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笔写来：“供词：本人系疗养与护理院的居住者……”随着小说首句的出现，障碍清除了，千言万语喷涌而出，记忆与幻想展翅高飞，形式游戏与细节描写获得了自由的空间，一章又一章的内容浑然天成。当礁石阻碍着叙述之河的流动时，我就一跃而过。关于本地市场的故事涌入我的脑海，罐头蹦蹦跳跳，释放出特有的气味。我构想出一个枝繁叶茂的家族，我与奥斯卡及其亲友们争论不休，我思考着如何描写有轨电车及其行车线路，如何安排同时发生的事件，如何摆脱时间顺序的荒谬束缚，让奥斯卡以第一人称还是以第三人称的形式来叙述，是否满足他交媾生子的要求，如何赋予他现实的过错与幻想的罪孽。
我试图为奥斯夫这个孤僻的怪人配备一个邪恶的小妹妹，然而我的企图在他的抗议下破产了。这个受到阻碍的小妹妹坚持她的文学生存权，她后来作为图拉·波克里夫卡出现在我的其他作品中。
现在我要回答一个大家经常提起的、颇受欢迎的问题：我不为读者写作，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读者。首先我为自己写作，其次我为安娜写作，再次之我为偶然光临寒舍并且倾听拙作章节的朋友和熟人写作。我用我的想象力召唤来了一群读者，我为这群想象中的读者写作。生者与死者环绕着我的打字机，其中有忽视细节的友人格尔德马赫，戴着厚镜片眼镜的文学导师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谙熟文学而相信真善美的我的岳母，风尘仆仆、亡命天涯的拉伯雷，我昔日的德文教师（我认为他的怪脾气比当今教育体制的干果供应更有效），还有我已逝去的母亲，我用各种文件来对付她的异议与修正，然而她只是有保留地相信我。
当我回首往事时，我还记得我与这群品头论足的读者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如果有人将我们的交谈记录下来并且编成小说《铁皮鼓》的附录，那么成品的篇幅将足足增加两百页。也许意大利大道一百十一号的火炉吞噬了这篇附录，也许我们的交谈纯属虚构，因为我对写作过程的回忆是十分模糊的，而对我的工作室的回忆则历历在目。那是一间潮湿的、底层的陋室。从我开始写作《铁皮鼓》时起，这间陋室也就成为我从事时断时续的雕塑创作的艺术家工作室。与此同时这间工作室又是楼上我们狭小的两居室住宅的供暖锅炉房。我既是作家，又是司炉。每当我才思枯竭时，我就走出工作室，从临街的棚屋里提两桶焦炭回来，我的工作室散发出地窖菌的味道，并且弥漫着煤气，使人倍感亲切。淌着水珠的墙壁使我的想象如大河奔流，一泻千里。房间的湿气也许有助于奥斯卡·马策拉特的幽默感。
因为安娜是瑞士公民，所以我每年夏天都在瑞士的提契诺州待上几个星期，并且在户外写作。我坐在爬满葡萄叶的凉亭中的一张石桌旁，眺望着熠熠发光的南国风景，热汗涔涔地描写结了冰的波罗的海。
有时为了换换空气，我就走进巴黎的小酒馆，坐在那里字迹潦草地写出某些章节。这些小酒馆和电影中再现的巴黎小酒馆毫无二致。我坐在悲伤地缠绕在一起的情侣们中间，周遭还有裹在大衣里的老妪。我面对着嵌有镜子的墙壁和青春艺术风格的装饰花纹，探讨歌德与拉斯普京之间的亲和力。
安娜亲身经历了《铁皮鼓》长达四年之久的创作过程。她经常想听，有时也必须听我讲述小说的临时结局，这些尚未最终确定的结局常常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我在写作时经常出神，并且不停地吸烟，以致室内烟雾缭绕，安娜也许很难确认这个男人就是她的丈夫。作为她的伴侣，我肯定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整日沉迷于我所虚构的人物世界中。我是一台操纵着许多电路的配电设备，我与若干相互穿插的意识层面紧密联接在一起。人们称之为“疯魔”。
我在埋头创作的同时，活得也很实在。我精心地烹调五味，一有机会就去跳舞，因为我十分欣赏安娜的长腿与舞姿。一九五七年九月，就在我专心致志地写作《铁皮鼓》第二稿时，我们的孪生子弗朗茨和拉欧尔出生了。这不是一个创作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每月有三百马克的生活费，这笔钱是我随手挣来的。在四七社一年一度的聚会上，我售出了我的素描与石版画；瓦尔特·赫勒雷通过向我约稿和采用我的稿件付给我稿酬，他生性乐善好施，间或来巴黎时就将钱带给我，在遥远的斯图加特，海森比特尔将我从未上演的剧作制作成广播剧播放；翌年，我已开始雕琢《铁皮鼓》的终稿，此时我获得四七社文学奖，第一次赚到了一大把钞票，总额为五千马克。靠着这笔钱，我们买了一台电唱机，这台电唱机今天还能出声，它属于我们的女儿劳拉。
