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些想法驱动我最终打开了我父亲的手提箱。父亲的生活中是否有我一无所知的不幸，有没有一个他只有通过写作才能倾诉出来的秘密？我一打开手提箱，我就回忆起它旅行带回的气味，认出几本我见过的笔记本，是我父亲很多年之前就给我看过的，但是没有更详细谈过里面的内容。我现在拿到手——翻阅的大多数笔记本都是父亲还年轻离开我们到巴黎去的时候写满的。而我，正像我读我所崇敬的很多作家——那些我读过他们生平传记的作家——我希望读到我父亲在我这样的年纪时都写了些什么，都想些什么。我很快就发现，在手提箱里我找不到那样的东西。最让我不安的是，在父亲的笔记本里，在有的地方我能听到一个作家的声音。我对自己说，这不是我父亲的声音，这是不真实的，或者至少说这声音不属于一个我当作父亲的人的声音。我害怕我父亲在写作的时候可能不是我的父亲，而在这种恐惧之下，是一种更深刻的恐惧：在我内心深处我并非真实的恐惧。我恐惧我不会在父亲的写作里发现任何好东西，这也增加我会发现我父亲过分受到其他作家影响的恐惧，使我陷入绝望，这种绝望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让我痛苦不堪，把我的生活、我的真实存在、我的渴望都投入写作中。使我的工作成了问题。在我当作家的头十年内，我一直更深地感到这种焦虑，尽管我努力与之抗争努力摆脱，但我有时也害怕，有一天我必须承认失败，就像我承认我的绘画是失败一样，我害怕我会屈从于这种不安，也放弃小说的写作。
我已经提到了我关上父亲手提箱把它放到一边时的两种主要感觉：我身处外省穷乡僻壤而无法脱身的失落感，以及我自己缺乏真实性的恐惧感。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有这些感觉。这些感觉，及其全部的复杂变化、可触及神经末梢的意外结果、内心纠集的情结、多种多样的色彩，我在多年来的阅读与写作中早已经发现过研究过，并一直在进一步深化。生活和书本给我带来的这种困惑、这种敏感、这种痛苦当然使我的精神震动，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但是，只有通过写书，我才充分理解了真实性的问题（就如在《我的名字是红》以及《黑书》中），以及生活在外省穷乡僻壤的问题（就如在《雪》与《伊斯坦布尔》中）。对我来说，做一个作家就是承认我们内心的伤痕，这些伤痕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自己都未必能感觉到。耐心地挖掘它们，了解它们，照亮它们，占有这些痛苦与伤痕，使其成为我们自身，使其成为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写作的一个有意识的部分。
一个作家谈论的事情其实众人皆知但又不知其知。注意到这种知识，开发这种知识，看到这种知识的增长，就能给读者提供惊喜，令其陶醉，就像让他在一个既熟悉而又新奇的世界中漫游。而在用写作完全逼真再现这种知识的艺术中我们当然也能体验到同样的惊喜，同样陶醉。一个作家把自己成年累月关闭在一个房间里，就是磨炼这种艺术，为自己再造一个世界，而以自己的秘密伤痕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不论他是有意无意，他都表现出对人类的深刻巨大的信心。我始终相信所有人都互相近似，相信其他人也有我一样的内心伤痕，因此他们可以理解，我由此而来获得信心。所有真实的文学都来自这种儿童般的、充满希望的信念，即人都相近。当一个作家把自己成年累月关闭在一个房间里，他用这样的姿态表示一个单一的人性，表示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
但是，就如从我父亲的手提箱可以看到的，可以从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生活的苍白色彩可以看到的，世界确实有一个中心，而且这个中心离我们很远。在我的书中，我已经用一些细节描述过这一基本事实如何勾起一种契诃夫式的外省人乡巴佬的心态，以及通过另一途径，它又导致我对自己的真实性的疑问。我从我的经验知道，这个地球上的大多数人是在这种同样感觉中生活，而且还有很多人忍受一种比我更深的不足感的折磨，缺少安全感，有堕落感。是的，人类面对的最大困境依然是无土可依，无家可归，无食果腹……但是，今天，我们的电视和报纸能迅速简单地告诉我们这些困境，是文学从来做不到的更迅速更简单的方式。今天，文学最需要讲述最需要调查的是人类的基本恐惧：恐惧自己被遗留在外，恐惧自己被瞧不起，以及与这种恐惧一起到来的觉得自己一钱不值的感觉；社会群体遭受的羞辱，脆弱的受伤害的荣誉感，各种各样的激愤，伤感，想象的被人侮辱，而接着而来的则是民族主义的自吹自擂自我膨胀……无论什么时候当我面对这种情绪，面对表达这种情绪的非理性的夸大其词的语言，我知道他们也触及我内心的一种黑暗。我们经常见证西方世界之外的民族、社会与国家（而我自己也能很容易与他们认同）屈从于这样的恐惧，有时这种恐惧还导致他们去做出蠢事，而全都因为他们恐惧受辱，他们的脆弱情感。我也知道在西方（我自己也能很容易与之认同的世界）的国家与民族对自己的富足有过分的骄傲，因为他们给我们带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现代主义而自豪，他们也不时屈从于一样愚蠢的自我满足中。
