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川汉铁路东起汉口，经宜昌、夔州、重庆、永川、内江、资州，终点CD全长1980公里，耗资甚巨，预计筑路费用约需银5000万两以上。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英、美等国向清政府外务部强索川汉铁路路权日紧，四川绅民保路的奔走呼号日急。同年，锡良由热河都统调任四川总督，在民众舆论压力下，他奏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清廷令外务部议奏，外务部奏复同意。锡良到任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1月在CD成立了官办川汉铁路公司。它以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对应姿态出现。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月，川汉铁路公司议定《集股章程》，决定自力更生，由四川民众集股修路，杜绝洋人染指。章程规定，川汉铁路“不招外股”，不借外债，是以专集中国人股份，“非中国人股份，概不准入股”。股票如要转让，“惟只售予中国。倘转售或抵债与非中国人，本公司概不承认，股票作废”。1907年3月，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续订章程》再次重申：“公司专集华股自办，无论整股零股均惟华自购，不附洋股”。
川汉铁路股本共有四个来源：（1）抽租之股（按柤抽谷入股）；（2）认购之股（官绅商民以己资入股得利）；（3）官本之股（国家拨款）；（4）公利之股（川汉铁路公司开办别样事业之利）。其中，最主要的来源是：“抽租之股”。抽收办法是：“凡业田之家，无论祖遗、自买、当受、大写、自耕、招佃，收租在十石以上者，均按当年实收之数，百分抽三”。“若敢违抗不完，即由经理之绅董团保禀请州县官提案究追”。因此，这是凭借官府、依靠士绅强制抽收的股份，当时人称“铁路捐”。
川汉铁路公司主要采取了强制性抽租入股方式，在全川普收铁路捐，因此，集股成绩相当可观。截至1911年，公司共收股金1645万余两，在全国八省商办铁路公司中位居第一，其中租股一项就占76％以上。租股成为川汉铁路公司的经济命脉。
租股扰民，早已成为四川的一大弊政。一方面是农民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是租股被大量浪费、挪用、贪污，成为把持铁路公司的绅商们的小金库。川路公司烧钱堪称一流，至1908年铁路一寸未修，其筹集的800多万两资金已经有150多万两花在公司雇员工资及办公经费上，四川铁路公司一个小小的经理人居然动用了已筹股本的一半在上海炒股和放贷，并且基本都脱离了任何监控体系的视线，最终折亏300余万两。另外在重庆铜元局项目上投资失利，公司200余万两损失殆尽。
正如四川留日学生在《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中所说：“租股之害，莫大于扰民；租股之弊，莫甚于中饱。”既得利益者们巧妙地将自己藏在了民意的石榴裙下，本是政府、绅商、民众的三方博弈，被他们变成了政府和民众的博弈。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发现租股利息被中饱鲸吞后，曾经专门出具公文查禁，他还亲自查处了一批官员，但是毫无成效，他本人反而得罪了全川基层官员，埋下日后被残酷处决的伏笔。
尽管民间对引进外资充满疑虑，但外资独资修建的铁路的丰厚利润令大清朝野信服和艳羡：南满铁路（日资），1906年收入为75万余两到1908年收入就增加到143万余两；胶济铁路（德资），1905年的收入是191万两，1910年增至373万两。其实，早在三十多年前（1876年），英国人在上海偷偷修筑了吴淞铁路，通车几个月后其公里收益率就超过了伦敦铁路，跻身世界上利润最高的铁路之列。引进外资后，大清国的铁路建设大大提速，京汉铁路（1906年）、沪宁铁路（1908年）、汴洛铁路（1909年）等都迅速建成并顺利地进入了盈利期，扣除了利息后还是有巨大的利润。引进外资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铁路建设，从根本上杜绝了路权的丧失。引进外资本身常带的不平等条款，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列强之间的相互制约而逐渐消解。实际上，民营铁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暴露的大量问题，已经令朝野开始审视这种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可行性。盛宣怀指出，在中国当时的社会资本条件下，单纯的筹款自办是“与实事毫无补救的徒托空言”，铁路要大发展，必须收归国有，必须引进外资。这实际上也是中央政府下决心将铁路收归国有的原因之一。
宣统三年（1911年）1月9日，清政府诏定铁路干线国有。
5月23日邮电部大臣盛宣怀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代表在北京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夺路于国人，卖路与外人，政府的行为激起了全川人民的愤怒。
