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两本书还不够（其实都不只是书，也不只有写作）。我们都能感觉到，明显还有空间，而且空间不小。什么空间？就是“文学观更新”方法的空间，我们对文学理解的能力的提升空间。不是说21世纪有21世纪的文学方法，20世纪有20世纪的文学方法，古代中国也有古代中国的文学方法。而是在相同时间段应对世界变化时获得的文学方法，都有自身的价值可挖。在这里又必须提出对邓公的感谢了，“充分相信民众的创造力”让世界在多元的创造道路上获得了无限机遇。除了本作着重论述的“文学观”，还有各种观点的互驳，在这一竞争环境里有一个非实物的淘汰机制的形成，它们都会为最终定义我们所需的时代条件给出较满意的回答。
其实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远离了余秋雨，或者说并不过深去阅读他的著作了。即使高考那段期间我都捧着余秋雨读的，甚至高考作文都背过一段他的文字在里面用到。而到了2010年以后，也就是“足球文学”已经被我提出来以后，更是在兴奋之余一方面想怎么在这上面实现长足的理论突破，一方面又回头去寻找已经阅读过并已经形成知识的文学创作了。那么，一连串的文学提议就都出现了。而离得最近的，对我影响最大的，非余秋雨莫属。“记忆文学”的形成与传播让我同样找到了“足球文学”在未来的可能性。这个反复的阅读和思索过程在我就“足球文学”已经完成了的网络写作与作品写作里都有写到。秋雨老师20年来的写作为“文学观”的更新及文学之于人的促进作用提供了无限可能。无论是20年前的写作还是近年的写作，其体量个人感觉都远远超过了上述两者。不是说硬要拿个人水准比高下，而是在相同的文化环境里，创造与模仿的能力可以出现很多不同的模式。而就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已经字斟句酌读完了《中国文脉》一书。同一时间出来的《何谓文化》里提到巴老的那篇文章同样有趣。我带着大家一起思考的是，余秋雨的文学观比起巴金，更新了哪些？这种更新从哪里来，又是怎么产生的，将来又如何延续？或者说，无论是他还是无数人都提到的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创作水平较低，文学观在这个世纪的内部比较，和拿出去在历史里的比较，体现了怎样的更新？
在这里举出余秋雨的作品就太说不出理由了。无论褒贬，他的写作都已经成了标杆。文学观的更新也无论如何绕不开他的名字，尤其是在2010年以后思考“足球文学”以来，不断进行文学上思索之后，到今天提出“文学观更新”的课题时，他对时下的影响都太深刻了。但还不是主要著作，就“记忆文学”而言，我在这里举出的是《我等不到了》这部小书。散文风格开创的叙事体裁，亲身经历与家族历史，萦绕着余秋雨本人的巨大话题，及他所进入的巨大文化传播空间，都为这5本书中引入这部作品，提供了决绝的理由。
提到“小书”，在这里再顺便提一句其它的两个丛书系列——“远近丛书”与“大家小书”，朱光潜、程抱一、汤一介、乐黛云到几个外国人，薄薄的几本书蕴藏的是让人日读夜思都消化不了的精神财富。当然，他们与那些文娱明星的畅销传记完全是两个世界。说《我等不到了》是小书，是因为比起20年来在散文与戏剧理论、史学理论上的写作，这本书要去到的言说空间，实在轻松多了。然这种轻松，其实也是在厚重的家族遭遇中积淀下来的。
他的这种写作，完全模糊了小说与散文的界限！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题材在这个比较文化观念的指引下，得到了惊人的结合。中国古典文学中散文是一个模糊的题材，很多论述类的作品其实有点接近散文的风格了，但是这个文体其实是到近现代才开始成形的。而小说更是在明清以后才慢慢成形的，在长长的中国古代史中，根本找不到小说这一题材的作品。不要说骈体与八股与散文在模式上是相近的，它们指向的是完全不同的写作逻辑同文化背景。我自己写过一篇类似的文章试着去解释这种写作现象，《桃源，小说还是散文？》。这篇完成在东晋年代的绝唱就已经露出了这一写作讨论的初容。但那时候知道这篇文章的人寥寥无几，同一时代也找不到第二个陶渊明了。如《文学回忆录》所言“有种人不说的，如陶渊明，熬住不说。”但在那之后又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在这篇奇作的探讨上下过功夫。有杰出文化人物提出了重新重视陶渊明，然古代的文化背景，只能做到这样，也不可能对此作文体上的解释了。因此关于散文与小说题材的解释，以及这两种文体在封建晚期逐渐形成以后得到的广泛接纳，本就说明了文学观的更新了。而如今的世界性写作，网络写作，在广泛和平的条件里，我们更有了大把时间去仔细研究文体变化，在这之中隐藏着的文学观的更新，并不断开创出新的体裁，为后人在文化创造上提供这个世纪的历史背景。
