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获奖作家
NadineGordimer（1923－？）
基本姿态
我从九岁或十岁起开始写作。那时不过是天真烂漫的举动—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我现在已相信，唯有不负责任才是真正的纯洁。只要看看幼儿在一起玩耍时的情形就明白了：摆布他人、强求恭顺、卫护权势的欲望，暴露出人与生俱来的“罪孽”，责任的重负便是对它的惩罚。我独来独往。说不清怎么回事，我的诗歌、我的故事就从我心底里流泻出来，它们不针对任何人，也没有任何读者。
责任就静守在创作的伊甸园外。用文字进行创造的冲动本是极为幽寂的、深沉酣美的秘密，我却不曾梦到它竟也会成为一份职业，于是世界也罢，那终生相随的良知也罢，动辄便可责令我和我的同类做出交代。创作行为并不纯洁。历史塞入证词，思想强求表现，社会恣意勒索，作家失去了伊甸园，为了有人读而去写，并逐步认识到自己须随叫随到，做出解释。作家被拿住了，必须负责。“拿住”这个动词准确得邪乎。作品写出来了，责任便落到作家头上，须对其后果做出这样那样的解释；非但如此，作家甚至还未动笔就已被各式各样的道德观念“拿住了”：艺术、语言、思想、国家、政治、宗教，均对他提出要求。他懂得了，哪怕在头脑中孕育阶段的创造活动也不纯洁，它在娘胎里就对先于认知与意志的存在负起了责任：作家的创作活动对于他一落生就代表的那种基因、环境、社会及经济，负有先天的责任。
罗兰·巴特写道，语言是“某个时期一切作家所共有的法则与习惯之集合”。
他还写道，一个作家的“事业”，即他的作品，是其“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姿态”。
我在这两种提法之间找到了话题。两种表述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由此生出了有关作家责任的问题。语言将思想转换成为书面文字，但凡语言文字，不论何类，此功用相通；如是，语言便不只是为我们时代一切作家所共有的“一种”集合体，而且还是“唯一”共有的集合体了。在写作行业中，与其他同行伙伴们分享语言这个共同体的作家造就出自己的事业，而这个事业随即成了他“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姿态”。创作使用的是公有的语言，造就的基本姿态却是个体的。有了自己的基本姿态，作家便告别了语言集合体，却又带着它走进了社会这个大团体，加入了并非由作家所组成的世界。至于何谓作家“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姿态”，社会不同，观念亦相去甚远，作家与他的同行伙伴旋即拉开距离，互相隔绝了。
若把对作家的期望加以比较，那他们之间就少有或甚至毫无共同之处了。对于索尔·贝娄、库特·冯尼格特、苏珊·桑塔格、托妮·莫里森或约翰·伯杰等人来说，作家作为社会存在的身份并不会产生一种责任，驱使他们去写某个题目并因此而遭查禁、强制沉默、流放或身陷囹圄。然而，在苏联、南非、伊朗、越南、某些拉美的以及其他国家中，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向他们索取的就是这样的代价。这是双重的索求：被压迫者要他们当代言人，而国家则要他们为担当这种代言人而承受责罚。反过来说，假如专写怪异哥特式家庭故事的莫利·基恩一类作家生活在苏联和南非等地的话，那么从这些国家对“社会存在的基本姿态”所理解的这层意义上说，简直不可想象人们会把他们当回事儿。这不像在英美等国，如目光敏锐的批评家和读者所看到的那样，莫利·基恩之流的书正大大走俏。
然而，远离东西方的黑暗国度、毋庸担心横遭半夜逮捕和单独监禁的批评家和读者们，却也要对来自那些地区的作家指手划脚。
他们认为，这些作家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姿态，就是冒险，冒那份他们不知自己会不会愿意担当的风险。
于是，一些高枕无忧者的身上就发生了一种奇特的、令人不快的扭曲，来自矛盾冲突剧烈的国家的任何作家都能为我作证。在国外接受采访，你常常会发现对方很失望：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而没有在自己的国家蹲监狱。既然你没有—为什么没有？啊哈……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并没有写出你该写的书？你们想想，对约翰·厄普代克会进行如此自以为是的质问吗？去指责厄普代克竟然不以美国的越南战争创伤为其作品的主题，这样的事你们想得出来吗？
