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滇省僻远穷困，财政不敷，历年需由川、鄂、江、浙等富省调银资助，称为“协饷”。光滇省绿营官兵俸饷，有闰之年，就需银70余万两，无闰之年需银60余万两。加之滇黔动乱时起，仓卒有事的情况下，所需军饷更多。滇省筹饷维艰，每月所短，均由外省协拨，且远水不解近渴，始终是困扰地方行政官吏的问题。为了提高银两周转效率，及时解决所需经费，光绪三年（1887年），云贵总督岑毓英疏奏：“现在部臣指拨各省协滇军饷，如浙江、广东、江西，距滇较远，筹拨起解，往返经年，缓难济急，请饬改作京饷。另由川楚等省应解京饷，改拨济滇，两无窒碍。”这是解决经费并从距离上避远求近的合理化建议，奏折获准。但是，就此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清代货币主要为银锭和铜钱，携带不便，大量银两运转更难。长途运银，由于旅途不靖，易遭抢劫，得由官兵或镖局武装押解，兴师动众且延误时日。协饷款一年多至数百万银两，解运十分困难，故解款方式上极需有所讲究。而汇兑仅凭汇票一纸，既方便，又安全，且省时。天顺祥票号的崛起，为解决滇省协饷款解运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于是，天顺祥票号义不容辞承担起了为滇省解兑协饷款的业务。
还在岑毓英围剿杜文秀回乱时，曾与王炽的天顺祥打过交道。其时，天顺祥还不过是一个商号，顺便做一点金融方面的业务。现在天顺祥票号开办金融汇兑，运作的方式、手段、流程自然今非昔比，有了更多的方便。李耀庭与岑毓英是战场上结交的兄弟，李耀庭的为人，岑毓英十分了解，对其做事，大为放心。作为地方的军政长官，岑毓英认为，将解协饷款业务交给天顺祥，于公于私，两相其宜。由此，岑毓英即将北京拨滇军饷，江、浙、鄂、川等省拨滇协饷，概交天顺祥领兑汇滇，年计百万两之巨。
以后，清廷每年拨滇的协饷、云南平乱的军饷、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之战所需费用等，都经由天顺祥之手。特别在中法谅山之役，天顺祥为军队筹垫饷银60万两，雪中送炭，解了军方燃眉之急。为朝廷汇兑军饷，成为同庆丰、天顺祥的主要业务之一。
天顺祥存放汇兑的范围很广，除专办军饷、协饷、丁赋之外，业务兴盛之时，川滇境内藩库、盐粮分署、书院等的公款；商店营运资金，多存入天顺祥；官员进京公干、举人赴京会试、富家捐官（如汪云松捐吉林五常知府，魏羽丞捐巴东县正堂）、卸任官员解银回家等等，银两多交由天顺祥汇兑。当然，也不仅仅是有业务时，如家乡上京应试举人，若有经济困难者，李耀廷则通过汇兑形式予以资助，这就在业务之外了。
注：汪云松(1873~1958)，字德薰，笔名五四难民，祖籍湖北，随父定居巴县。出生于重庆世家，为晚清的秀才，廪生。清末曾在外地做官，任过知县、知府及吉林省官银号总办、电灯总局总办等职。辛亥革命后返渝，随父经商，曾任浚川银行经理、大中银行总经理、重庆总商会副会长、会长，重庆参事会主席等职。
1919年，与温友松等筹组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被推选为会长。又与温少鹤等集资开设重庆留法预备学校，任董事长兼校长；11月曾出面联系、帮助巴县、江津、长寿、涪陵等县学子聂荣臻等35人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总商会资助重庆留法预备学校首批毕业生邓希贤(邓小平)、等83人离渝赴法勤工俭学。后又与李奎安等倡议筹建重庆大学，并与商界同仁创办重庆孤儿院、重庆平民教养工厂等。重庆解放后，被特邀为重庆市第一届、第二届人大代表，委任为重庆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