这表示我父亲并非唯一的重视一个有中心的世界的人，我们所有人都过分重视一个这样的世界。迫使我们把自己关闭在屋子里长年写作的这种力量，最终是对反面事物的一种信仰；我们相信终有一天我们的写作会被人阅读，被人理解，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相像相近。但是我从我自己和我父亲的写作中也知道，这是一种麻烦的乐观主义，会被排挤到边缘被抛弃在外的愤怒感伤害。陀斯妥耶夫斯基一生中对西方感觉到的爱与恨，我在许多场合也都感觉到了。但是如果我已经掌握住了一个基本事实的话，如果我有乐观的原因，那么这是因为我已经跟随这位伟大作家旅行，经历过了他与西方的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进入了他在另一边建筑起来的另一个世界。
所有把一生都贡献给这一任务的作家都知道这一现实：不论我们的初衷如何，我们经过年复一年的充满希望的写作所创造的世界，最终会移到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它会带我们远离我们曾经带着悲伤或愤怒心情写作了多年的书桌，而把我们带到悲伤或愤怒的另一边，进入另一个世界。我父亲难道没有到达那样的一个世界吗？它就像慢慢开始成形的一块土地，慢慢从色彩俱备的迷茫中升起，就像一个岛屿经过漫长海上漂流而出现，这另一个世界让我们陶醉。我们就像西方来的旅行者一样被诱惑，我们从南方航行过来，看见伊斯坦布尔在迷茫中升起。一次从希望与好奇开始的旅行，在其终点，旅行者前面是一个清真寺与宣礼塔的城市，一个混杂房屋、街道、山坡、桥梁的城市，一个完整的世界。看见它，我们就希望进入这个世界，我们自己消失在其中，就像我们读一本书时那样。因为我们感觉自己是外省乡下人，我们被隔离在边缘，我们愤怒，我们深深悲哀，因此我们要坐到一张桌子前写作，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一个超越这些情感的完整世界。
我现在感觉到的，与我孩提时代和年轻时代感觉到的正好相反：对我来说，世界的中心是伊斯坦布尔。这不仅是因为我一生都居住在那里，而是因为，在过去33年中，我一直在描述她的街道、她的桥梁、她的人民、她的狗、她的房舍、她的清真寺、她的喷泉、她的奇怪的英雄人物、她的店铺、她的著名人士、她的暗点、她的白天和黑夜，使它们都成为我的一部分，使我拥有这一切。当我亲手建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只存在于我的头脑里，我就来到一个原点，它比我实际生活的城市更真实。这是所有这些居民和街道、物体和建筑都似乎开始自己说话的时候，他们以我没有想到的方式互动，好像他们不是生活在我的想象我的书里，而是自成一体。我像一个用针挖井一样创造了这个世界，这时比所有其他世界都更真实。
我的父亲可能也发现了作家在长年写作的岁月里获得的这种愉快。我对自己说，当我翻看他的手提箱时，我不应该带有成见。归根到底，我对父亲非常感激：他从来不是一个要求过分、戒律严格、以势压服、动辄惩罚的一般的父亲，而是一个始终顾及到我的自由，始终对我显示最大尊重的父亲。我经常这样想，如果我曾经能够从我的想象中获得什么，不论是在自由中还是孩子气的方式，这是因为我和许多我孩提时代年轻时代的朋友不同，我从来不用害怕我的父亲。我有时深信，我能够成为作家，就是因为我父亲在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希望成为一个作家。我必须心甘情愿地阅读他的东西，努力去理解他在那些旅馆房间里写下的东西。
带着这些充满希望的想法，我走到他的手提箱那边。它依然在我父亲几天前留下的地方。我用的全部意志阅读了一些手稿和笔记本。我父亲写了些什么呢？现在我还能记得的是一些从巴黎旅店的房间里望出去的风景、一些诗歌、一些悖论、一些分析 ……我写到这些感觉自己像是一个人刚经历一次交通事故，在努力回忆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同时又不害怕回忆太多。我小的时候，父母在争吵之后会陷入一种尴尬死寂的沉默中，这时父亲就会去打开收音机听听音乐，以此改变气氛，帮助我们更快地忘掉。
