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跟随父母去工地驻扎的时候，隔壁的屋子里住了一对HN的姐妹。姐姐和妹妹相差十来岁，姐姐那花枝招展的年龄即使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也丝毫抵挡不住她想尽办法臭美，让自己在平凡又朴素的一堆人跟前脱颖而出的心，那时候普通的穿过耳朵的女人会被视为妖艳儿，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一个店铺会叫阿吉豆，并有N
多种耳环、耳钉让你随意选择，那个时候能以打耳洞为生计赚点毛毛钱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更何况我们可是在准备要修电站的深山里，用我妈的话说，就是“少给老子装精作怪的，打耳洞那些事恐怕只有鬼大爷给你打哦。“
确实，当那个姐姐连鬼大爷都没找见的时候，只有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只见她准备好一根绣花针，一碟子散酒，还有七八粒花椒米米。就像专业的打耳洞的鬼大爷一样，把针和花椒米米泡在酒里，然后对着镜子，准备大干一场。只见她拿起泡过的花椒米在耳垂上搓啊搓，揉啊揉，边搓边揉还教导我和她妹妹说，“这叫麻醉，华佗知道不，他发明的，听说花椒的麻能让我耳朵像喝酒喝醉了一样，喝醉了，啥都不知道了，被针穿过耳朵也就不会疼了。“
那个时候的我就像听天书一样，全然不知她在叨叨啥，不过现在回想起来，竟发现那丫其实蛮适合当邪教教主，她这个解释麻醉原理的说法对于那些没见识没文化的人来说，估计还是有点煽动意义的，毕竟太通俗易懂接地气了。她搓了揉了好一阵，直到耳垂都红得快赶上嘴唇的颜色的时候，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飞快地抓起针猛地朝自己的耳朵穿了过去。那一刻，我觉得她就像个瓜娃子，自己拿针戳自己，以至于晚上各回各家后，我还假精灵地给我妈说：“妈妈，隔壁那个姐姐是不是瓜娃子哦，各人拿针戳自己的耳朵，还戳穿了。“直到几天后，看见针从她耳垂穿过的地方挂上了漂亮的耳坠以后才明白，哦，隔壁的姐姐不是瓜娃子，她只是臭美心切。可是又过了一个礼拜，听说她回老家了。而我妈则把她当成了反面教材，声声不息地在我耳朵前念叨：“女娃子妖精十怪要背时，自己打耳洞，这哈安逸了，耳朵都耍落了。“幼小的我的心里，妈妈的话就是真话，就是权威，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信了，打耳洞，耳朵会落。
妈的，这个概念在我心中竟然潜伏了十多年，直到某日，我上铺飞叉叉地对我说：“走，去小寨逛一下，我带你去打个耳洞，也整个耳钉来戴起耍。“说实话，那一刻我是比较抗拒的，因为小时候隔壁姐姐在我心中留下的有关打耳洞的阴影面积太大了，大得我在那花季的年龄竟然从没主动想过要去打个耳洞，挂个耳坠去招摇过市洋气一下。
大千世界的诱惑总是直杠杠地横在自己面前，想迈迈不过去，我上铺又一个劲在旁边煽阴风点鬼火，于是，心中的火就那么燃了，也不知道哪根儿经没有捋顺，我竟然答应了。只是一再强调不要去小摊摊，要感染。
医生世家出生的我上铺竟然想得出来带我去医院打耳洞。她振振有词地为把她从小养大有功的医疗系统打起广告来，她说：“走，去医院打，专业、安全、有保障，我们屋头都是医院的，我晓得。“换做是现在，她要是还敢这么振振有词，恐怕我们这些被医院各种收拾过的并都暗自发誓打死都不轻易进医院的人都会像打地鼠一样把她打来缩进土里不敢再乱嚷嚷。不知道我上铺是不是因为猕猴桃事件对学校对面的小医院产生了特殊情结，想都没想，直接把我拉了过去。涉及到臭美的事，她总是那么积极那么热心赛过居委会大妈。
等我静静坐在那里等待的时候，突然一个穿着白大褂还戴着口罩的医生端着一把枪一样的东西像赌神里的黑风衣打手端着枪准备要去弄死哪一个人的气势一样吓人地朝我们走了过来。我惊悚地看了旁边的我上铺一眼并问她：“这是啥东西哦，要去zhui（SC话，就是打针的意思）哪个的勾子嘛。“我上铺还没来得及回答我，这位气场骇人的医生便问到：“是谁要打耳洞？“
我心陡生怯意并惊乍乍地说，“我，我，我……用这个打？这是给大象打耳洞的枪吧？这么大？？？“
我上铺也惊呆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惊呆了，在我印象中她就是臭美专家，她都如此惊诧的表情，恐怕真的有哪里不对劲了，而我的心更加噗噗一阵乱跳。
我正想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啊，扛枪医生一边按了按我肩，一边说：“不要动，马上就好，乱动的话，打歪了，打脸上去了要破相哦。“一听说动了要破相，吓得我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这位扛枪医生把硕大的打耳洞的工具架在我肩上，左手辅助，右手用棉棒给我抹了一点酒精，然后就开始把那玩意儿中间固定片往我耳垂上卡死，金属冰凉的感觉在我耳垂瞬间传递开去。我害怕地闭上眼，心想，好大的阵仗啊，杀鸡焉用牛刀，太他妈“专业“的小医院了。我本能地“啊“地尖叫了一声，声音还没落地，不知不觉中，耳洞就打了过去。从那以后，我也是打过耳洞的人了呀。
那一次，打耳洞的枪是大了一点，没人告诉我们为什么用给大象打耳洞的枪来给我打，但是好在，医院啊，专业！安全！有保障！没发炎，没流脓，关键是还可以戴上漂亮的耳钉跟着我上铺一起去招摇过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