这就来到了余秋雨做出的贡献了。其实我本人在不断阅读中也慢慢走上了这条路，就是探索新文体的路。不只是写作上，还有用新文体的探索创造新思想，引领新思潮。已经稳定了的历史背景传达出的信息是，单一文本与整体格局之间可能不存在一次必然的转换，也就是说单一文本可能只会局限在一个写作框架之内，一个领域背景之中，而不一定就会引起一场文学思潮，带来一次历史转型；而整体格局的转换也不见得只是文本创作独立引起的，在前后数个历史事件发生后这个整体格局就不完全受最初的几个文本的影响了。也如前文说到的，在后来会不断有人、事件、事物的进入和出走对此产生偶然或必然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又得感谢在历史研究中为后人提供了绝对证据的前人，是他们的成就为后人明确历史中的显性、隐性条件提供了正确的研究方法。而今天的我们，也正沿着这些稳定了的方法，走向属于我们的时代。
他所做的贡献，就是以个人生命注入到整体格局的开创当中。所写、所行、所讲、所为已经超出了古史以来的文人能做到的最好了。当然，有一个前提是，古代和现当代中国在历史条件上是不可比的。除了“记忆文学”，最为广大读者熟悉的当然是“文化大散文”，还有承载这一写作的一整套“余秋雨书系”。先生20年来的写作与行路来到今天有些东西已经稳定了，虽然先生本人将年到70，仍然不遗余力进行文明思索，有不少研究者与读者都开始讨论，是不是该为秋雨老师至今在写作上的成就做一个量的评价，及历史地位的给予了。这就到了台湾马英九提出设立“余秋雨文学奖”这一让所有‘雨丝’都深表欣慰的做法。而我也一定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一定有一门专门研究余秋雨文化贡献的课题出现，叫作“余学”。
回到“记忆文学”，回到《我等不到了》，在这本书以前阅读范围更广的当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借我一生》了。不过相比起那本作于8、9年前的厚厚的散文集，这本小书似乎更亲近。一个身边的例子分享给大家，2011年秋天我在前往北京国际书展的路上，就在地铁里看到有女士捧着《我等不到了》，似宝贝一样地在读。近在咫尺，但我并没有上去打招呼，打扰了实在不好，而她那专注的神情我也深有同感。不知道同一时间，又有多少人在捧读秋雨老师的著作。
但究竟什么是“记忆文学”，除了文化写作、文史写作和文艺理论写作，单独抽出经历开辟一个“记忆文学”出来，目的何在？这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极有兴趣进入研究的课题了，也就是在进入创造以前，这个动机的形成背景。我们所有人都活在别人的创造当中，但在创造完成以前，这么长的时间，这个动机是从哪里来的？在没有形成以前，世界是什么样的？对“记忆文学”的开创，在持续关注了余秋雨几十年的写作与人生经历后，你会相信他的文化判断的精准。而除了他以外，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出这一开辟了。“记忆文学”虽然在写作方向上不同于他的其它著作，然却完全镶嵌其中。也就是可以说“记忆文学”是从他的文化观察中抽离出来的。我同样相信另一个写作困局，就是即便文学成就的取得是一个作家在年轻的时候就实现的，但在那之后无论他的生命有多持久，也都很难再能开辟新的写作领域，取得更高的文学成就了。这却是一个让所有专事写作的人都疑惑的共同课题。我也同样相信于文化研究领域在方法开创上做出了如此巨大贡献的余秋雨老师，在后来的写作中也很难再抽身而出在第二身份上取得巨大突破了。
这就到了文学观更新这个主题了。而这本书以及作者在文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比前面两人来得都更猛烈，也更具体了。如果说柴静与陈丹青都是以第二职业进入写作的话，那么余秋雨自己就是顶级文学人物。他从事写作已经无需介质，也无需考虑过于复杂的职业背景，而以文学家的眼光从事文学观的更新活动。如果说重新梳理中国文脉，是继20世纪初期以来在今天的核心文化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就直接体现了文学观的更新了。但是在完全进入“记忆文学”对21世纪以后文学观更新的方向提供了哪些可能之前，先要对此有一个谨慎的判断，那就是它有无长久的生命力？“文革”过来直到今天都还谈得很多的“伤痕文学”，其生命力其实早就消失了。在快速进入现代信息生活的世界潮流里，正儿八经搞文学的人只是少数，更别说还留在“伤痕文学”阶段的了。《七十年代人》里谈到了“文学的边界问题”，也就是文学时代的结束。我们讨论之后的普遍结论是，作为80年代的核心文化人物之一，海子的死结束了“伤痕文学”。那么已经作为社会的支流，正继续通过写作支撑下去的“记忆文学”，是否会拥有长久生命力？何况这一文学方法的提出，至今不过10余年。
