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国的世界主义潮流
看油画的时候，退到更远的距离，才能看明白。离得很近，黑和白是什么意思都分不清。退得远点，就能明白黑是为了衬托白，再远点，才能知道整幅画的意思。打这个比喻是为了时时提醒我们牢记目标，不至于做着做着就做糊涂了。—柳传志1988年1月8日，张祖祥来到香港。他第一次走进这个狭窄、敏锐、拥挤、繁华的城市，人地两生，也听不懂当地人中流行的广东话和官方通用的英语，不免有点胆怯。可是他却肩负着柳传志的宏图大略，要将“海外拓展计划”在这个城市铺排开。
所谓“海外拓展计划”，是指从1988年6月到1994年2月这段日子里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在边境以外的地方办一家贸易公司，积累资金和经验；将公司业务由贸易领域延伸到生产领域，大规模地进入个人计算机的整合行业，这是第二步；进入香港股票市场，成为一家上市公司，这是第三步。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很长时间里，这一计划都被描述为“进军海外战略三部曲”。柳传志和张祖祥在公开场合满嘴都是豪言壮语，其实他们是出于一种相当实惠的考虑：公司要卖AST电脑，海外订货的通行规则是让中间商留下至少15%的折扣。“我们总是吃亏，”张祖祥说，“假如在香港办一家贸易公司，自己控制订货渠道，就能把那15%赚下来。”
80年代中国的世界主义潮流全世界的优秀企业家都会为自己的公司精打细算，但是，只有中国企业家拥有利用国家局势为公司谋利的特殊技术。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一向以为自力更生是振兴国家的必由之路，那时候我们认定自己的生活无比幸福，人人会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自从80年代初期打开国门，才知道世界并不是自己想像的那个样子，西方列强已经遥遥领先，而我们自己却还生活在贫穷之中。融入世界的舆论占了上风，政府的行政也渐被国际潮流左右。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计划”和欧洲的“尤里卡计划”，在中国政府内部引起极大震撼，也成为1986年3月“科技发展战略规划”诞生的直接因素。今天回忆起来，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主义”对于我们国家的煽动力量，一点也不亚于90年代的“民族主义”。要说柳传志全局在胸，蓄谋凭借这股东风，也许是言过其实，但是当日的国家局面的确让他得到启示和鼓励，让他师出有名，也让张祖祥真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
香港联想
柳传志在香港选择的合作者共有两家—香港导远电脑系统有限公司和中国技术转让有限公司。前者是一家小公司，即使在当地也很少有人知道，但它的三个投资者吕谭平、吴礼益和张利基，都是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计算机专业、又有海外商业体验的年轻人。看上去这与柳传志麾下的老派书生正好取长补短。后来柳传志一直喜欢用“瞎子”和“瘸子”来解释他的这一选择，说自己虽然拥有足够的技术力量但却完全看不懂海外市场，三个合作者则正相反，没有技术力量但却深知国际市场的奥妙。两者相加，好比是依靠瞎子的脚力和瘸子的眼力阔步前进。这一说法在后来很多年里被广泛转述，成为他的海外战略的成功之路。但是无论是“瞎子”还是“瘸子”，都没有包括他的另外一个合作者—新技术转让公司。后者只是在公司的内部会议上才被提到。
比如1988年10月10日，柳传志在公司“开拓国际市场”的动员大会上坦率地说：“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贷款，在借钱方面有根儿。”柳传志当时没有提到的是，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是国家贸促会在香港的投资，属于国家所有，在1988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其董事长正是他的父亲柳谷书。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柳谷书早年投身银行业，他所积累起的信誉和人脉都是一笔巨大的资源。63岁那年，这位老人带着80万元港币来到香港，组建了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也让我们国家的专利转让事业从此进入世界市场。在以后6年里，他为这家公司赚了大约5亿元。他的能力和品格在同仁中获得极高赞誉，也是儿子心目中的榜样。