铁路问题在大清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对于中国在学习日本名义下的利权回收运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不以为然。他告诉英国驻日本公使窦纳乐，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内政，然后才能对外收回利权，“慎重和调和的政策”对于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在伊藤博文被刺死前三天，他到访中国，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时说：“中国初办宪政，一切正在艰难，民意断难即恃，更不可妄恃强力。贵国现在热心主张收回权利，收回权利固属好事，然不知收回权利尤须能保此权利不更为他人侵害。若徒将权利主张收回，而不能实保权利，则旋收旋失，徒然无益。一切机关俱不完全，则尚非真收回权利。此次我系旁观之人，故特反复言之，尤愿贵国以后千万勿以‘感情’二字作政治上之观念。”
6月17日，四川铁路公司召开大会，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明确提出“保路破约”的口号。6月28日，重庆以“出股亦较他处为多，因无坐视濒亡之理”为由，召开了股东大会，到会四千余人，“激昂慷慨，不愿以性命相依之铁路直接送诸府政，间接送诸外人，全场一致，誓死必争。”会议决定成立重庆保路同志协会，“无论股东、非股东均可入会，以协助会为目的”，并且指出“铁路致归国有，修路出于借款，又以权利作抵，则名为国有，实则外有”，“吾人拼死以争者，非仅股本之关系，亦非仅铁路之关系，直国家存亡之关系也。”
1911年8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召开时，同盟会重庆支部派朱之洪以股东代表资格到CD开会。朱之洪临行前向杨沧白请示，杨叮嘱说：“同盟会应趁此时机，转化保路运动为反满革命运动，宜和CD同志商讨策划。”这时杨沧白正与陶闿士多方筹集经费购买枪弹，加紧准备武装起义。杨对朱说：“在会上，君一定要坚持民众的要求，不要破坏路约，决不能被清政府官员降服。铁路股东大会一定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全川保路运动爆发之时，重庆方面在杨沧白的领导下，一方面选派朱之洪为川汉铁路重庆保路协会代表，赴CD出席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另一方面则积极谋划革命。当时，杨沧白鲜明地指出：“此非根本革命，无以拯民，保路云云，要皆枝叶耳。”（摘自《杨沧白传》）
注：伊藤博文(1841——1909年)，日本近代政治家，日本第一个内阁首相，第一个枢密院议长，第一个贵族院院长，首任韩国总监，明治宪法之父，立宪政友会的创始人，四次组阁，任期长达七年，任内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使日本登上了东亚头号强国的地位。官至从一位、大勋位、公爵。他是文治派，他的不朽功业是建立了一种有生命力的立宪制度，使日本能够有秩序的进行政治和平演变，民众得到日益扩大的参政机会。
注：杨庶堪，字沧白，晚号邠斋，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人，中国民主革命先驱、辛亥革命元勋、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孙中山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助手之一。1906年春，同盟会重庆支部（同盟会全国设五大支部，重庆占一席）创立，杨庶堪为负责人。此后，杨庶堪成为四川的革命派领导人之一，投身革命思想宣传及组织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后，杨庶堪、张培爵、朱之洪一起领导了重庆辛亥起义。此后参加了护国、护法斗争，先后任四川省省长、***本部财政部长、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广东省省长、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等要职。参与了***的改组、***一大的筹备等重要活动。抗战爆发后，拒绝汪精卫的拉拢利诱，拒不出任伪职，抛妻别子，转抵重庆参加抗战。1942年8月6日，杨庶堪在重庆南岸病逝，享年六十二岁。逝世后举国哀悼，并按国葬礼仪，将杨庶堪的遗体安葬于巴县东温泉。1943年7月19日，国民政府在杨庶堪事业发源之地重庆府中学堂旧址，建立了“杨沧白先生纪念堂”，并将其所在的炮台街，改名为“沧白路”，将其出生地巴县木洞镇改名沧白镇，以纪念这位辛亥革命的赫赫功臣。
注：朱之洪(1871——1951年)，字叔痴，四川巴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与杨庶堪等组织反清组织“公强会“。同盟会重庆支部成立后负责宣传、联络工作。宣统三年(1911年)，重庆成立保路同志协会，朱任会长。曾参与密谋重庆辛亥起义。重庆起义成功后任“蜀军政府“高等顾问并兼大汉银行总办。1912年，作为蜀军政府全权代表与CD四川军政府“谈判并签署了合并草约。1913年，参与“二次革命“兴军讨袁。1925年，任中国***四川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年，与温少鹤等倡议筹办重庆大学。1933年，任巴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并兼《巴县志》协修。晚年致力史学。1951年去世。
图一.伊藤博文肖像
图二.杨庶堪（沧白）肖像
图三.朱之洪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