我从未参加中学毕业考试，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常常使我的父母感到忧伤，但是有时我认为：恰恰是这一点保护了我。因为如果我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那么我肯定会拥有一个职位，我会成为夜间节目编辑而将自己刚动笔的文稿锁在抽屉里。作为一位被埋没的作家，我肯定会对那些文思敏捷的作家满腔怨愤，这些作家在大自然中竟然能够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上天常常赋予他们灵感。
其间我与保尔·策兰多次交谈，说得更确切些，我只是他的独白的听众。我投身政治，与孟戴斯-弗朗斯④一起喝牛奶，目睹了警察在阿尔及利亚人居住区进行大搜捕。我还埋头于报纸中，关注国际时事：波兰十月起义、布达佩斯起义、阿登纳在总理竞选中获得绝对胜利。除此之外是空白。
一九五八年春，为了写好但泽波兰邮局保卫战那一章，我必须去波兰旅行。由赫勒雷居间介绍，安德烈·维尔特先生给我写了邀请信，我经由华沙前往格但斯克。我猜想，昔日波兰邮局保卫战的某些幸存者还健在，因此我前往波兰内政部打听消息。波兰内政部的一个办公室里存放着关于德国人在波兰所犯战争罪行的成堆文件。一位内政部官员给了我三个昔日波兰邮局职员的地址（最近的地址出自一九四九年）。他特别强调：这三个所谓的幸存者并没有获得波兰邮政工会（和官方）的承认，因为根据一九三九年秋德国和波兰的新闻报道，所有波兰邮局的保卫者都被德国人依据军事管制法枪决了。因此波兰人将全体保卫者的名字都刻在纪念碑上。谁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谁就是死者。
在格但斯克，我寻觅但泽的踪迹，找到了其中的两名前波兰邮局职员，这两人在造船厂找到了工作。他们在造船厂比在邮局挣得多。他们实际上对其未被官方承认的状况表示满意。但是他们的儿子想让他们成为英雄，想让社会承认他们是抵抗运动战士，并且为此而奔走（结果却劳而无功）。这两名前邮局职员（其中之一为汇款单邮递员）向我详细描述了波兰邮局保卫战的全过程。我根本无法虚构他们的逃亡之路。
在格但斯克，我巡视昔日但泽的上学之路，与公墓中熟悉的墓碑耳语。就像我在学生时代端坐在教室里那样，我在格但斯克市立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正襟危坐，翻阅各年度的《但泽前哨报》，嗅到了莫特劳河和拉道纳号拖轮的气息。在格但斯克，我是一个陌生人，可我还是发现了所有儿时的、现已残缺的旧物：海滨浴场、林中路、砖结构哥特式建筑和拉贝斯路简陋的出租房屋，这些旧房子位于马克斯·哈尔伯广场和新市场之间。在奥斯卡的建议下，我再次拜访了圣心教堂，它仍然散发着天主教的臭气。
后来我站在了我的叔祖母，卡舒布人安娜的厨房里。当我向她出示了我的护照之后，她才相信我是君特·格拉斯。她嗫嚅道：“孩子，你长大了。”我在她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听她拉家常。她的儿子弗朗茨曾经是波兰邮局职员，在邮局保卫者投降之后，他确实被枪杀了。我发现他的名字镂刻在纪念碑上，他的英雄身份获得了官方承认。
归途中路经华沙，我结识了今日联邦德国著名的评论家马塞尔·赖希——拉尼基。拉尼基友好地问这位自诩为德国作家的年轻人，他的文章属于哪种类型、有何社会作用。当我向他简述《铁皮鼓》的内容时（“那个小男孩三岁时就停止长个了……”），他撇下我，惊惶失措地朝促成我们相识的安德烈·维尔特嚷道：“当心！这个人并不是德国作家，他是保加利亚间谍。”在波兰我很难证明我的身份。
一九五九年春，《铁皮鼓》完稿。在我修正了校样、送走了拼版之后，我获得了四个月的奖学金，中介人仍然是赫勒雷。我可以前往美利坚合众国，访问美国大学并回答大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但是访美最终夭折。那时，为了获得签证，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细致入微的体检。我参加了体检，并从医生处获悉：我肺脏的某些部位已经出现了结核瘤（节状物）。明显的结核瘤会造成肺穿孔。
在此期间。戴高乐将军掌握了法国的政权，有天夜里，我被法国警察拘留，对联邦德国警察局的思念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加之我已患肺病，所以就在《铁皮鼓》正式出版之后（即在这部小说离我而去之后），我们告别了巴黎，重返柏林。在柏林居住时我必须午休、戒酒、经常去医院体检、吃鲜奶油、服小药片。我还记得那种白色的药片叫做内欧特苯。我每天必须吞咽三次内欧特苯，最后我痊愈了，并且变成了胖子。
在巴黎时我就开始了《狗年月》这部长篇小说的准备工作。这部小说最初名为《土豆皮》。我开始动笔时进行了错误的构思。后来，中篇小说《猫与鼠》的创作彻底粉碎了《狗年月》仓促而就的草稿。那时我已成名，我不必再去亲手取焦炭倒入取暖炉里了。从此写作日益艰难。
我是否做到了言无不尽？是的，我说的甚至比我想说的还要多。我是否隐瞒了某些要事？对了。以后是否会有拾遗补缺？决不。
（贺骥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