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兼并大大促进了宋朝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土地的规模经营，促使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秧马、耧锄、耧刀等得到推广使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宋代农业发达地区的单位面积产量，大约是唐代发达地区的两倍。这样就使更多的农产品进入市场，提高了农产品商品化的比重。孙克勤计算显示：北宋每年需要1700万石商品粮，约占北宋全年粮食产量的1%，南宋粮食商品化程度比北宋更高，大约在7%～8.13%之间。孙克勤：《宋代农产品商品化略析》，《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其次，被兼并土地的农民，从土地上游离出来，成为以当地农业产品为主要原料、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手工业者。宋代农业生产的发达和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对农村的专业手工业或家庭手工业都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因而也为城市（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量农产品进入商品市场，集镇的商品交换空前活跃起来，致使直接与广大农村有着密切联系的镇市和墟市因此而勃兴。墟市，北方称为草市，是广大农民和乡村手工业者进行商品交换的最直接的定期场所。镇市和墟市的兴起是农村乃至地区商品流通发展的必然结果。
“南北之争”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在“王安石变法内容检视”一节，我对其变法内容的得失已经作出粗略评判，其中一些内容也是导致其变法最终失败的原因。其他诸如用人不当等，也是变法失败的原因。
不过，有一个原因，长期以来缺乏关注，那就是“南北之争”。
从东汉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以后，江南经济日益发展起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南方地区在经济总量差异、发展速度差异、经济质量差异这三个方面都不如北方。隋唐以降，南方先是在发展速度上赶上和超过北方，接着在经济总量上赶上和超过北方，继之在经济质量上赶上和超过北方。
北宋之时，中国历史上发生了第一次长期的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革命。北宋初年，占城稻从越南中南部的占城传入福建地区。据记载，占城稻有很多特点：一是“耐旱”；二是适应性强，“不择地而生”；三是生长期短，自种至收仅50余日。而公元6世纪的《齐民要术》记载，当时的水稻生产期需要180天。公元1011年，宋真宗因江淮、两浙地区遇旱少水，遣使到福建取占城稻，多达三万斛，分别在长江、淮河以及两浙地区推广，后来又推广到北方。占城稻的推广，提高了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北宋时，两浙稻产量最高。苏州一般年成，每亩产米二到三石。
农业革命之后，江南在经济总量和质量上彻底超过北方。北宋中期，大臣包拯说：“东南上游，财富攸出，乃国家仰足之源，而调度之所也。”在江南成为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中心的同时，浙江、湖南、湖北、四川以及福建、两淮的开发程度也得到大幅度提高，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之下，南方的人才在官场上迅速崛起。史念海根据新旧《唐书》列传统计，有确切籍贯者1868人，北方地区共1582人，占总数的85％；南方地区286人，占总数的15％。北方居绝对的优势。
但这只是一个总体上的统计。从时间序列上看，根据北京大学韩茂莉和胡兆量的统计，唐代明确着录籍贯的状元共42名，北方有25名，约占60％。“安史之乱”前，北方人所占比例更大，公元755年前着录籍贯的状元共8名，其中北方人7名，占总额的87.5％。大约从唐武宗会昌年间（即公元843年前后）南方状元人数逐渐增多，从公元843年至公元907年唐亡，64年中南方籍状元11名，约占这一时期状元人数的31.4％，与会昌年间之前北方人占绝对优势形成鲜明对比。南方各地中又以江南人数最多，在11名南方籍状元中出身今江苏苏州、吴县一带就有7名。
北宋前期，文化重心仍然位于北方。宋初统治者，存在严重的地域偏见，奉行“不用南人为相”的原则。邵伯温《邵氏见闻录》卷一记载：“祖宗（指宋太祖、太宗）开国所用将相皆北人”，“至真宗朝始用闽人”。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四记载：“艺祖御笔：‘不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孙。’石刻在东京（大）内中。”
直到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南人不为相的传统才被打破。这一年，王钦若被任命为宰相，这是北宋用南方人为相之始。之后，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七月庚午，以枢密使、吏部尚书丁谓为平章事（即宰相）。丁谓（966—1037）是苏州长洲人，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进士。他是北宋时第二位南方籍宰相。
这是南方文化开始崛起的标志。此后，南方文化水平也开始赶上并超过了北方。
由于北宋奉行“重文轻武”的治国理念，高级官员基本上来自科举。我们不妨统计一下南北科举取士的情况。北宋时期明确着录籍贯的状元共57名，以宋仁宗朝（1022—1063）为界，宋仁宗以前27名，其中南方籍的共6名，占22.2%；宋仁宗以后30名，其中南方籍21名，占70％。
河南大学的程民生据《宋史》将北宋入传的官员（指正传和《循吏传》）1058人分为3个时期统计，发现了明显的变化轨迹。北宋前期，北方278人，占84.5％，仅比唐代的85％下降了0.5个百分点，南方51人，占15.5％，仍处于明显的弱势；北宋中期，北方274人，占63.9％，南方155人，占36.1％；到了北宋后期，北方121人，占40.3％，南方179人，占59.7％。这就意味着，南方文化在北宋后期赶上并超过了北方。
王安石变法，遭到强烈反对，很大程度上是“南北士人集团之争”。
南方成为经济重心，南方人才亦在官场中赶超北方，相应地，在经济体制上也有诉求。其实，在王安石之前，南方人范仲淹（生于苏州吴县，即今江苏苏州）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被认为是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下面分析一下主持变法和反对变法者的籍贯。