很多年后父亲已经去世，儿子缅怀父亲的时候，说起自己一生中的每个重要关头都得到了父亲指引，包括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文革”时的政治选择，以及后来的放弃仕途办公司。现在我们同样可以想像，如果没有父亲从旁襄助，儿子能否下决心在香港开辟他的“海外战略”第一战场，必定还是问题。我们今天回顾当时情形，至少可以肯定一个事实：柳老先生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施加影响，帮助儿子获得大批贷款。这成为香港联想初期最重要的铺垫，因为当时无论柳传志还是导远公司，都没有足够信誉和实力获得香港银行业的支持。然而事情远不止如此，父亲还把儿子介绍给香港商界。诸如衣着、举止、言谈之类的社交礼仪，儿子也都是从父亲那里学来。
有件小事最好地表明，这些礼仪风范虽然属于无形，但在柳传志日后的成长中拥有巨大价值。柳传志有一次跟随父亲去拜见一位商界人物，在约定时间之前5分钟到达，父亲宁可在外面等待也不肯提前进门。柳传志一向拥有严格的时间观念，甚至还在公司里面制定了“开会迟到即罚站一分钟”的纪律，无人能够例外，公司很多高级经理都有过迟到被罚的记录。但是直到这一天，他才第一次懂得，在社交场合，提前到达和迟到一样，都是没有礼貌的行为。柳传志决定将新公司命名为“香港联想”，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这个名字实在太长，是公司早期“拉大旗做虎皮”的产物，尽管后来改成“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还是不好，既没有想像力，又不能朗朗上口。而“联想”这名字已经借助汉卡的名声传扬到全国。所以柳传志在那几个月里总是念叨：“咱们改成联想集团吧。”“联想”由产品的功能而为产品的品牌，现在又用做香港公司的名称，同时也意味着“北京联想”呼之欲出。
柳传志与两个合作者达成协议，各自投资30万港元作为新公司的资本，并且拥有同等的股权，以及同等的责任和利益。吕谭平成为新公司的总经理，而柳传志则是董事长。实际上，父亲和儿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联手，所以，柳传志对这家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公司花了78万港币在太古城买到一处80平方米的旧公寓，让留在香港的全体北京人搬了进去。倪光南、柳传志、张祖祥全都住在这里，房间不够用了就在小过厅的地板上铺条毯子过夜。很多年后香港联想壮大起来，吕谭平也大发其财，资产亿万。有人怒气冲冲地说此人原本不过是个小商人，拿着30万元来和联想结盟，如今成了亿万巨富，不仅有豪宅名车，还有价值2000万元的游艇以及市值35亿港元的联想股票，无非仰仗联想的国有资产，坐收渔利。网络上有个“中国思维论坛”，为此发表文章说，柳传志“用国有资产给外商准备的必胜客‘洋馅饼’，十辈子也吃不完”。
这都是2004年的观点了。如果我们回到1988年春天，看到香港联想的嗷嗷待哺，就会相信当时柳传志放在里面的国有资产并不比“香港小商人”的私有资产更多。他们购买太古城里那间狭小公寓的时候，还是向吕谭平借了18万港元，才将房子首期款付清。十几年后联想拥有100多亿元资产，市值数百亿港元，难免树大招风，但在1988年这一行人在香港开创事业的那些日子，大致上就是1984年的“小平房时代”的复归，人人都被贫穷笼罩着。
香港的公共汽车票价1元，有轨电车就更便宜，只有6毛，可是柳传志和这一行人出门总是步行，不肯坐车，不敢在住处招待客人。为了保持尊严和富有的形象，约人会谈的时候就临时租个宾馆房间，谈判结束立即退房回到自己的陋室。如果是应邀赴约，那就先走到人家住的酒店附近，再坐上出租汽车开到门前。有段时间甘鸿就这么陪着柳传志每天步行在香港街头，碰到外人还要装成个秘书的样子给他提包，让柳传志觉得特别愧疚。几年之后公司兴旺起来，柳传志在心里发下弘愿：一定让老甘回来看看。
后来果然有了这个机会：老甘要到香港出差了。柳传志高兴极了，给老甘写信说一定要亲自到机场来接他。不料老甘在北京登机之前突然得了脑溢血，送医院抢救拣回一条命来，从此得了半身不遂，再也没能到香港去。这成了柳的一块心病，日子越久就越是沉重。在1999年7月20日公司的一次会议上，年轻的员工听他谈论公司昔日甘苦，有人问道：“柳总，你在功成名就之后还有什么心愿？”“要问我还有什么心愿，那就是陪老甘去一趟香港。我想……我想让老甘去看看……看看我们香港的公司是什么样子，让他享受一下自己开创的事业。”柳传志哽咽起来，语不成声。
人穷志不穷