还有另一疑问。伦敦《每日电讯报》在评论我最近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时称我言过其实，说我的国家如果真发生这类事，那怎么还能容我把它们写出来呢？此外，闭门造车者将自己的梦境投射到了异国作家的身上，由此产生了扭曲的意愿满足；记者硬是将外来作家塑造成了英雄，而作家却深知，在自己的国度里，笔这件武器一点也不比剑犀利。
有一件事很清楚：我们身处的时代中，不大有人能脱离开责任的制约去奢谈什么作家的绝对价值。天才者浪迹天涯的模式已不复存在。现在列入《书报查禁索引》的已不是乔伊斯，而是译自各种语言的作品片断，是压制下去的文学的碎片，是真流亡者断断续续的呼喊，他们并非弃国而去，而是被强行逐出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取代了乔伊斯的是当今世界上两位第一流的作家：切斯瓦夫。切斯瓦夫·米沃什和米兰·昆德拉。他俩觉得自己的情感遭到了肢解。他们和乔伊斯不同：乔伊斯可以整个儿地脱离爱尔兰，但他们却无法摆脱波兰和捷克，虽远游他乡而仍心系家园的语言文化。取代了乔伊斯的可以说至少还有博尔赫斯，他晚年双目失明，反倒看清了原先视而不见的东西。一连数年，他依依倾诉心怀，说要踏着众生之路走去，而不再去追寻抽象力量的指画般的神秘轨迹。他一向不愿和意识形态沾边，因此世人很自然、或许也恰如其分地将他推入了右派行列。尽管如此，他下垂的眼睑仍感受到了责任；在我们的时代，责任不停地搜寻着作家，未有丝毫懈怠。
社会有何权力将责任强加于作家？作家又有何权力拒绝承担责任？出版检查制度所禁止的种种方面的情况，我实在太熟悉了，不再赘言。我只想考察我们的使命，探讨一下在不同的环境地域中，人类良心的动力、寻求解放的意志所期望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种期望吗？如回答是肯定的话，又怎么去做？
“待我落到仅仅身为作家，别无一是的那一刻，便是我辍笔之时。”加缪可以这样说。他是我们时代的杰出人物，至少从理论上说，他接受了时代对作家最为严峻紧迫的要求。象牙塔终于在暴风雨中摧毁，但作家并没有举着白旗走出来，而是打开宣言书，弯起胳膊，准备与民众挽臂前进。他并非作为斗争的记录员而加入到民众之中。你会注意到，“作家”之外的存在才更为重要：到了“除去作家别无一是”的地步，“作家”本身便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典型法国式的巧妙警句看似可以包容字面所含的一切意思，实则不然。加缪的决定是他内心的选择，但也是公开的。他暗自进行了一番权衡，一边是他作为作家的存在价值，另一边是作为人类一员应发挥的其他作用。看上去是他独立做出了决定，选择了后者，实际却不尽然。架起内心天平秤的是外在的需要，是他所处的世界的形势。事实上是这个时代决定了对社会的责任重于对艺术的责任，而他则接受了这个先决条件。
早在加缪出生之日，他就已置身于西方世界非殖民化的大形势中，这种矛盾冲突后来激化为世界大战。即在战后，非殖民化的大形势仍然未变：种族与权力的道德争端将成为二十世纪的特征，而造成人类自我灭绝的撒旦式集权的极致，亦属二十世纪的发明。其实，不唯加缪如此，任何一个作家，只要他生活在受歧视受压制的人民之中，只要他周围的人群由于种族、肤色、宗教的原因而被打入了另册，就都会听命于时代，感受到大形势在他内心唤起的道德使命。至于作家本人是不是被压迫者中的一员，那只影响到他承担文学以外的责任是否“自然”，却不能改变他所面临的自我归属矛盾。
忠诚是一种情感，自我归属则是出于道德价值观而坚守的一种信念。因此，我在此不谈忠诚，只谈自我归属。我认识到，虽然作家有权力献身于艺术世界，可是社会有同等的权力对作家提出要求；而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应如何加以满足，这类问题便引出了自我归属的冲突。