这，就是一个活在当下的我们不断去感知的过程了。而且也必须通过这种感知，才能拥有你自己的判断力。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兴趣不兴趣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主动被动的问题，因为它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参与可能。它是一个潜意识，就是它一定是发生了的，或者是正在发生的，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元素里的。不管你读不读余秋雨，不管你知不知道“记忆文学”这四个字，通过对自己人生经历回顾而写下总结却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事，而无论这个“写”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行为。人从出生到成年到衰老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面对记忆的过程。在心理学上的一个观点是，“刚出生的婴儿一定比已经独立于社会的人有更长的创造时间”，所以即使你不知道“记忆文学”这四个字，也是在不断重复类似的行为。就如前两章提到了比较文化观里“比较诗学”的形成历史，在这四个字还没有被提出以前，这种方法其实就已经被使用了。在这里，我仍然没有完全进入“记忆文学”对文学观更新所作出过努力的写作，却已就其历史存在的可能性作出以上的简略判断。但是按照秋雨老师本人排得满满的写作日程与文化活动，不知道他还有没有余力就自己所开辟的这一写作领域，再继续做一些事了。毕竟快要70岁，人的活力也在慢慢减退。
现在就进入“记忆文学”更新了什么文学观的写作了。在这里又要重复那个让人反胃的逻辑：文学一定是对现实的反应，文学事件、文学行为的最终指向一定要来源于现实，不深入生活就无法获得文学素材。这不是几十年前的腔调吗？我们所使用的文学资料，从事的语言行为，是不是都是从这个文学观中来？这里就要指出文学观的两个路子了，一个是文联，一个是如今越来越多人进入的个体创作而开辟出的第二条路。文联就是上述逻辑的实践者，而越来越多人正以自己强大的个体生命为私有化的创作带来群体参与注入鲜活肌体的当下，这个已经成为文学创作正统好多年的第一路线，将被更多人扫进思维的垃圾堆。
“记忆文学”正是这第二条路。改革开放的80年代过来，随着物质生产环境改善与精神条件的解放，脱离于文联的个体创作越来越多，正一点点激发10多年来压抑的民族情绪。个人觉得与30年代中国的文化情况非常类似。“作协”这东西还不存在的时候，一个个个体文学实验、一次次个体文学力量的凝结，他们的规模性、高质量创作就已经相当于作协在今天的领导力。一个文化伟人到一批人的不自觉文化劳动到年代中期以后带来了合力的出现，一个个大的文学时代就此酝酿——延安文学及以后。如今很多文化批评者（包括余秋雨本人），都把上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创造整体质量不高归结到国难之中，在国家危机时刻很难在平和的心态里从事关起门来的文学活动，特别是更多有识之士，更不可能抛弃国难家仇而做书斋先生。而我们所知的伟大创作如《红楼梦》，如屈原，都不是直接参与战事而以个体生命注入宏观关注而得来的。这个“书斋”所指就比较清楚了。而回到“记忆文学”的产生条件，回到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中国巨变，文学观随历史条件更新的特点就更显著了。
