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午夜建立。而我在生死边缘徘徊的时刻，刚过正午。
一年前，我离家去学校，没曾想，却再也没能回去。我被塔利班分子开枪击中，失去意识，然后就被带离了我的国家——巴基斯坦。有些人说我永远都不会返回故乡了，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去的。没有人愿意离开自己心爱的祖国。
现在，每天清晨，当我睁开双眼，都期盼着能回到自己的旧房间。屋里摆满了我的东西，满地都是衣服，架子上摆满了我获得的奖状。而事实上，我却身在一个离我的故乡——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有五小时时差的国家。巴基斯坦与之相比，感觉像是落后了几个世纪。这里的便利条件远超你的想象：每个水龙头拧开，都有自来水流出，冷热水可以自由选择；无论白天或黑夜，只需按一按钮，灯光亮起，不需要点油灯；有燃气可以直接煮食物，而不用先去市场搬煤气。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现代，甚至只要打开包装袋，就有熟食可以吃。
我站在窗边，能看到外面的高楼大厦。长长的公路上车水马龙、井然有序。树木和草皮都修葺得很整齐，还有平坦的人行道供路人行走。闭上眼睛，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我的故乡——顶峰白雪皑皑的高山、绿意盎然的原野，还有碧蓝的河水。一想到斯瓦特的人民，我的心就会愉快地微笑。我仿佛又回到了学校，和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在一起，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在一起，开心地谈谈笑笑，仿佛从未离开过。
然后，我猛然醒悟，我是在伯明翰，在英国。
2012年10月9日，星期二那天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那天原本要大考，对学生们来说算不上太美好的日子。但和大多数同学不一样，我号称“小书虫”，感觉考试并不是什么大事。
那天早上，我们一如既往地搭着被漆得五颜六色、喷着废气的三轮车——每辆车上只能搭载五六个女生——来到狭窄泥泞的哈吉巴巴路。自从塔利班控制该地区以后，我们的学校不能再有任何标志。隔着伐木场的白墙里，铜质的大门上没有任何装饰，不能让外界看出围墙里的状况。
对女孩子们来说，这道门就像是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门，引领我们去往专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依次进入后，便会揭开面纱。我们依次走上楼梯，楼梯尽头有一个和各间教室相连的开放式庭院，我们将书包留在教室里，然后回到庭院进行早祷。我们背对着群山恭谨站立。一个女孩高呼：“Assaan bash！”意思是：“稍息！”我们便轻扣鞋跟，应道：“真主安拉。”接着她喊：“Hoo she yar！”也就是“注意！”我们便再次鞋跟轻扣，应答道：“真主安拉。”
这所学校是父亲在我出生前创建的，我们头顶的墙上用红白两色颜料骄傲地漆着“胡沙尔学校”。我十五岁，上九年级，每周有六天要来学校上课，和同学们一起背诵化学公式或学习乌尔都语；用英文格言诸如“欲速则不达”等写故事，或是画人体血液循环图——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想成为医生。实在很难想象，会有人把这样的事当成一种威胁。然而，在学校的围墙外，萦绕着明戈拉明戈拉，斯瓦特的主要城镇不只有嘈杂和疯狂，还有很多像塔利班分子那样，认为女孩不应受教育的人。
这天早晨，和往常没什么两样。不过，因为要考试，我们可以九点去上学，比平时晚一个小时。我很喜欢这样，因为可以不用早起，可以睡到比鸡鸣声更宜人的召唤声响起时再起床。父亲一开始会试着叫我起床。“该起床了，亲爱的Jani Mun！”“Jani Mun”在波斯语里是“灵魂伴侣”的意思，他每天早上都会这么叫我。“再过几分钟，爸爸，拜托。”我会这么央求他，然后往被窝里钻得更深些。然后，母亲就会过来，轻声叫我：“Pisho！”Pisho是“小猫咪”的意思，是她呼唤我的方式。这时候我才发现已经晚了，便大叫着“我的嫂嫂啊，我要迟到啦！”跳起来。在我们的文化里，每个男人都是你的“兄弟”，每个女人都是你的“姐妹”。这就是我们看待彼此的方式。所以，当父亲第一次把妻子带到学校去的时候，所有的老师都喊我母亲“我兄弟的妻子”，也就是“嫂嫂”。于是，母亲就有了这个称号。现在，大家都喊她“嫂嫂”。
我的房间是长方形的，位于我们家房屋的最前面。房间里很简陋，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橱柜。这个橱柜是用我在为河谷地区争取和平和女性受教育权利时获得的部分奖金购买的。其中的几格架子上，放满了我在班上得到第一名时获得的金色塑料奖杯和奖牌。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第一名，仅有的两次失手是被班上的对手玛尔卡·努尔打败。但我已经下定决心，决不会让此事重演。
学校离我家不远，以前我都是走路上学。但自从去年开始，我就跟着其他女生一起搭人力车上学，再搭校车回家。这段路程只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要穿越恶臭的小溪，经过一个巨型广告牌，广告牌上是胡马雍医生植发中心的广告。当一位秃头男老师突然长出头发时，我们都说他肯定去过了那家植发中心。我喜欢搭校车，这样就不会因为走路而满身大汗，而且还可以和朋友们聊天，和司机乌斯曼·阿里侃八卦，我们都喊他“Bhai Jan”，就是“哥哥”的意思。女孩子们总是被他的疯狂故事逗得哈哈大笑。
