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尽孝道送给父亲的礼物，李氏昆仲对礼园可谓煞费苦心。为了建园，李龢阳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花园子为参照，悉心研究庭园建造。私家园林讲究精巧，布局典雅，细到不起眼石头，都要着重突出漏、瘦、透的特色。李龢阳主持建造的礼园，景观众多，既有创意且布局合理。蓊郁的古树婆娑掩映着宜春楼、桐轩、榕湖与绳桥等。苏州园林式建筑群，风格别致，独具匠心。“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鸟语花香的礼园因地势绝佳，风景优美，加之构筑精巧，故园林之胜，甲于西南。
李湛阳负责交际公关，他试图用语言文字藻饰礼园美景，使名园、佳句千古流传。礼园落成时，李湛阳特邀大批文人名士前来捧场，吟诗作赋，顺便给各处景点取名，并辑为《礼园札记》一册。《礼园札记》就是当年社会名流对礼园景物吟咏的诗文集，因之，使得整座李家花园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据札记所记，礼园落成时，名人雅士纷纷前往，搬弄词章，吟诗作赋。其时，到重庆供职或小游的军政大员、文人学士等，不少都因与礼园的主人交好而成为园中的座上客，一时间“四方之士道渝者，枉相存焉……朋来则纵饮相角以诗”（摘自《礼园札记》）。这些诗文的作者中，包括当时的云贵总督林绍年、四川护院王人文、四川盐茶道赵藩、贵州提学使陈荣昌、四川议长蒲伯英（蒲殿俊）、侍御翰林赵熙、翰林院检讨王闿运、翰林院庶吉士宋育仁、四川军政府秘书厅长向楚、云南督军蔡锷、湖南布政使郑孝胥等……民国初年，蜀军统领熊克武率部进驻重庆时，亦伫足此园中。
《礼园札记》中有李湛阳对礼园的记述：“大江（长江）自西来，与涪江（嘉陵江）合，山介两江间，如修蛇曳尾，城当水汇，浮图关控其上游，城之外十三里，关之内两里，即园也。地曰鹅项岭，跨山之脊，两江列几案下，自城而望之，若天半然。”这是描述礼园居处的地势，高天下的江、关、岭、园，显得大气磅礴。
礼园建成之初，即有“园极亭馆池台之胜”的说法。光绪年间进士宋育仁是重庆历史上第一张报纸《渝报》的创办者，巴蜀地区维新变法派领军人物。他的《题礼园亭馆》诗曰：“步虚声下御风台，一角山楼雨涧开。爽气西浮白驹逝，江流东去海潮回。俯临木杪孤亭出，静听涛音万壑哀”，对礼园风光描摹颇有传神之处。
李耀廷李湛阳父子有一个好友，姓赵名熙，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清庭侍御，也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儒。此人学识渊博，能诗善文，书法精妙，集诗人、书法家、文学家、教育家于一身。梁启超、郭沫若、朱德、吴玉章都曾是赵熙的学生。据说，梁启超对老师的古典文学修养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说：“仆为文浅薄庞杂，吾师得毋呵其为野狐禅。”有一次，梁启超的几首诗在文人中传看，众人皆诧异，几日不见，他的诗竟有如此精进之境，后来见到梁启超诗原稿，始见赵熙“点窜者过半”。梁启超和康有为曾支持袁世凯，为此，赵熙曾远渡日本劝说梁启超不要支持袁世凯那样卑鄙之人。虽然当时梁启超没有听老师的话，过后袁世凯原形毕露，才觉得老师说得对。
赵熙曾任重庆东川书院山长，人称“晩清四川第一词人”、“巴蜀大名士”。今重庆解放碑的前身“抗战胜利纪功碑”，这七字即为赵熙所题。
“1912年，时袁世凯任大总统，为了拒绝袁的拉拢，赵熙携眷避居上海租界。为助熊克武、黄复生购讨袁军械，担保巨额贷款。后与周善培、王人文同游日本，与康有为，梁启超盘桓数月。是年冬，携眷回川抵渝。寓友人李湛阳浮图关下之“礼园”（即今之鹅岭公园）。当时，门人仅向楚、陶闓士在渝，日以民主革命理论相互讨论。熊克武适从川军第五师师长兼蜀军总司令驻重庆，熊及诸参佐皆乐从先生游，礼园之门，几无日无国民党人之车辙马迹。而礼园中之亭台池馆如红荷湖，涵秋馆等数十处景观，皆先生题名赋诗，盖亦山城雅事也”。——（摘自《赵熙传记》）
注：蒲殿俊(1875—1934)。字伯英，四川广安人，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代表人物，辛亥四川保路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一名积极的斗士。
注：郑孝胥(1860—1938)，中国近代的政治人物、书法家。福建闽候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举人，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光绪十七年(1891年)，东渡日本，任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次年，升日筑领事，调神户、大阪总领事。郑孝胥曾参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时期，郑孝胥也曾经参加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储蓄银行的创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动等。1906年，被推选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参加立宪运动，要求清廷尽速召开国会。
郑孝胥学贯中西，尤其是在书法上，傲视天下。他的字可谓一字千金。近代中国“交通银行”四个字，就是以四千两银子从他手中索取的。1915年刊印的的初版《辞源》的书名“辞源”两个字，他即收润笔费五百两雪花银。为商务印书馆题写馆名，只五个字，即索银每字两千两。尽管已经写好了，可是由于商务印书馆要求其在题款时，应注明题于“民国某某年”，这下可激怒了这位大清遗臣，他当场将墨宝付之一炬，一万两白银就这样付诸东流了。民国成立之后，郑孝胥依然长辫在头，房中插着黄龙小旗。袁世凯、黎元洪曾先后请他出任教育、交通总长，但郑孝胥均以“不事二主”为由拒绝。段祺瑞组内阁，电招郑孝胥任交通部长，郑孝胥回电：“家有小事，不能前去”。一心复辟的郑孝胥的这些举动赢得了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庄士敦（英国人）等保皇派的好感。他们以郑孝胥“有骨气、道德文章、才干魄力在中国找不出第二个人”为理由，将他推荐给了溥仪，成为溥仪后半生最亲近的大臣。郑孝胥在给溥仪讲《资治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溥仪未来的“帝国”上，他说：“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康熙）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郑孝胥谈富国强兵之计，说：“极简单，两字妙诀，‘借款’而已。”闻者不解，郑私语曰：“我国借了外国人的款子，外国人穷了，我们便富了！”
注：野狐禅，禅宗对一些妄称开悟而流入邪僻者的讥刺语。用以比喻似是而非之禅。谓所为不契合禅之真义，然却自许为契合。惯用小聪明和主观见解曲解佛法，喜欢在黑山鬼窟里做活计。后以“野狐禅“泛指歪门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