亡者文献－－－－论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综上所述，由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最终并没有实现消灭分工，因而他就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相信能够通过实践、通过一定的时间最终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但是，现实社会的性质并不是以人们的计划和头脑中的想法为依据的；也不是以未来的、尚未实现的社会生产方式为依据的。现实社会的性质是由现实存在的社会的生产方式为依据的，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着现实社会的性质。
上述那种分工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各自社会位置的直接体现，不管英雄人物的计划多么宏大，确保现有社会的生存总是最基本、最现实的任务。为了创造新的历史，首先就必须保证现有的社会的生存，而为了保证现有社会的生存，人们就不可能不进行社会生产。毋庸质疑，人们不可能从想象的、理论的、一般的基础开始他们的社会生产，人们必须而且只有可能从现实的基础上开始他们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般的生产或者生产的一般，这种生产从一开始就是被现实的历史条件所规定的、在十分确定的现实基础之上所进行的生产。“人们怎样脱离动物界，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恩格斯语），于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就只能在旧式分工的形式上开始了他们的历史活动。正因为这样，私有制和剥削就仍然是这个社会必然的产物。剥削并不是单纯的道德范畴，剥削归根结底是一个现实的经济范畴。这种现实的经济关系不管人们是否承认，他总是特定社会经济结构新陈代谢的必然产物。借口有一个长远的关于消灭剥削的计划和制造一些法律方面的相关条文，从而根据这些东西否认现实社会的阶级和剥削关系的存在是非常荒诞的。以旧式分工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社会，本身就是依靠剥削才能保持其社会生存的社会，本身就是建筑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这种性质不会由于这个社会的领导人的道德因素或者法律方面的规定而发生改变，也不会因为人们知道了某种关于消灭剥削的理论而发生改变。
上面我们谈了一些对过去社会性质的认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那东方过去和现存所有曾经宣布自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没有真正的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苏联的社会主义者们在他们的国度里曾经建立起以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社会，由此我们似乎有理由说那里已经是社会主义了,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看到的这个社会,他既没有实现象社会主义社会那样的消灭了旧式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也没有实现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单纯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联系。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本质上不就是指个人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社会力量的结晶吗？不就是意味着由于个人之间盲目地相互作用，从而个人不能控制他们之间进行社会交往时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吗？这种社会关系不是体现为个人的力量，尽管他是社会个人进行活动的结果。他体现为与个人对立的私有制的力量，按照哲学家们的话说就是体现为人类个体与其“类”的对立、人类的异化等等。而个人就始终活动在他们的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普遍分离的界限之中（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参阅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但是，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就演变成为现代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不知不觉中却作用出一种与以往全部私有制根本对立的、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社会背景。这种全新的社会背景预示着使以往个人成为某种特殊门类、变成某种狭隘经济变种的经济活动方式已经开始失去他存在的合理性，取而代之的将是流动的、不会使人们被特殊劳动条件规定为特殊劳动者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而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达到上述这种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才把私有制内在的矛盾推向了顶端，从而产生出扬弃全部形式私有制的历史根据，从而才使得私有制的全部发展过程得到扬弃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随着资本主义的摧毁，私有制的渐进的量变过程被质变所中断，一个新的社会物种就此诞生了。这正如黑格尔所形容的那样：“犹如在母亲长期怀胎之后，第一次呼吸才把过去仅仅是逐渐增长的那种渐变性打断——一个质的飞跃——从而生出一个小孩来那样……，可是这种逐渐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了新世界的形相”。{《精神现象学序言》第7页（商务印书馆）}。
由此看来，任何力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或者阶级如果不能在革命胜利后立即建立起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不能立即使得消灭了旧式分工的生产的社会形式成为社会基本的、主要的生产形式；如果不能使这种暂新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经济力量成为社会全部或者至少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力量的话，那么所谓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无疑就仍然是一种幻想，一种用现代词句掩盖了的幻想，因为一切被消灭了的旧东西很快就会死灰复燃。人类尽管在他们的幼年时期多么象低等动物，尽管他们那时身上还到处显露出低等动物的痕迹，但是，他们毕竟有着与低等动物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人类的生产方式尽管在开始的时候似乎显得比动物高明得不到那里去，但是，他毕竟与动物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我们只看见量的区别而忽略了质的区别，如果只注意到事物发展过程的连续性而没有看见事物发展过程的间断性，那么我们就完全违背了客观事实，违背了客观辩证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们的个人生活与他们的社会生活对立起来，从而作用出经济学中的价值范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则把人们的个人生活与他们社会社会生活统一起来。在这种社会里，价值范畴是不存在的。可见，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是多么滑稽可笑！这种理论无非是旧式分工还顽固存在的反映，无非是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在以自发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形式，……”（《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9页）。
由此可以看出，那些导致对过去社会性质错误认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很多人不是从现存社会的经济结构，不是从现存社会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判断现存社会性质的依据，他们往往是从现存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某些东西，是从现存社会的哲学中，从现存社会的某些社会领导人的计划和理想中去寻找判断现存社会性质的依据。这些做法不管动机如何正直和善良，但是却仍然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提《“补课论”批判》中引用的列宁的那两段话：
“（1）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但是谁也说不清楚这种一定的文明水平究竟是怎样的，因为这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历史发展情况中是不同的，即使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
（2）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对于列宁的这两句话所在的原文我没有看到过，因此，为了避免偏颇，我只想单独对这两句话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句话其实上面我已经做出了回答，就这句话而言，显然是偷换概念了，这里是用事物量变的概念偷换了事物质变的概念。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文明的发展水平的确不一样，这一点不是自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才有的现象，人类社会的一切时代都有这个现象存在，但是，我们是不是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建立社会主义没有某种客观的标准呢？完全不是！机器大生产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文明的质的标准。原因很简单，只有机器大生产才有可能短时间内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并把人类生产自己生存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降到非常低的地步，以至于人们能够获得比较充足的时间去从事精神方面的发展，从而为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裂创造了条件。此外，机器大生产把一切原来复杂的劳动都变成了一些简单的操作，变成了简单劳动。最后，机器大生产本身只有建立在个人之间密切协作的基础上才能够正常进行，个人能力的自然差别在这里不具有、并且越来越不具有经济意义，只有协作本身才具有经济意义。这样，社会个人之间的协作就变得牢固不可摧灭了，反映在生产关系上，平等互助才不再是体现为外在的、偶然的、自发的因素，而体现为内在的、必然的、自觉的因素。而机器，不论是过去较为简陋的机器还是现代高度发达的机器，它们在基本性质上都具有上述经济特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才会不遗余力的去推动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才会说我们不能等到资本的战车把最后一个小生产者碾碎，才去组织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如果没有这种性质的生产力出现或者这种性质的生产力还没有成为一个社会的主要的经济力量，那么，所谓的建立社会主义当然就只能是一相情愿的空想，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恩格斯为什么会说：
“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流亡者文献－－－－论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我们可以推动一个社会从生长到灭亡进程，从而加速历史的进程，但是，我们却不可能凭空创造出一个新社会来。可见，问题不是来自于人们不能理解上述结论，问题来自于人们的幻想，而《“补课论”批判》中援引列宁那第二句话就正是体现了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第二句话：“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利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追上别国人民的前提是可能的，利用这种前提追赶上别国人民也是可能的，但是，“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却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能否追上别国人民，问题在于建立的是否真正就是社会主义？如果暂时不是社会主义，那么我们的党能否保持不变质？能否保证在以后条件具备后就立即无可争议的率领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