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里， 朱奈德上校用锯子从我的头颅左上方移除了8×10 厘米大小的头盖骨， 让我肿胀的大脑获得一定的空间。然后， 他在我的腹部左侧皮下组织处切开一个洞， 把锯下来的头盖骨暂时先保存在这里面。接着， 因为担心肿胀会影响到我的呼吸， 他又帮我做了气管切开手术。还把脑部的血栓移除， 再将肩胛骨上的子弹取出。在这一切过程结束后， 他们帮我接上呼吸器。整个手术耗时近四小时。
尽管母亲不断祷告， 父亲认为医院外有九成以上的人都在等着听到我过世的消息。当然， 这些人之中有他的朋友， 还有一些怀抱同情心的人， 他们都感到很难过， 但父亲认为， 有些人嫉妒我们的知名度， 认为我们被攻击是罪有应得。
父亲离开手术室外的紧张氛围， 站在外面稍做休息时， 一位护士走向他， 问道： “你是马拉拉的父亲吗？” 父亲的心再次往下一沉。护士带他来到一个房间里。
他以为她要告诉他： “很遗憾， 我们失去她了。” 但到了房间里，对方却告诉他： “我们需要有人去血库带血浆过来。” 他松了一口气，但感到很疑惑， “难道只有我可以去吗？” 后来， 他的一位朋友替他去了。
大概早上五点半时， 手术结束了。他们告诉父亲， 已经切下我一块头骨， 并暂时安置在我的腹部， 还有其他手术方面的情况。在我们的文化里， 医生不会向患者或家属做过多的解释。于是， 父亲很客气地问道：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有个很愚蠢的问题想请教，她撑得过去吗？ 你们的看法如何？”
“在医学的世界里， 二加二并不一定就等于四。” 朱奈德上校答道， “我们尽力了， 我们移除了一块头骨， 现在我们只能等待了。”
“我还有另一个愚蠢的问题，” 父亲说， “那这块骨头呢？ 你们要怎么处置？”
“三个月后我们会把它放回去。” 墨姆塔兹医生回答， “这很简单， 就像这样。” 他双手一拍。
第二天近中午时， 好消息来了。我移动了手臂。然后， 省里三位顶尖外科医生来为我会诊。他们说， 朱奈德上校和墨姆塔兹医生做得很好， 手术非常成功， 但我现在应该要被诱导进入昏迷状态，因为恢复意识会让我的脑部受到压迫。
在我与死神搏斗的同时， 塔利班发出声明， 表示他们是攻击事件背后的主使者， 但否认是因为我争取教育权利的缘故。“这次攻击是我们的行动， 如果有人胆敢再忤逆我们， 我们还是会再做相同的事。” 塔利班组织的发言人伊赫桑说， “马拉拉成为攻击目标， 是因为她一直在主导提倡政教分离……她虽然年纪小， 但她不断地在普什图地区鼓吹西方文化。她亲近西方， 反抗塔利班， 还宣称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她的偶像。”
父亲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事。在我获得国家和平奖之后， 接受过许多电视采访。其中有一次， 我被问到谁是我最喜欢的政治人物时，我选了阿卜杜勒·伽法尔汗、贝·布托和奥巴马总统。我读到过一些与奥巴马有关的文章， 很欣赏他。作为一个出身于贫困家庭的黑人男子， 他却实现了他的抱负和梦想。但是， 美国在巴基斯坦人心中的印象很差， 美国需要为无人机轰炸事件、秘密入侵巴基斯坦领土的行动， 以及雷蒙德·戴维斯事件负责任。
一位塔利班发言人说， 法兹鲁拉在两个月前的会议上就下达攻击令了。“任何选择支持政府而忤逆我们的人， 都将被我们铲除。”他说， “你们等着看吧， 其他重要人士也会接着成为受害者。” 他还说他们找了两个斯瓦特人搜集我的情报和我上学的路线。他们故意选择在军方检查哨附近进行攻击， 以证明他们无所顾忌， 在哪里都敢于行动。
