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我们住在日什科夫区胡斯大街一栋简陋楼房的一套简陋住所里。这栋破旧房屋地处转弯角上，我们那套住所有个莫大的也是唯一的可取之处：阳台和厨房的窗户都对着维特科夫山开阔的山坡。山坡上，从铁路边缘起，长着成片成片的金莲花，春天开出浓密艳丽的黄色花朵，虽然不香，但波浪似的满山都是，景色绝美。弗拉尼亚·什拉麦克曾写过一首优美的咏金莲花的诗。金莲花谢了以后，铁路两侧洋槐花的甜香便涌进了我家的窗户。整栋房屋、阳台和晦暗的小院子都弥漫着这股甜香。一堵高墙把小院子同铁路的路基隔开。高墙已断裂，墙边建了一些堆煤的木棚屋。春天的芳香在这里很需要。院子又小又阴暗。战争期间，房客们在这儿养了一群母鸡，它们徒劳无益地用小爪子刨着石头地面，啄食墙上的灰泥。在这里，大白天也不时有耗子跑出来同母鸡分食房客们从阳台上扔下的残羹剩菜。到了傍晚天快黑的时候，母鸡便一只只奔到院门旁边，耐心地等待着谁走来给它们开门，然后一窝蜂拥向楼梯，惹人发笑地一级一级蹦上楼去，准确无误地找到各自的楼层和家门。即使快要下蛋了，母鸡也一级一级地蹦，然后慌慌张张钻进家里，接着整座房子便回响着它那欢乐的母性的歌声，歌唱它创造了奇迹：一个小小的、但在战时却非常珍贵的宝贝儿。
若问母鸡养在哪儿？或者在厨房里，或者绝大多数都在那间狭小、幽暗的食品储藏室里。这里的一扇窗户对着臭烘烘的天窗，无法储存食物。不过，战争期间谈得上什么食物啊！
我家一间小屋的窗子朝着嘈杂的街道，正同金天使饭馆隔街相望。饭馆的镀金浮雕挂在它的门额上。那座房子里住着弗朗基谢克·绍埃尔，日什科夫区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和善的人，晚年还写过一本书，记叙他不平凡的一生。
战争结束了。雅罗斯拉夫·哈谢克回国后不久，就同他从俄国带回来的第二个妻子搬进了绍埃尔家。有个从来都喜欢故弄玄虚的人说她是公爵夫人。她看上去不像。我们两家的窗户遥遥相对，我们能看到他们家左面的后屋和舒拉太太一日什科夫的街坊们都这样称呼她。总见她蛮有兴致地瞧着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捷克人的生活。
隔了一座房子住着我的同学和朋友伊万·苏克。我只要站在阳台上吹一声口哨，苏克就会出现在他家的阳台上。我们两个常常一块儿玩台球。苏克住的那座楼里有一家小饭馆。不知为什么，大伙儿管它叫“顽石饭店”。那里的一位房客是个玩台球的行家，待人和蔼，他教会了我们玩台球的门道。
雅罗斯拉夫·哈谢克有时也上这家饭馆里来。他呆不长久，这里离他的妻子太近了。妻子总是徒劳无益地想把哈谢克留在家里。一次，有人问哈谢克为什么不上金天使饭馆，他不以为然地说那里要爬楼。实际上，金天使饭馆只有三级台阶。
一个夏天的晚上，哈谢克衣冠不整地走进了饭馆。他只穿了件衬衫，趿着拖鞋，裤子用手提着。他坦率地告诉大家，说妻子舒拉把他的皮鞋、背带和外套全都锁起来了。他这是上药房去买药，妻子患病，医生开了药方。他随身带了个酒瓶，说是就便捎瓶酒回去。没等店主人把酒瓶灌满，也没等站着把一杯啤酒喝尽，他就同我们玩起台球来了。他玩得非常糟糕。喝完第三杯啤酒之后，他下了决心，说非去买药不可了，舒拉在等着哩，酒瓶嘛先放在这儿，等他买药回来时取走。他没有回来。
两天后，有人果断地在敲我们家的大门。门外站着面有愠色的舒拉。她气冲冲地问道：
“雅娄谢克在哪儿？”
后来她对着我的母亲哭了一会儿，抹抹眼泪走了。
不，哈谢克并没有遇上什么韩波，也没有跑到国外去。一个星期之后他回家了，带回一瓶啤酒，可是没有药。反正药也不需要了，他的妻子已经恢复了健康。甚至健康得过头罗！他大笑着补了一句。
在这段时间里，哈谢克趿着拖鞋、没穿外套在夏天的布拉格久久地游荡，当然去了所有可能去的饭馆，在朋友和伙伴们中间——他们丝毫没看重他的创作——写了满满一练习本的《好兵帅克》。他伏在桌子一角写稿，写完几页就由伙伴中的某一个送去给出版商西内克。出版商按交稿数量，付给他相应的稿酬。当然一个克朗也不会多给。哈谢克以此打发一天或一个晚上，第二天他若不愿意对着空杯枯坐，就得提笔再写。