我开始搭校车，是因为母亲不敢让我独自上路。我们一年到头都被人威胁，有些刊登在报纸上，有些是其他人转来的传单或小纸条。母亲很担心我，但塔利班分子从来没有特别针对过小女孩，相对而言，我更担心他们会针对我的父亲，因为父亲总是发表反对他们的言论。去年8月，我父亲的好友，也是他抗争暴权的同盟扎西德·汗在去祈祷的路上脸部中枪。我知道所有人都在劝我父亲：“小心点，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
我们家门口的街道狭窄，校车无法开进去，所以我每次都在小溪边下车，穿过一道上锁的铁栅门，然后再走一段阶梯，才能到家。我总觉得要是有人攻击我，一定是在阶梯上。和我父亲一样，我总是爱幻想。有时候在课堂上，我的心思就会不知不觉地飘走。我想象在回家的路上，有人从台阶上跳出来朝我开枪。我想象自己的反应：也许我会脱下鞋子，朝他扔过去；但我又觉得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就和恐怖分子没有什么区别。最好还是向他祈求好了。“好吧，如果你想开枪就开吧。不过，在此之前，请先听我说几句话。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我不是针对你，我只是希望每个女孩都可以去上学而已。”
我并不害怕，但我也开始在每晚临睡前检查门锁好了没有，而且也开始向真主祷告，询问人死后会怎样。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无话不谈。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从小学开始就是好朋友。我们分享彼此的一切，比如贾斯汀·比伯的歌、电影《暮光之城》，还有最好的亮肤面霜。莫妮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时尚设计师，但她知道她的家人绝对不会同意，所以她告诉别人说她想成为一名医生。在我们的社会里，女孩们即便能外出工作，也很少能从事除医生或教师以外的职业。而我却不同，我从未隐瞒自己想当医生，或想当发明家或政治家的念头。莫妮巴似乎总能未卜先知，可我总是安慰她：“别担心！塔利班从没有针对过一个小女孩！”
当校车来的时候，我们跑下楼梯。其他女孩在出门之前，都会把面纱蒙好，然后爬上校车的后方。那是一辆白色的丰田之花卡车，车厢里平行摆放着三条长椅，两条在车的两侧，一条在车中央。那天，车上挤着二十个女生和三个老师。我坐在左侧，莫妮巴和另外一个低一年级的女孩夏希雅·拉姆赞，分别坐在我的两边。当时，我们怀里抱着考试资料，书包放在脚旁。
那之后发生的事情，我都记不大清楚了。我只记得当时车里的空气又热又黏，与往年比，天气凉得晚，只有遥远的兴都库什山顶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白雪。车子座位后面没有窗户，两边盖着厚厚的塑料布，时不时会被风吹开一溜小缝。塑料布黄黄的，上面满是尘土，没法看到外面。我们只能从车厢后面看见一线蓝天的痕迹和一抹太阳。那天的太阳就像是个黄色球体，飘浮在漫天风沙之中。
我只记得，校车一如既往地在路上架设的检查岗处右转行驶，然后经过废弃的板球场。然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在我做过的梦里，我被开枪击中时，我的父亲也在车上，他也被击中了……周围挤满了人，我正到处寻找父亲。
而事实是，校车突然被截停了。在我们的左手边，是长满杂草的希尔·穆罕默德·汗的墓园，他是斯瓦特第一任经济部长。在我们的右手边，是个零食加工厂。我们停在离检查点不到两百米的地方。
我们看不到前方。但有个留着大胡子、穿着浅色衣服的年轻男子站在车身前方，挥手示意让车子停下。
“这是胡沙尔学校的车吗？”他问司机。学校的名字就写在车身上。我仿佛能听见乌斯曼大哥在喃喃自语：这是什么蠢问题？他回答：“是的。”
“我需要其中几个孩子的信息。”男人说。
“你得去学校办公室。” 乌斯曼大哥说。
他说话的时候，另一个穿着白色上衣的男人走到车后面。
“你看，又是记者要来采访你了！”莫妮巴说。自从我开始跟着父亲在几个活动上发言，为女孩子争取接受教育的权利，抗议塔利班分子试图让女性穿遮面长袍后，便常有记者来访，甚至还有些外国人，但从来没有人像这样拦在路边的。
那个男人戴着一顶宽檐帽，用手帕蒙住口鼻，看上去就像是得了流感一样。他看着像是个大学生。他一跃跳上车厢，向我们走过来。
“谁是马拉拉？”他用命令式的口气问道。
没有人开口说话，但有几个女生望向我的方向。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把脸蒙起来的女孩。
这时候，他举起一把黑色手枪。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把柯尔特45型自动手枪。几个女孩子开始尖叫起来。莫妮巴之后告诉我，当时我死死地抓着她的手。
我的朋友们告诉我，那个男人开了三枪，一枪接着一枪。第一枪射穿了我的左眼眶，子弹从我的左耳射出。我倒在莫妮巴身上，鲜血从我的左耳喷涌而出。另外两发子弹击中了我旁边的女孩。有一枪打中夏希雅的左手，还有一枪从卡内·利兹雅的左肩射穿进入她的右上臂。
朋友们后来告诉我，枪手开枪时手在发抖。
当我们终于到达医院时，我的长发已被鲜血染满，莫妮巴的腿上也全是鲜血。
谁是马拉拉？
我是马拉拉。
而这，就是我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