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跳
当两只鸡一样大的时候，人家肯定觉得你比他小；当你是火鸡，人家是小鸡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大，人家会觉得咱们一样大；只有当你是只鸵鸟的时候，别人才会承认你大。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得过高。—柳传志 新任总理朱鎔基满面春风地迎接着数百记者的目光，他讲到了改革、发展、信念、阻碍和风险，讲到“科教兴国”，讲到“新的机制”，讲到“开放中国电信市场”，讲到“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还宣称，“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的既有悲剧色彩而又鼓舞人心的词句感召下，整个中国都激昂起来，一下子变得像初生牛犊一样勇敢无畏。在1998年的这个春天，很少有人停下来静心思考新总理这些话背后的含义，但他们有一个直觉是对的：中南海北院在李鹏治下度过10年之后，又一个革新政府开张了。朱鎔基召见柳传志，希望他能谈谈中国企业的问题。柳传志不客气地谈道，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不断变化，这给企业带来巨大“风险”。“今天我们回过头看走过的路，会有高兴甚至自豪的感觉，而回忆当年面对风险的时候，每一次都是战战兢兢，甚至会吓出大病。”柳传志对总理说，“在我们所冒的风险中有两类，一类是商业风险，一类是政策风险。在中国，不管是多好的人，只要你想办成企业，政策风险是非冒不可的。”
企业经理遇到“政策风险”，就像政府总理遇到“地雷阵”。朱鎔基希望知道“政策风险”是怎么回事。柳传志于是告诉他，当年中央政府心血来潮征收高额奖金税，自己如何偷逃税款又如何被处罚，事隔数月，政府便把这个税给取消了。没有事实证明柳传志与新总理的关系亲密，但是只要总理愿意听，柳传志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和他谈论任何事情。柳现在的身份是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选举时投了朱鎔基一票，因为他觉得“国家应该交给聪明、正直、强悍有力的人去治理”。他善于把故事和逻辑编织在一起，说出话来既生动又犀利，这一点也很像新总理的风格。他在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热情洋溢，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联想公司的一员，所以巧舌如簧，把公司利益和国家利益说成是一回事。比如他在当选人大代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者，把几百台联想微机搬进人民大会堂。这两个会议每年都开，会场一直使用外国品牌的微机，也没有谁觉得异常。现在柳传志走进来，一看就不顺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不使用国产品牌，”他说，“还说什么振兴中华？”
把联想微机搬进人民大会堂当然不是为了增长销售利润，而只是某种象征。在杨元庆的主持下，联想微机锐不可挡地进入1998年。刚刚结束的“联想1+1寒假热卖”获得巨大成功。
一款名叫“天琴”的新机型，成了市场上的新明星，每天售出大约8000台。“抱一台天琴电脑回家，”《科技日报》在2月4日的报道中惊叹，“成了老百姓过年的又一件喜兴事。”2月26日，公司又把“第一代新概念电脑—联想问天”推向全国。这“问天”是将主机和显示器做成一个整体，还与日立公司联合开发出液晶技术。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看到把液晶显示器用在台式电脑上。尽管屏幕很小，只有13.3英寸和12.1英寸两种，价格又很贵，两种规格高达25800元和19800元，但还是让人们动心。当时的媒体是这样描述“问天”的：“色彩艳丽、低辐射、易移动”，“节约能源50%、节省空间60%”，“显示图像从上下左右各个角度观看都毫不变形”。消费者的热情吸引了那些市场调查专家的注意。他们在1996年把“联想”的品牌价值确定为35.74亿元，现在认为它应当值41.81亿元了。按照1998年2月一项“关于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的研究报告”，“联想”比“红塔山”的353亿元、“长虹”的182亿元、“海尔”的118亿元、“一汽”的72.76亿元还差很多，不过它已经超过相当著名的“青岛啤酒”，与另一个名牌“五粮液”也已相当接近。舆论千篇一律地欢呼“中国企业步入品牌竞争时代”。
《工商时报》的记者在报道这一结果时还加了一行副标题，里面说：“联想是惟一入选前十名的计算机品牌。”“联想”的品牌价值在迅速升高，可是公司把商标“Legend”拿到境外注册时却没有成功，原来这品牌早就被人家注册了。到了1998年年初，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终于意识到，没有及早关注境外的商标权利是一个严重错误。一次“505会议室”的结论是：“公司继续坚持以‘Legend’商标作为进入北美市场的惟一选择是不现实的。”他们决定在京港整合之后改变公司名称，把“北京联想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更名为“联想集团公司”；把“香港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更名为“联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但是谁也不肯放弃联想旗帜上的“Legend”，以致在三年以后不得不再次考虑改换标识的时候，付出了更加巨大的代价。