让我用一些甜蜜的话来改变气氛吧！我希望这些话能起音乐一样的作用。你们大概知道，向我们作家提出的最常见的问题，一个大家都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我天生就需要写！我写作是因为我无法像其他人一样做平常的工作。我写作是因为我要读像我写的著作那样的书。我写作是因为我对你们所有人生气，对每个人生气。我写作是因为我热爱成天坐在一间房间里写。我写作是因为我只能通过改变真实的生活才能介入到真实的生活中。我写作是因为我要其他人都知道，要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要整个世界都知道，知道我们在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是过什么样的生活，而且还要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我写作是因为我喜欢闻纸张和笔墨的气味。我写作是因为我相信文学，相信小说的艺术，胜过相信其他的一切。我写作是因为这是一种习惯，一种热情。我写作是因为我害怕被遗忘。我写作是因为我喜欢光荣还有写作带来的种种利益。我写作而成为孤独的人。也许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理解我为什么对你们所有人都非常非常生气，对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生气。我写作是因为我喜欢被阅读。我写作是因为我一旦开始写一部小说、一篇论文、一页纸，我就要完成它。我写作是因为我每个人都期待我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我有一种幼稚的信仰，相信图书馆的不朽，相信我的书摆在书架上的那个样子。我写作是因为写作激动人心，可以把一切生活的美好和丰富都转化成语言文字。我写作不是讲故事而是编造一个故事。我写作是因为要逃脱一个不祥的预感，预感我有一个地方必须去，但是就像在梦境中一样，我从来到不了那个地方。我写作因为我从来不能感到快乐，而我写作是为了感到快乐。
在父亲到我办公室来留下了手提箱之后一个星期他又来看我。和平常一样，他给我带来一块巧克力（他都忘记我已经48岁了）。像平常一样，我们随便闲聊，笑谈生活、政治和家庭琐事。最后，那个时刻到来了，我父亲的眼光移到了他留下手提箱的那个墙角，看到我动过了他的手提箱。我们互相注视着。随后是令人压抑的沉默。我没有告诉他，我已经打开过手提箱，已经尝试阅读里面的内容。相反，我移开了我的目光。但是他理解，正像我理解到他已理解，正像他理解到我已理解到他已理解。但是所有理解都只深入了几秒钟。因为我的父亲是个乐天派，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他对自己有信心：他用一贯的方式对我微笑。当他离开我的房子的时候，他重复唠叨着所有那些可爱的让人振奋的事情，还是个父亲的样子。
像平常一样，我看着父亲离开，心里嫉妒着他的快乐，他的满不在乎，他的镇定自若的脾气。但是我也记得，那天在我内心也有过一道愉悦的闪光，让我感到惭愧。它是由这样的想法引起：可能我没有过父亲那样舒适的生活，没有他那样快乐或无拘无束的生活，但是我把生活奉献给了写作——你们已经理解……我惭愧我当时是那样想过的，而以我的父亲为代价。在所有人中，我父亲是从来没有给过我痛苦的人，是让我自由的人。所有这些都应该让我们记住，写作与文学和我们生活的中心所缺少的东西紧密关联，和我们的幸福感或负疚感紧密关联。
但是我的故事有一种对称性，让我理解想到那天的另外的事情，给我带来更深的负疚感。在我父亲留给我他的手提箱的二十三年前，在我从22岁开始决心成为一个小说家而放弃其他一切，把我关闭在房间里写作之后的第四年，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说，就是《杰瓦德先生及其儿子们》（Cevdet Bey and Sons），我用颤抖的手把我用打字机打出的尚未出版的小说稿给我的父亲看，这样他就可以先读，可以告诉我他的想法。我不仅是因为我对他的文学品味对他的智力怀有信心，他的意见对我很重要，也因为他和母亲不同，他从来不反对我成为作家。那个时候，我父亲和我们不在一起，出门远行去了。我焦急地盼望他归来，几乎失去耐心。两个星期之后他回来了，我跑去给他开门。我父亲什么都没有说，但是他立刻伸开双臂拥抱我，用那种方式，他让我明白他非常喜欢我的小说。然后，我们一度进入令人尴尬的沉默中，那种经常伴随重大情绪起落的沉默。然后，当我们平静下来，开始说话，我父亲开始用充满高度感情的夸张的语言来表达他对我和我的小说的信心：他说，总有一天我会赢得我今天在这里带着如此巨大喜悦接受的奖项。
他说这些话，并不是为了试图要我相信他对我的好评，或是为了把这个奖当作我的目标：他说这些话，就像一个典型的土耳其父亲，为了给儿子支持的力量，鼓励儿子，说着“总有一天你要成为一个帕夏！”多少年来，不论什么时候他看到我，他都用同样的话来鼓励我。
我父亲死于2002年12月。
今天，当我站在瑞典文学院，站在授予我这一伟大奖项伟大荣誉的尊敬的院士们面前，站在尊敬的客人们面前，我确实衷心希望我的父亲能和我们在一起。
（万之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