就我所知，在我的祖国南非，有些黑人作家已使这两个方面最大限度地达成了一致与和谐。但在南非之外，就连钦努阿·阿契贝和渥雷·索因卡这两位最重要的非洲作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尼日利亚陷入内战的关头，他俩响应了祖国的召唤，挺身而出，担当了“作家身份之外”的责任；然而这种召唤却没能使他们的创作得到相应的发展。相反，一连数年，他们只服从行动主义的需要，索因卡甚至还因此坐牢，可是他们的创造才能却一无施展余地。埃内斯托·卡德纳尔的情形也大同小异。然而在南非，不少黑人男女却正是出于“超出作家本分”的需要，才开始写作的。他们缺乏教育，没有书面文学传统，甚至没有养成天天读书的习惯的环境，也就是说，缺乏培养写作才能的机会；但是凡此种种障碍、胆怯、缺乏自信都挡不住他们。他们必须履行自己的责任，写出多数人反压迫的心声。这个多数其实并不沉默，他们有行动，有骄傲的、愤怒的呐喊，但他们滔滔不绝的口头表达却一直未能化成雄辩的书面文字。对于这群作家来说，根本不存在内心与外界要求相对立的问题。他们既从事写作，同时也从事诸如教学、宣传、组织等具体的政治行动。他们会不经审理而受到拘禁，说是因为写了什么东西；但审讯并且认定他们居心叵测时，则说他们做了“越出作家本分”的事情。“非洲，我的开端……非洲，我的终结”—英哥佩雷·马丁哥纳史诗中的这些诗句体现了创造力和社会责任感的结合。他的创作激情，创作方向，和社会对他的需求毫无二致；没有那些需求他本不会成为诗人。
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厄斯特·费歇尔先于我达到了这一认识。他提出，“一个生活在统一的社会（此处可读成征服前的南非）中的艺术家，一个属于不阻碍进步的阶级（此处可读成尚未受到白人中产阶级理想的腐蚀）的艺术家，并不会因为题材范围有所限定，就感到失去了艺术上的自由”，因为要求作家就这些题材进行创作的，“往往是深深扎根在人民中的意向和传统”。当然，一般说来，这也有可能使政府找到借口，阴险地列举某些意向和传统，以达到限制作家写另一些题材的目的。但是，就南非的黑人作家而言，历史已证明费歇尔的见解相当正确。三百多年来，他们的意向和传统，就是要挣脱白人的统治。
艺术在被压迫者一边。这个宣言过于简单，它给艺术自由下了个离经叛道的定义，但是别急，还是先想想吧。如果艺术意味着精神自由的话，它怎么可能存在于压迫者之中呢？艺术不再站在压迫者一边，这已经有了证明。在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种族主义仍然横行的年代里，哪个稍有文学价值的作家会为之辩护？埃兹拉·庞德已经死了。在波兰，为拆散团结工会者大唱赞歌的诗人到哪里去了？在南非，为种族隔离写出高超辩护词的作家到哪里去了？
对于一些作家来说，写作与从事政治性的工会活动，或者为逃跑的人制造假护照等等，同样都是革命活动，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可以齐头并进。还有一些作家则认为写作行为自身也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把握好写作的内容即可尽到“作家身份以外”的责任。其实，这两种情形无法截然分开。后一种想法能否实现，要看作家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中。以米兰·昆德拉来说，即使“仅仅”从事写作也可能已经“越出了作家本分”。他的国家受到压制，他身历其境，继续笔耕，写出所见所闻，终于招来一纸禁令，他的书不准出版，他本人仅为作家的“基本姿态”便也难以为继。如他笔下的人物那样，他只有靠擦窗子或去电影院售票亭卖票来维持生计。假如他决定继续留在国内，那么这就是他“越出作家本分”的下场，真是莫大的讽刺。我以为加缪并不曾料到会有此结局的。一些南非作家也有类似经历。如诗人唐·迈特拉一连七年被禁止写作、出版，甚至不准他公开朗读自己的诗作。然而在南非这样的多数人受到绝对压制的国家中，文学反倒不会绝对受禁，因为构成那大多数的黑人中多半处于半文盲状态，不可能接受书籍的影响。于是在这样的国家中，作家倒有可能—也只是可能—“仅仅”作为作家，专事写作，而又满足了社会的要求，尽到了“作家本分之外”的责任。这样的作家被归入了一个光荣的类别。
作为种族或阶级斗争中的“文化工作者”，即使他不冲上前去面对催泪弹和子弹，人们仍然会认为他在为斗争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