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问题上要公平公正，作为香港联想董事局的主席，我要以香港联想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保证北京联想利益的同时，要真诚考虑合作方的利益。我自己以为是以我坦荡的胸襟和奉献的精神，以及处理问题的果断和坚决，注意反复沟通的方法，取得了香港合作者的信赖和尊敬。香港联想的事情我几乎每一件都及时和曾茂朝、李勤两位董事商量，当时倪还不是董事。大事还及时向北京总裁室介绍。因为我知道北京的同志很难设想在海外推进每一件事的艰难。另外，“先把饼做大，再考虑如何分饼”的观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倪光南和吕谭平在香港联想研究开发中心的指导思想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也扩展到了方方面面。我在香港的工作，倪光南同志是看得到的，我和他以前从工作到事情都是有交流的，我认为他是了解我的。我不能相信倪光南同志是由于主观推断的怀疑导致了向上面告恶状的结果。
从去年到今年，两次若干个问题，当倪光南同志和我在工作中意见分歧尖锐的时候，他就向院领导告我经济方面有重大问题的状。一个问题调查清楚了，解释完了，就又来一个问题，不把我打入监狱绝不罢休。院调查组认为他是主观推论得出的怀疑，我则认为他是有意中伤。对联想集团的技术开发方向和路线及具体管理方式，我与倪光南同志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总裁和总工意见不同是非常正常而且平常的事，当总工不能服从总裁的决定，并用激烈的方式反对，就不正常，但能理解。但因为这种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发展到对人的品质进行恶性中伤，试图打倒对方，这种做法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令人愤怒，使矛盾的性质转成对抗性的，以致无法调和。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我的工作是艰难的，最难的地方在于冒风险，冒商业风险和政策风险。越过风险以后全体同志共享共同拼搏的成绩，如果越不过去，法人代表就要代表大家来品尝苦果。
政策风险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法律是在不断地演变、完善。企业要理解在转轨期国家法律的和政策的不严密。国家也应该允许企业在不成熟的政策面前有转圜的能力。这都是要通过人来实践的。人的眼光、角度好恶的不同就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即使我们极其小心地、战战兢兢地处理各种敏感问题，也照样有可能导致锒铛入狱的结果。如果再有人死盯住你不放，不断从工作中找出各种毛病上纲上线，那么企业的领导人就只有两条路，要么辞职，要么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和企业一起坐以待毙。
今年当院调查组又一次根据倪光南同志的控告对我进行调查时，我的态度一度是有些消极的。这是痛苦和气愤之后的消极，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真心尊重的人的理解而痛苦，怕因为不团结影响了联想的发展而痛苦，气愤是为了受到意想不到的中伤而气愤，消极则是因为又一次对我进行背靠背的调查，我感到不理解，感到委屈，搞不清楚自己在给谁干，还值不值得再干。院领导、调查组的同志给我做了很多工作，明确表示对我的信任，总裁室的同志也积极支持我的工作。我在这里明确表示，联想的事业是科学院的事业，是国家的事业。今天我的发言是最不像总裁的一次，11年了，让我的眼泪忘情自由地流淌一次吧。请大家原谅！倪光南：“将我免职，他应该高兴才是。”目睹柳传志的情不自禁，倪光南丝毫不为所动。他显然并不认为有什么事情值得柳传志伤心。“那只是表演，”他后来对一个记者这样说，“将我免职，他应该高兴才是。”他在会议之前曾经表示，希望董事会不要召开这个会，而他愿意以健康的原因辞职。但是董事会更希望让员工有个机会了解事情经过，以便驱散笼罩在公司头上的那片乌云，所以坚持召开会议。
现在轮到倪光南发言。他缓缓起身，面无表情，手里没有讲稿，说话音量不高，语气平和，就好像刚才宣布调查的结果、撤职决定，以及那么多人的讲话都和他无关：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以前学的计算机，也学过无线电，所以我刚开始工作时只会做硬件。但是后来环境有变化，我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国外每个人有个终端，这样我就可以在终端面前学习很多软件的东西。回国以后慢慢地适应，就转向软件方面。所以我觉得工作环境的变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学习的机会。我这次因为被免去行政职务，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研究工作。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可能对大家有帮助。这次科技大会，我觉得最大的体会是我们整个新时期的目标就是科教兴国。我认为责任不同，岗位不同，能力不同，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全心全意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尽可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了这个大目标，特别是我们联想集团肩负发展民族计算机工业的责任。所以我们作为自己来讲，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
在场的人全都等着他检讨自己或者回击总裁，但是直到最后几句，才可以算是回应柳传志的讲话：最近因为公司里发生的一些情况，从不同的渠道外面有些反映，也问我。我回答三句话：第一，倪光南还在联想，这是事实；第二，我还在工作，这也是事实；第三句话是，请董事长反映到院里去，务必请院领导能够知道，因为据说院领导在考虑分配工作的问题。我希望能将意见反映到院里，如果我还能工作的话，我始终将为联想工作。董事会信奉“家丑不外扬”的信条，不想把这件事弄到公司之外，可是敏感的记者早都看出情况不对。