这等样的创作条件不禁令人产生疑问：假如哈谢克有个清静的环境，坐在书桌前舒舒服服地写作，他的这部作品可能会是什么样呢？然而，这是永远无法解答的、致命的“假如”。有可能假如哈谢克不是在泼洒着啤酒的桌面上、在酒肆饭馆的喧闹声中，在一群贪杯的朋友之间为了挣几十个克朗买啤酒而从事写作的话，这部作品也许不会问世，哈谢克就不会是誉满欧洲的哈谢克了。
大家知道，哈谢克不久之后就去世了。舒拉太太也去世了。哈谢克的忠心耿耿的朋友、很有耐性的弗朗基谢克·绍埃尔也去世了。唯有帅克，这个胖乎乎、性格外向、绝对不懂得粉饰现实的循环性精神病患者——正如封·德拉切克教授给帅克作的诊断中所说的一却活在人间，快活地不仅朝着普津姆前进，而且几乎远行世界，走向他从来没有打算要去的地方。
（杨乐云译）
神奇的铅笔
有一天，我和维杰斯拉夫·奈兹瓦尔来到画家卢德维克·库巴的画室。当时，一本介绍这位画家的大型纪念册正在着手筹备，奈兹瓦尔将写导言中的一篇，我答应配诗。卢德维克·库巴那时已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可是他依旧那样惊人的生气勃勃，精神矍铄。别忘了还应补充一句：他很可爱。同他聊天是一种愉快。他机智诙谐，妙趣横生。在他的画室，令人惊叹、喜悦的事情一件接一件。首先当然是他的新作，色彩明亮，充满了画家那种不可战胜的、永不衰竭的活力。他年事越高，作品也越发精湛，看不到丝毫“脏内衣”的痕迹——当年人们把那些干巴巴的平庸画家的平庸、干巴的作品叫做“脏内衣”。库巴的绘画却是进攻性的，它们热辣辣地猛扑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表现手法虽然并不现代化，但画家的才华使他的作品胜利地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他的绘画色彩之绚丽堪与印象派画家登峰造极之作媲美，画艺高超，因而吸引力强，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库巴同时也是一位有眼光的收藏家。画室里有他收藏的艺术珍品，主要是中国古代雕刻的一些复制品。窗户旁边的角落里立着个一人高的维纳斯半身像。当奈兹瓦尔驻足在这尊塑像前时，画家库巴拉了一下他的衣袖，凑到你耳边高声耳语道：
“您可别宣扬出去，您瞧见啦，我是把维纳斯骗到角落里来的头一个世俗凡人。”
最后，我们围着一张靠墙摆放的桌子坐下了，墙上挂着一幅卢德维克·库巴新完成的自画像。我和奈兹瓦尔望着这幅画，两人都看得出神，后来我们的目光落在画家的微笑上。
“你们既然这样看得仔细，我得给你们讲讲不久前发生在这幅画像下面的一件小事。我妻子的朋友，一位小姐，来看望我们。顺便谈谈，这位小姐长得相当漂亮。她盯着这张画看了半晌，然后坦率地、但带着不加掩饰的好奇问我道，究竟为什么我一遍又一遍老画自己。她的意思很清楚，难道我就那么漂亮、有趣！我推心置腹地告诉她说，我是对自己幸灾乐祸才画自己的。说过之后，我马上看出她不懂我这句笑话的意思，因此我就接下去说我讲实话吧。
“事情是这样的，有时我约定的模特儿不能如期前来，而我既无时间，也无情绪上别处去另外物色一个。我在镜子旁边走过，看了一眼，心里说，嘿，这不就是模特儿吗。而且多么叫人惊讶，恰恰就是我此刻需要的那个模样。我把镜子放在梯凳前面，打开画箱，请他面带笑容。他马上照着做了，我觉得应该是什么样他就做什么样，一切唯命是从。我要他换了好几个姿势，直到我认为合适了为止。他很耐心，也很听话。比如，我对他说：你把嘴里那支烟斗先放下一会儿行不行……他马上顺从地把烟斗放在桌上，做出听任吩咐的样子。后来我又同他商量：脸上能不能别那么一副呆傻相！他一点没有恼火，立刻摆出一脸大智大慧的神气，就跟那边的菩萨一个样。我心里夸赞他，兴致勃勃地画了起来。只要我自己不说累，要他站多久他都能坚持。”
