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早已计划进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而且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土改运动结束之前就开始了。
在土改运动尚未完全结束的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明确农村互助合作的方针、政策。从该项决议的时间来看，当时土地改革还没有全面完成，就已经考虑合作化问题了。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集体”，由农民自愿组成初级农业合作社，形成土地农民所有、集体统一经营、农民按土地股份分红的新型土地制度。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正式讨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的下达，把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了高潮，此后短短的几个月，全国7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就改组为2.6万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民有1.2亿户，占总农户的99%以上。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损害了群众利益，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毛泽东也发现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混乱，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对人民公社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并最终决定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把这一调整以法律形式正式确定下来，从此，人民公社就比较稳定地实行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
三级所有体制与人民公社建立初期比，有重大改变。这些一定程度上的调整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农村形势有明显好转。但这些调整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未否定“一大二公”，仍然存在很大弊端。特别是“文革”开始后，不少公社又开始出现并队核算及没收生产队山林、社员自留地现象，取消集贸市场，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公社的权力越来越集中，使农村经济经历1959年至1961年的挫折后，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此后，1950年6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所规定的农民“有权自由经营、买卖和出租”土地的流转方式已经不可能实施，农村土地也就没有了实现流转的可能。“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由此确立，并成为中国此后土地所有制的基本框架。
为何这么快就实现了合作化和集体化？前文说过，传统的政权组合被消灭，个体已经非常分散化，短期内无法组建集团化的利益组织；而乡村的组织（包括非正式组织），均被中共的新政权替代了，不少土地已经国有化，控制在政府手中，而且还建立了朱元璋式的户籍管制制度。也就是说，传统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已经变成一个接近平面的社会。
集体化对工业化的贡献非常大。2008年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课题《建设中国特色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农民在国家基础建设和工业化建设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下文详细解释。
搞工业化建设，除了技术，就是资金和粮食供应。但是，中共执政之初，面临重重困难。
（1）粮食供求关系非常紧张。首先，大规模工业经济建设使全国城镇人口大增。1953年城镇人口已达7826万，比1952年增加663万，比1949年增加2061万。城镇居民的收入也明显增长，较之1952年，1953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15％。城镇人口的激增，加之大量失业者重新就业以及职工工资的明显提高，大大增加了社会工资总量，提高了城镇居民的购买力。其次，由于发展工业的需要，经济作物产区迅速扩大，加上其他缺粮人口，1953年农村吃商品粮的人数增加到1亿。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56—25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这样，到1953年年底，城乡居民中近两亿人需国家供应粮食，使国内粮食销量由1952年的467.8亿斤猛增至1953年的613.2亿斤。第三，土改后提高了收入的农民增加了粮食消费。据统计，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0斤。薄一波1953年秋在华北地区调查中发现：“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一顿白面，现在则每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5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由于农民自给性消耗增多，加之农民都有防灾惜售的思想，国家粮食收购量势必减少。1951—1952年国家收购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28.2％，1952—1953年下降到25.7％。另外，当时的粮食市场是自由市场，农民除缴纳农业税（公粮）外，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因此私商的抬价抢购也使国家的购粮计划难以实现。此外，为换取工业建设所需的机器设备，这个时期的农产品出口也略有增长。凡此种种，尽管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创纪录的3278亿斤，但在1952年7月至1953年6月期间仍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正如陈云指出的：“城市工矿区和农村经济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增加得很快，但是农民不急于出卖他们的余粮，这是一九五三年发生粮食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陈云文选》第2卷第258—2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到“一五”计划开始执行时，粮食购销面临严峻形势。当时估算，1953—1954年，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外，还需收购431亿斤，这在当时显然难以完成。