新财年
1998年3月28日，李勤完成了他的《工作报告》。“每年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时候，”他在报告的第一句这样说，“也就是我们总结过去和展望未来的时候。”听上去他的心情很不错。他的报告题目叫做《起跳的1998》，后来拿到新财年的誓师大会上去宣读。自从1994年联想在香港上市，公司财政年度周期就改了—从每年的4月1日到次年的3月31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财政年度，公司的记录相当不错：净资产25.1亿港元，销售收入125亿元，其中20%变成了利润，比1996年几乎增长了一倍。这些利润中62%的部分来自联想微机。公司不再代理外国品牌的微机，因为自己生产的微机已经占有市场10.7%的份额。在这种局面下，没有哪一家企业还会把自己的微机交给他们。但是联想仍然延续着庞大的代理计划，在中国的市场上，34%的东芝笔记本电脑、30%的惠普喷墨打印机、35%的惠普激光打印机，都是联想卖出去的。“1997年是公司快速助跑的一年，”
李勤说，“1998年是起跳的一年。”很显然，“起跳”这两个字，是事先和柳传志商量好的，因为柳传志紧接着就做了一个长篇演讲，向公司的员工详细阐述“从助跑到起跳的标志”是什么。尽管战绩骄人，但公司不敢停下来喘一口气，因为市场上的那些对手都在身后紧追不舍。国内厂商个个发奋图强，虽然还不能说群雄并起，可是联想每天都能感觉到周围杀声震天。“同创”是距离最近的追击者。它在过去12个月里卖了20万台电脑，被《每周电脑报》说成“迄今为止计算机行业发展最快的企业”。
“北大方正”电脑诞生还不到一年半，现在每个月也能卖出至少1万台。“清华同方”宣布将在未来三年里把电脑的生产规模扩大到50万台。“实达”稍逊一筹，可也不是等闲之辈，自称要在未来12个月里生产10万台，进入国产微机的前八名。“长虹”本来是做电视的，现在也成立了一个计算机规划组，一个名叫任东卫的规划人员宣布，“长虹”将全力进军信息产业，“先上显示器，后上整机，最后上网络产品。”当时的彩电行业流行着一句话：“把电视机生产线稍加改造，就能生产电脑啦。”媒体上有很多标题形容这种局面，诸如“虎虎生威创名牌”、“大老虎下山了”、“全面进军信息产业”等，都不是送给联想的，这叫联想有些紧张。
关心联想命运的人还是很多，人们在这个春天联合起来，发起了一个“给联想出点子”的活动。有个人给报纸撰文说：“几年前，联想集团有一条广告语—‘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很有气魄，但这条广告语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看了这个广告语很难明白联想是做什么的。”鉴于这个理由，作者认为联想应当修改广告词，还提出了相当具体的建议，可以改成“人类失去联想，电脑将会怎样”、“世界失去联想，电脑将会怎样”，或者“科技失去联想，电脑将会怎样”。又有人说，这是把“整体广告改成局部广告”，未免小气。如果一定要改，就不如只是将“人类”和“世界”颠倒了一下，改成“世界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还说：“联想的形象意义整个升华了，这样岂不是更好？”好虽好，可是，要让戴尔公司亚太区总裁菲利普·凯利（PhillipE.Kelly）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也许会说，“电脑将没有什么怎么样？”这年2月的最后一周，他到北京访问，让大多数中国人终于注意到了这家年轻的美国公司。《每周电脑报》有个叫李逊的记者去采访他，他声称“第一个进入市场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赢得市场”。接着反客为主，向记者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第一家个人计算机厂商是谁呢？”“是IBM。”
“第一个凭借个人计算机取得成功的公司呢？”“是苹果。”“第一个进入中国PC市场的是哪一家外国公司呢？”“是AST。”“这些公司现在怎么样呢？”凯利笑了笑，接着说：“戴尔前几年在亚太区排在2名，现在已跃至第九，但这并非戴尔的最终目标，戴尔将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几年后，中国会看到戴尔的成功。”这家与联想同岁的美国公司显然把矛头对准“中国市场第一”—联想，这叫记者大起戒心，回去就在报纸上发表一则消息，题目是《“直销王”在中国图霸业》。
新财年的第一周，公司的股票价格升至3元。第二个星期结束的时候，公司在香港股市扩张1.5亿股份，换得现金4.5亿港元。这是联想公司上市后第一次扩股集资。按照股市记录，当日买盘的需求四倍于扩股数量，所以，次日联想股票大幅攀升。这也表明几个月前完成的“京港整合”得到市场认可。“联想集团掌权的年轻同志们尝过了很多酸甜苦辣，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不知道，那就是贷款的难处，”柳传志在那个星期的一份备忘录里指出，“这次扩股集资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大大地降低我们负债的比例，减轻我们的利息压力。”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里，不过，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知道，“有钱没处花”的滋味并不比“没钱花”更好受。
“ERP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