尽管手头如此拮据，柳传志却尽力让自己显得是在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国家的“下海经商”已蔚为壮观，弃官从商和投笔从商者数以千计，目标都是牟利，柳传志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只有这个人，能够让这件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也证明此人的脑子里的确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念头。1988年4月18日，公司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召开“进军海外誓师大会”。这人民大会堂本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会场，自从1958年建成以来，悠悠岁月，多少政治大事件都是在这里发生。打倒刘少奇然后为他平反昭雪，打倒邓小平然后让他卷土重来，悼念周恩来，悼念朱德，悼念毛泽东，把“四人帮”抓起来，让华国锋不再是“英明领袖”。
新的总书记在这里就任，国务院总理在这里向人民代表报告工作。柳传志把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舞台，不难看出，他已经为公司的行为赋予了国家的光彩。他信心十足地走进人民大会堂，发表了迄今为止最为好大喜功的演讲。台下一起鼓掌，声震大厅，公司的进军海外战略就这么开始了。可是没人知道，那时候这位进军海外的统帅还在香港那间狭小的公寓里睡地铺呢。柳传志希望自己能够一炮打响，他也的确有一套办法来小题大做。虽然公司员工还不到300人，但是他请来的客人比自己的员工还要多。很多记者也在现场，不过没把这当成一回事，他们能接受公司公关部邀请来到这里，当时还算是赏脸。等大会结束之后，他们还不知道公司究竟要干什么。这倒不是他们故意怠慢，而是因为那时候公司什么也不是，连“联想”这个名字也没有叫起来，人们即使走到白石桥它那大字广告牌下，也不会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那一年人民大会堂还没有开放，商业的气息冲进这座圣殿还要等到两年以后。普通人家想要在这里开会露脸，就非得有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才行，这让柳传志和他的助手们都很发愁。以公司当初的名望和实力，别想打总书记、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主意，连国务院的那些副总理也没戏，所以只好在副委员长里面开动脑筋。想来想去有了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柳传志指示郭为前去完成这个任务。郭为那年24岁，刚刚拿到管理学硕士学位进入公司。这是他接受的第一份工作。也真是不辱老板使命，郭竟发现公司一个司机的朋友认识副委员长的女婿，于是沿着这条线索顺藤摸瓜，从副委员长的女婿到女儿，最后联系上了副委员长本人，居然成功了。
不过，首长只有20分钟。次日副委员长果然现身人民大会堂，听了柳传志的一番豪言壮语，没说什么，转身走了，可仍然让柳传志感到满堂生辉。那时候中国企业家对于政治家就是这样谦卑，而且越是胸怀大志、越是具有反叛气质，也就越是表现出毕恭毕敬。他们相信政府依然是巨大的保障力量，弄得不好也会处处为难，所以不论他们在未来之路走出多远，始终不能与既成的体制翻脸成仇。
6月23日是个星期四，按照柳传志的说法也是“黄道吉日”。香港联想要在这一天成立了。柳传志匆匆跑到太古城，迎接中国科学院新任院长周光召的到来。仪式开始之前的那个星期，他又匆匆忙忙在港岛东边交通便利的“柴湾”购买两层公寓，上面做办公室，下面是仓库。在这座城市里，公司开业大都要请风水先生占龟卜卦，柳传志并不是迷信神灵之人，但却心甘情愿随乡入俗。他花5万元请来算命先生。那人煞有介事地说，公司职员必须坐向东南，背山面水，家具应当白色，桌子也应比寻常尺度高出8寸。最后宣称，如果一切照办，公司必将财源滚滚，一年将挣至少500万元。
柳传志觉得“桌子的高度特别别扭”，也不敢违背算命先生的指点，一一照办，又拣个吉日烧香磕头，参拜四方神仙，弄个烤乳猪来给大家品尝，然后就是开张大吉（香港联想第一年的利润果然超过500万，后来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不断购买新房子。每次买房就去请那风水先生，价钱次次加码，拜神仙吃乳猪的事情也日益频繁）。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香港联想“剪彩仪式”都是北京“进军海外大会”的姐妹篇。公司租了一个酒店大堂，让几个礼仪小姐在门前迎候四方宾客，又有一支舞狮子的队伍载歌载舞。周光召院长为公司剪彩，他是柳传志那天请来的最重要的客人。在他身旁，有个风度翩翩、精干泼辣的年轻女子，她叫马雪征，后来是联想集团的高级副总裁，那时候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处长。在她的各项职责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安排院长的活动—过去是方毅、李昌和卢嘉锡，现在则轮到周光召。柳传志深知她的地位重要，所以提前好几个星期就来找她，恳求她无论如何要为公司的剪彩仪式插进院长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