（2）大规模工业建设需要巨额投资，但面临资金短缺难题。工业化发展战略确定后，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工业化资本积累模式的选择。一般来说，工业化内部积累有两种办法：一是日本明治维新后采用高地租高税收方法完成国家高积累的“明治模式”，其结果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农民流向农业以外；二是苏联采用的农业集体化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法。这两种办法都是针对农民和农业，但前一种保留了市场机制（日本农民交高税后可保留私有财产，可自由流动），后一种没有。中国选择了后一种。陈云在1950年6月就讲到：“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同上，第97页。1953年8月，他又说：“至于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可以做到。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说清楚，因为还要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陈云文选》第2卷第194—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薄一波也认为：“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在开始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些积累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国家筹集工业化资金，或者依靠残酷的原始积累、掠夺农民，或者对外掠夺殖民地，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那样做。但是，如果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点积累，工业化资金哪里来？当时党内党外都有一些同志过于同情农民，不赞成统购统销，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不坏的，但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行不通的，因为没有考虑国家工业资金积累这一大的实际需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80—18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鉴于这种情况，1953年11月19日，中国政府公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从12月开始在中国实行“统购统销”。
按照“统购统销”的规定，“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字将余粮售给国家”。但是实际上，所谓“余粮”只是“虚晃一枪”，“计划”和“分配数字”才是实质。正如陈云1953年10月2日在中共政治局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扩大会议上所说：“我们实行征购，不要说余粮征集制、余粮征购，因为余不余算不清。”
陈云承认：“实行征购的毛病是妨碍生产积极性，逼死人，打扁担，暴动。但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要重新走过去旧统治时期粮食进口的老路，农村资本主义发展，装备进口减少，建设推迟，结果帝国主义打来，扁担也要打来。”
也就是说，为了保住工业，只能牺牲农民利益。毛泽东曾说：“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若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
粮食统购统销，意味着除了大约8%的农业税之外，国家用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强制从农民手里征购粮食，然后去供应城市居民和换取外汇发展工业。
实行“统购统销”的第一年，从1953年7月1日到1954年6月30日，连同农业税在内，政府从农民那里获得粮食784.5亿斤，超过计划75.5亿斤，比上年度多收177.9亿斤，增加了29.3%。
而在同一时期，中国粮食产量只比上一年增加了1.8%。1954—1955年，长江、淮河流域受到百年不遇的大洪灾，政府仍征购891亿斤粮食，比上一年增加12%。而在此同期，粮食产量只比上一年增加了3.2%。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正如陈云同志所预计的，统购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紧张的，强迫命令、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都发生过。个别地方还发生了聚众闹事的事件。毛主席在1960年说过，五十年代在粮食问题上，我们有两次同农民搞得很紧张，第一次就是1953年。”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承认：“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
杜润生也表示，“粮食统购统销，搞得老百姓意见很大……而且征购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多，1954年要的就够多了，1955年又要增加，有些地方搞得农民连口粮都不够吃。”
毛泽东也估计到，“实行统购统销可能引起农民、市民和我国舆论的不满。”他认为，解决这种矛盾的途径就是农业合作化。在1953年10月2日陈云介绍“统购统销”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组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毛泽东认为：“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一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陈云也说：“向农业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工作，也要容易得多。”
于是，组织合作社乃至后来的人民公社，顺理成章。
Lippit曾估计中共执政前中国农民通过田赋和地租提供的剩余占农业总产出的30%左右。传统中国农业剩余的主要部分即地租（加利息），却在土地改革中被全体农村人口平分掉了。按照Lippit关于农业剩余为30%的估计，在中共第一次土地改革后，除农业税以外，至少有20%的农业总产品落到农民手中。农民平分地租增强了他们对新政权的政治支持，但是，加快国家工业化的既定战略，却导致农产品的剩余大部分转化为工业化积累，这也就是学术界所谓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
据估计，中共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国家为工业发展从农业积累了近1万亿元的资金。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包括其他农产品短缺时期，农民竭尽全力保障了城市人口农产品的需要，使城市居民安心于工业化的推进。
农业税也给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颁布的《农业税条例》规定，农业税是国家向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它以农业收益额为课税对象，按照标准作物——主粮，标准产量——常年产量计税，实行“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采用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全国名义税率平均为15.5%，最高为黑龙江19%，最低为新疆13%；湖北省为16%。这一税率，高于孟子所说的“什一而税”（10%）的理想水平，也高于西汉所规定的三十分之一的税率水平。1950年，农业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为39%。按照原价格计算，1950年到1978年，政府累计征收农业税820.47亿元。
除此之外，农民在土地供应方面给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工业化过程中的厂房、电站、铁路、公路、港口、城市、水库等建设，征用了农村集体所有的8000万亩左右土地。那时农民支援国家建设，补偿很低，按当时土地的价值，从土地转移的工业化资金估计达1.6万亿元。
从价值计算，上述种种贡献至少为2.6万亿元，最保守的按5%的收益率，60年后的今天，现值也为11万亿元之巨。
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工业化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然而它的弊端太多。
赵树理在1956年8月给中共长治区委写信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
从合作化完成的1957年到1978年的21年间，中国农民家庭平均年收入由73元增加到134元，年均仅增加2.9%；农民人均居住面积由1957年的11.30平方米下降为1978年的10.17平方米。与此同时，中国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的粮食由203千克降到195千克，食用植物油由2.42千克降为1.6千克，牛羊肉由1.11千克降到0.75千克，家禽由0.5千克降到0.44千克，水产品由4.34千克降到3.42千克。
中共第二次土地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