说着，画家伸手在衣袋里摸了一阵，掏出一支普普通通、完全不是作画用的铅笔。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当场就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自己的小像。仅寥寥数笔就画出来了，却是既俏皮又传神。是的，正是这么张面孔，戴着一顶无檐帽，嘴里叼个烟斗，脸上笑嘻嘻的，可惜画家随手就把餐巾纸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
“好，”他接着说，“我同那位漂亮小姐的谈话还没有完哩。我最后告诉她，画自画像很便宜，模特儿不要酬金，他是白给我效劳的，而且还不是在画价低得可怜，等于白扔掉的时期。不过，它也有个不足之处，那就是画脸不容易。可是这就看画家的功底啦。我往手心里啐了口唾沫画了起来。
“我这么绘声绘色地向这位小姐解释了一通之后，还说了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作为补充。
“一位女邻居来敲我家的门，要借一撮番红花作牛肉汤的调料。刚巧我画室的门半开着，她瞧见了放在梯凳上的一张静物画，画的是一盘甜面包。这位太太惊讶地转身对我妻子说：‘库博娃太太，您家的烤箱烤出来的东西好漂亮啊！’‘嗨，哪有的事，’妻子回答说，‘那是我的那只烤箱画得漂亮！’”
那一年，春色满园的五月还没有过去一半，编辑部落满尘土的电话响了起来。阳光正照射在我的办公桌上，飞尘在阳光中抖动。电话是广播电台打来的。文学编辑室通知我，说他们安排了半个小时的节目，播送我的咏春诗。朗诵将由埃杜阿尔德·科胡特和弗拉斯塔·法比阿诺娃担任，要求我为这个节目写几句话，谈谈自己，自画像似的寥寥数语就行了，时间不超过五分钟，或者再少那么一分钟。埃杜阿尔德·科胡特是我的朋友。弗拉斯塔·法比阿诺娃是一位很有魅力的美人儿。两个名字都使我感到愉快，我于是没有考虑便满口答应了。
当然，我不该这样做，应当事先好好思考一下。每次谈自己我总感到是件不怎么愉快的事情。脑海里出现的每一句，甚至每一个字眼都要么干巴巴，要么言不由衷，不是有失真实，便是哗众取宠。我如何评价自己，这同听众有何相干呢？一个作家怎么样，批评家和读者不是自会作出判断的么。我想请电台免了这个讲话，可是来不及了，节目预告已经印出来了。
这时我想到了画家库巴和他那支神奇的铅笔，他的想象才赋和素描功力。他怎么只需要那么少数几笔，人人便都认出来画的是他呢？我从不曾为自己的面貌这样伤过脑筋。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可是想不出一句聪明的、恰到好处的用语。我不时斜睨一下镜子，对自己皱眉头。手一提起笔就不胜其重似的垂了下来。我什么也写不出，一句也写不出。
广播当然我最后还是去了。不过，我在讲放中竭力回避一切能使人联想到我本人形象的词句。我相信这么做是出于谦虚。然而不如说，是我的头脑里缺乏一支画家库巴瑞在背心口袋时的神奇的铅笔。
半年以后，一个阴沉沉的下雪天的清晨，我走回家去。那晚上我同朋友们尽情谈论诗歌和诗人问题，不知不觉一宿就过去了，这会儿我已疲惫不堪。我鞋上的雪结成了冰，上楼时我滑了一跤，脸撞在装饰栏杆上，被镀金的铁花划了一道口子。妻子抱着孩子走来开门。我可怜巴巴地站在门边，帽子捧在下巴颏底下，一缕鲜血从脸上直往帽子里滴。我不得不洗耳恭听的那些话有什么必要在这里重复呢？妻子当然有理。可是那天母亲刚好在我家，她等了我一夜，慈母的心忍不住了：
“玛任卡，您的清规戒律太多啦！”
对于慈母的心声——尽管动人，但也多少有点儿难以理解——这里就不多说了。我躺下以后，母亲过来坐在我的床沿上。我只得原原本本告诉她，什么都交代了，最后连朋友的名字也都抖落了出来。不过这很容易猜到。她认识哈拉斯。母亲于是用一口纯正的布拉格腔唱歌似的对我说：
“你呀，就靠酒和诗过日子。随便哪个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你给骗了。你就是这么个人，一点儿也不错！”
我竖起耳朵听着。
啊哈，原来是这样！咱们等着瞧吧！
（杨乐云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