下午时分， 医院里突然一阵忙乱。每个人都在整理制服、检查仪容。然后， 军方首领基亚尼将军来了。“全国在为马拉拉祈祷。”基亚尼将军告诉父亲。在2009 年底反塔利班活动之后， 我在斯瓦特的一场盛大活动上曾经与基亚尼将军见过面。
“我很高兴您顺利完成了任务。” 我当时这么说， “现在您只需要抓到法兹鲁拉就可以了。” 全场掌声雷动， 基亚尼将军走上前来， 像个父亲一样把手放在我的头上。
朱奈德上校向将军简要汇报了手术过程并提出治疗方案。基亚尼将军要求他把断层扫描结果寄到国外， 听取更专业的专家的鉴定和建议。他离开之后， 为了避免感染， 所有人都不能接近我的病床。
但还是不断有人来看我： 前板球选手、现任政治人物伊姆拉姆·汗，新闻部长伊夫蒂哈尔·侯赛因(他的独子被塔利班射杀)， 还有省督海德·霍迪， 我曾与他一起上过谈话节目。但他们都没有获准进入病房。
“ 静养能让马拉拉活下去。” 霍迪告诉其他人， “她还有很多事要做。”
大约下午三点左右， 两位英国医生搭乘直升机从拉瓦尔品第赶来， 伊丽莎白女王医院的紧急医疗顾问贾维德·基亚尼医生和伯明翰儿童医院菲奥娜·雷诺兹医生。事发时， 他们正好在巴基斯坦教导军方如何进行国内首次肝脏移植手术。我的国家有各种惊人的数据， 不只是教育方面而已。其中包括每七个孩子之中， 就有一人患有肝炎， 主要原因是针头污染。许多人因肝炎死亡。基亚尼将军决心改善这个状况， 军方因此再次介入政府无法解决的公众事务中。
他要求两名医生回国前向他进行汇报。那时， 刚好是我中枪后的第二天早上。医生们去见他时， 他办公室里两台电视都打开着， 一台是讲乌尔都语的本地电视台， 另一台是英文播报的Sky News（英国第一个全天24 小时传送国内及国际新闻的卫星电视台， 也是欧洲第一个全天24 小时播送国际新闻的电视台）， 两个台都在报道关于我的枪击事件。将军和贾维德医生虽然同姓， 但彼此并无血缘关系， 二人相识已久。所以， 将军告诉贾维德医生， 这些互相矛盾的报道让他很忧心， 并请贾维德医生在回英国之前， 先来帮我做个评估。贾维德医生答应了将军的要求， 但他请求让菲奥娜医生一同前往， 因为她是伯明翰儿童医院的医生， 专长就是儿童重症照护。菲奥娜医生本来对于前往白沙瓦感到非常紧张， 因为当时白沙瓦已经禁止外国人进入了。但当她得知我是推广女孩受教育权利的积极分子时， 欣然应允， 因为她认为自己很幸运地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并成为一名医生。
朱奈德上校和院长并不太欢迎他们的来访， 他们之间起了点争执， 直到贾维德医生明确表示是谁请他们来的为止。两位英国医生对于他们看到的状况并不满意。一开始， 在他们要求洗手时， 发现没有水； 接着， 菲奥娜医生检查了仪器和数值之后， 向贾维德医生低声说了几句话。然后， 她问医护人员， 我上一次量血压是什么时候。“两小时前。” 有人答道。菲奥娜医生称他们应该密切监控血压，并问护士为什么没有动脉导管， 还指出我的血液中二氧化碳浓度过低。
父亲很高兴他当时没有听见菲奥娜医生跟贾维德医生说的话。
菲奥娜医生说我是“尚可救” 的状态。意思是， 我在对的时间动了对的手术， 但是我康复的机会却因为术后护理的不足而打了折扣。
在动了脑神经外科手术之后， 监控呼吸和换气是很重要的， 我体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应该要维持在正常数值才行。这就是那些管子和仪器的工作。贾维德医生说： “这就像是在开飞机一样， 一定要用对方法才做得到。” 医院里虽然有这些器材， 但它们没有被正确使用。最后， 因为夜晚留在白沙瓦太危险， 他们当天便乘直升机离开了。
在所有前来探视却不得进入的人中， 包括内政部长拉赫曼·马利克。他带了一本护照给我。父亲向他致谢， 但心情却非常低落。