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问了。为何30年代的中国不会有“记忆文学”产生的土壤，如果余秋雨的文学观出现在那时会怎样？如果改革开放提前20年发生，建国50年以来我们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将会是怎样的局面？文学观已经不纯纯只为文学创作反应特殊历史时期而命定的词组，在人类总方法的实现过程，并通过社会秩序的稳定展开活动的过程，文学使用已经深入到了人的每一次思考活动与行为活动当中，也深入到了人作用到的客体的每一个角落当中。“记忆文学”只有可能发生在他完成了一系列和平年代的文化活动以后，在总的文化观察后注入自身的家族变迁历史。这既是一个自己进入客体的过程，也是一个客体反过来要求自己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作家没有经历过中国御外侮的历史时间，却用一己之亲身观察注入国家的国际交流当中，“记忆文学”的土壤从此才酝酿了出来——抵御入侵者的国人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救国难、求生存当中，根本不可能去思考什么文学方法；而到了今天，在一切物质条件与人居条件稳定的时期，苦难与经历过的辉煌都已经逝去了，当所有人都回过头来对比自己的生活追求时，‘记忆’一词就已经显得无比重要了。被更新了的文学观，21世纪的文学观，在个人情感与电子工程并驾齐驱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之中，文学坚守与追随显得那么不易，又那么宝贵。在经济理论铺天盖地，经济利益考量人心向背的时代赋予之中，社会管理到严格的审查制度，苛刻的工作关系使所有人丢掉了文学同情，“记忆文学”的社会背景就此铺开。
又如上文所言，我并不敢预测它的生命力，一如秋雨老师本人在接下去的21世纪文学活动里的生命力。它会不会如“伤痕文学”一样，现实中的社会影响价值已接近于零；即使是通过比较文学研究而被学者定义了的“流散文学”，是表现华裔作者的创作活动，虽然在学界早已命定，但在中国社会中其知名度与影响着实甚微。普通读者对学术名词的探讨实在是没有太大追求的，青少年渴望吸纳的文学内容不过是轻松的、多元的、流行的，而不是学术的、深奥的、费脑的；中年人良莠不齐的文学理解层次也只能短暂持有，并不愿意进入过深追问的人很快逃离这一讨论，然后进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之中。于是，我不敢预测“记忆文学”的生命力，一如所有不事行业生产与具体项目的精神创造一样，这些并不具有现实可操作、给人直接观感的事物究竟能为人注入多长时间的潜意识，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但它们的推动力及在潜移默化中对人发展的价值贡献，才是自古以来无数杰出人物一生追寻的原因。就此，即使无法预测我也敢说，“记忆文学”在意识实践领域最终取得的，也将是一个无可估量的成就。
最后我们则跳出“记忆文学”，跳出《我等不到了》，一部浓浓感情的散文小说，秋雨老师在文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及他对21世纪全球文学观更新做出的巨大贡献，都为我自己的文学理论创造，新体例的开创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信心。在以前的文章《足球文学，足球文学知识学，足球文学史》中写到“正是这些伟大的历史学家取得了的、在历史中稳定了的学术成就，使‘足球文学史’的最终稳定提供了绝对的史学自信。”无论是散文写作还是理论写作，在“记忆文学”之外秋雨老师在文学上的成就都太广阔了，20年下来写作不断，争议不断，文化从事不断，同时也伴随着自己生命的衰退，生命活力的下降。我想，只要他本人的写作继续下去，文化传播继续下去，“记忆文学”就会随之延续下去。那已经不是一个死死的什么文学定义了，而是活生生见证文学人物本身的实践历程。正如那篇文章里我写到“‘足球文学史’或者不是一本书，一套著作。就像我将在‘足球文学知识学’中贯穿符号学方法一样，‘足球文学史’可能是我在今后建立并实践‘足球文学’理论的一个过程，是活生生的中国足球天翻地覆变化的见证，也是为更多后来的中国人继我之后使用和发展‘足球文学’的契机。”
就这样，对《我等不到了》，对“记忆文学”的引用就可以收尾了；就这样，文学观的更新在这里可以告一段落了。而不只有这些不同背景的、具有高等文学能力的人能提供自己的见解，在不断发展的国家，不断打开的国家，还将不断涌现优秀人物，为世界提出更杰出文学观点而贡献自己一份不自觉的力量。
秋雨老师，谢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