主持变法和反对变法者的籍贯主持变法者反对变法者姓名籍贯姓名籍贯王安石抚州（今江西临川）司马光陕州夏县（今属山西）吕惠卿泉州（今福建泉州）文彦博汾州（今山西汾阳）章惇建州（今江西建瓯）韩琦相州（今河南安阳）曾布建昌（今江西南城）富弼河南（今河南洛阳）从中可见，南北地域阵线很清晰（当然，也有个别南方人反对变法，如福建人郑侠和广西人冯京。郑侠曾受王安石提携，但他们此前已与富弼结盟）。司马光曾对宋神宗解释他与王安石分歧的原因说：“臣与安石南北异乡，用舍异道”（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1），也就是说，因为生长地域的不同，观点不同。邵伯温说，他父亲邵雍曾预言，将来皇上将“用南士为相，多引用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邵氏闻见录》卷十一）。“专务变更”，即是说南方人喜欢搞变法。
王安石下台后朝野对变法与反变法势力的态度几经反复，仍然有着明显的南北地域特征。宋神宗死后宋哲宗继位，母后辅政，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引进文彦博、吕公着，尽逐章惇等人（此时王安石已病重闲居）；宋哲宗亲政后恢复新法，重新重用章惇、曾布，北方人刘挚、吕大防等被贬逐（此时司马光已死）；北宋末年蔡京当政，蔡京是兴化（今福建莆田）人，任用了大批南方籍贯的官员，把已去世的司马光、文彦博列为“奸党”……尽管这时候已经距王安石变法的目的相去甚远，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权力争斗，其中的南北地域分野却仍然很分明。
这不只是宋朝一代的情形。稍加梳理就可以发现，唐代以前的改革家基本上是北方人，宋代以后则多为南方人，如：商鞅是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王莽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人，北魏搞“三长制”的李冲是陇西郡狄道（今甘肃临洮）人，搞“均田制”的李安世是赵郡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唐代推行“两税法”的杨炎是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宋代范仲淹、王安石等，都是江南人，明朝搞一条鞭法的张居正是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这不能视为偶然的巧合。
回过头来说王安石变法。从记载上看，南方官员多说新法好。李定称南方之民对青苗法“皆便之，无不善者”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夏四月己卯，陈舜俞在记述山阴县青苗钱之事时说：“方今小民匮乏，十室八九。应募之人，不召而至，何可胜计！”陈舜俞：《都官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毕仲游在《青苗议》中描述农民到州县借贷青苗钱的情况时说：“自散青苗以来，非请即纳，非纳即请，农民憧憧来往于州县。”毕仲游：《西台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王安石变革宋初以来实行的差役法之前，即在宋仁宗后期，南方许多地区便已出现了变差为雇的现象。两浙转运使李复圭因“浙民以给衙前役，多破产”，“悉罢遣归农，令出钱助长名人承募，民便之”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韩绛在江南一带“创为五则以均衙前役”社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郑民度、张宪任越州地方官时或根据财产厚薄均役，或以差人钱为雇人充等，对差役弊政做了局部变革。是故王安石颁行免役法后，“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严格地讲，王安石时期，南北士人集团的实力相差不大，即便北方不实行，南方也能落实。可是，变法为何失败了呢？我们知道，在相对均衡、势均力敌之时，稍微在其中一方加一点因素，便会失衡。这个因素是什么呢？气候！
从各种史籍资料及科学研究成果中，可以验证从北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至南宋光宗邵熙三年（公元1192年），二百多年间，为中国五千年来第三个小冰期。当时气候急剧转寒，江淮一带出现冰雪的奇寒景象，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皆曾经完全结冰，车马可以在结冰的河面上通过。长安、洛阳一带在唐代以后可以种植、繁殖的柑橘等果树，却遭受冻死的命运。从这些史料记载，足见当时淮河流域及江南地区气候寒冷一斑。
当时在这种艰困的自然环境下，王安石变法注定了难有成功机会。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新法未启动之前，在一次君臣对话中，王安石就一再强调，倘若变法中出现什么问题，“要当计利害多少，不为异论所惑”。
在变法期间，旱寒天灾不断，尤以旱灾最为严重。在迷信的社会里，都以为新法不妥，因而激怒上天，这样又给保守派一个攻击的话柄。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东北灾民流亡京都者不绝于途，人民怨声载道，要求王安石辞退其相位以顺应天命。富弼阵营的广西人冯京等谋划之后，撺掇监生郑侠（福建人）绘“流民图”上奏天子，并称：“旱灾是由安石所致，免安石相职，天必下雨。”
《宋史》称，当时，“神宗反覆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慈圣、宣仁两太后也流泪向天子说：“安石实在乱天下”。
第二天，宋神宗就下令暂时罢免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项法令。（“命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卫具熙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
王安石请辞，群臣反应强烈，吕惠卿、邓绾甚至哭着跟神宗说：“陛下数年以来，忘寐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神宗终于收回成命。
王安石离任之时，举荐吕惠卿、韩绛。二人继续执行王安石的新法。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后来，王安石再登相位，但变法派内部产生分歧，也无力挽回局势。最终，王安石心灰意冷，再次请辞。《宋史》说，当时，王安石“屡谢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几务”。最终，皇帝也觉得厌烦，就让他做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王安石在江宁府的半山园去世。
王安石希望以变法改变宋朝“积弱积贫”的局面，却遇着“天公不作美”的恶劣环境，可算是“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