当天晚上， 回到军方宿舍时， 他从口袋里拿出护照交给母亲。“这是马拉拉的护照， 但我不知道这本护照会带她出国， 还是上天堂。” 他说。然后， 他们两人都哭了。他们不知道的是， 当他们待在医院这个封闭的世界时， 我的遭遇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很多人提出要求，希望能把我送出国接受治疗。
我的情况不断恶化， 父亲也很少接电话了。他只接少数来电，其中之一就是阿尔法·卡里姆的父母的来电， 她是旁遮普的计算机神童， 我曾在一次活动中与她说过话。她在九岁时就因为过人的程序编写能力， 成为全球年纪最小的微软认证工程师， 她还曾被邀请到硅谷与比尔·盖茨会面。但她在1 月时因为癫痫引发心脏病去世了， 去世的时候年仅16 岁， 只大我一岁而已。
当她的父亲来电时， 我父亲哭了。“告诉我， 失去女儿以后要怎么活下去？” 他啜泣道。
22踏上未知的旅程
我是在星期二中午被枪击的。到了星期四早上， 父亲几乎已经确定我活不下去了， 所以， 他让我的舅舅法伊兹·穆罕默德开始在村里帮我准备后事。我处于引导昏迷的状态中， 生命迹象不断恶化，脸和身体都肿了起来， 肾脏和肺脏逐渐衰竭。父亲后来告诉我， 看到我在那间小小的玻璃隔间里， 身上插满管子， 是最可怕的事。他认为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我已经死了。他陷入绝望之中， “这太早了， 她不过才15 岁，” 他心想， “难道她的生命真的如此短暂吗？”我的母亲还是持续祈祷着， 她几乎没有合过眼。法伊兹·穆罕默德告诉她， 她应该诵念《古兰经》里讲述朝觐的内容。母亲把那十二段祷词(58-70) 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诵读， 祷词里讲的是真主的全知全能。她告诉父亲， 她觉得我能活下来， 但父亲难以赞同。
当朱奈德上校来检查我的状况时， 父亲再次询问： “她能活下来吗？”
“你信真主吗？” 医生问他。
“我相信。” 父亲回答。朱奈德上校看起来是个很有精神深度的人。他建议父亲向真主恳求， 而真主会回应我们的祷告。
星期三深夜， 两名专长急症救治的军事医生从伊斯兰堡驱车来到了医院。他们是基亚尼将军派来的。之前来看过我的两名英国医生向基亚尼将军汇报状态时提到， 如果我继续留在白沙瓦， 这里不合规范的护理水平， 以及存在的高感染风险， 可能会对我的脑部造成损害， 甚至导致死亡。他们想让我转院， 但建议先找顶尖医生去看看状况。只可惜为时已晚， 我的情况已经恶化。
医护人员完全没有按照菲奥娜医生的建议进行任何改善。星期四早上， 两名专家中的一位———阿斯兰准将打电话给菲奥娜医生。
“马拉拉现在状况很严重。” 他告诉她。我身上出现了一种叫作“散播性血管内凝血” 的症状， 也就是我的血液不会凝结。我的血压非常低， 血液里的酸度也提高了。我不再排尿， 这使我的肾脏开始衰竭， 乳酸值攀升。看起来， 所有可能恶化的情形都发生了。菲奥娜医生当时人在机场， 准备飞回伯明翰， 但得知这个消息后， 她决定过来帮忙， 两个与她一同从伯明翰来的护士也留了下来。
星期四中午， 她就回到了白沙瓦。她告诉父亲， 我会搭飞机转到拉瓦尔品第的军事医院， 那里有最好的急症救治系统。父亲不明白一个病得这么重的孩子该怎样搭飞机， 但菲奥娜医生安慰他说，她常常这么做， 让他不必担心。父亲问菲奥娜医生， 我还有没有希望能活下来。“如果没有希望， 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她答道。父亲后来说， 当时听到那句话， 他的眼泪就无法抑制地掉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