他们不仅追逐此事的来龙去脉，还试图看穿一切。最后这一事件被归结为“市场派”和“技术派”之争，或者像姜奇平所说，“是知识和资本的矛盾。”姜与另外几位年轻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最活跃的评论者，专以批评计算机产业那些成功的大企业为己任，遇到联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自然不肯放过。在他们看来，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道路的必然冲突。他在《知本家风暴》里与另外两位作者，王俊秀和刘韧，一起写道：“在这一冲突中，最初技术派总是处于下风，于是，总工程师出走，成为中国知本市场一道独特风景。”很多人不同意这个结论，比如曾茂朝就认为北大方正就是“技术领袖不断赶走总经理”的局面。不过，大多数人在当时都会承认，当时中国的确有“市场派”和“技术派”之分，两者之间也的确存在冲突。
倪光南当时的身份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非同小可，身后还有一大批院士为他鸣不平。由于担心事情会超出公司董事会能够控制的范围，李致洁和曾茂朝觉得有必要取得更大的支持。7月20日，这两人来到国家科委，向朱丽兰和惠永正两位副主任汇报事情经过。当日记录表明，这次谈话最后还是归结到“首席执行官和首席技术官究竟谁说了算”的问题。惠永正很清楚地表明“搞技术的应听总裁的”。他说：“一个单位总要有人最后拍板，不能是‘三国演义’。很多成果不能转化，是因为发明人什么都要自己说了算，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朱丽兰试图超越事务性的纠纷。她对曾茂朝说：“总裁和总工的责权利要分清，什么是总裁决策，什么是技术干部决策。
公司就是总裁说了算也不对。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要有制度建设。你们肯定是怕，怕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找我们谈。我不是支持柳传志或倪光南，是因为既然影响事业，就要采取措施。要提醒柳传志吸取教训。某种程度上，柳传志也有责任。”无论是评论者还是官员，都把话说得高屋建瓴。不过，事情本身的含义也许没有那么严重。公司高层领导者之间的冲突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常见的事。我们国家的独特之处不在于争端本身，而在于解决争端的方式所具有的中国特色，其情形有如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和曾茂朝的一段对话，虽然不那么堂而皇之，但却有可能切中要害。周光召说：“你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曾茂朝说：“我搬起石头的时候，还没有想到它会掉下来。”
技术的力量与推动技术的力量
柳传志手上一直捧着两块石头，一块是倪光南，已经掉下来了。现在他决定把另外一块也彻底放下，那就是所谓“技工贸”。在1995年以前的很多年，他一直都是这样来表述公司的发展道路的，比如1990年3月19日，他在一次演讲中阐述联想取得成功的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是“国内外市场的基础”，第二个就是“我们拼力创建了一个技、工、贸结合的立体结构”。根据公司档案的记载，他在此后几年多次阐述这个思想，说得头头是道。直到1995年的夏天，他在公司内部的会议上第一次把“技工贸”改成了“贸工技”。
很多人在开始时都以为他是随便说说的，其实里面大有深意。他是那种一旦下定决心便义无反顾的人，所以后来用很大的精力向公司内外解释他的转变。这一问题的核心很容易被理解为“技术”和“贸易”哪一个更重要，进而还可以引申出我们在前边曾经涉及的那个问题：倪光南和柳传志哪一个对公司的贡献更重要。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柳传志在试图摆脱倪光南的影响。但是柳传志说，他的转变并不包含个人的恩怨。他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谁先谁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事实上，1993年冬季以来，公司的研发中心就让他头疼，这个中心一直沉浸在技术至上的气氛之中，花掉的钱超过利润的40%，可是他们的成果很少能够变成产品，即使做成产品也很难成功。“这个事让我琢磨了很长时间，”柳传志说，“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不把销售渠道理顺，再好的技术也是不行的。”倪光南毫无疑问是主张“技工贸”的。他指出：“联想是典型的依靠技术储备发展起来的公司。”最有利的证据是“联想式汉卡”。他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批评那些主张“贸易领先”的人可能没有看柳传志在联想集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在这个有中科院、北京开发区领导参加的大会上，”他提醒道，“柳传志总结说：‘联想集团以开发成功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
有个名叫“阿果”的人是支持倪光南的。他为2004年11月出版的《失去联想》一书作序，尖锐地批评柳传志的“贸工技”。不过，他把柳传志的所谓“贸”归结为联想早期的“运营彩电、布匹、旱冰鞋”，显然是一种误解。他将倪光南的意见概括为“联想的基因，就是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运作”。如果这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同柳传志的看法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柳传志从未试图否认汉卡在联想早期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同时他又坚持认为，联想的最大功绩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把技术变成钱”。
“一个高科技企业的任务之一是完成把产品换成钱的过程，”他说，“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他的意思是，这个“系统”包括科研、开发、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诸多环节。科研是重要环节，但绝不是全部，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也不能成为最关键的环节：我可以说一句大话，我没有倪光南，也一定能把这个公司做起来；倪光南没了我，想再找一个合作伙伴，会非常困难。后来我反复研究过这个事，结论是：我没有这个技术，还能找别的技术。我一定能找到！所以我现在也总是对我的员工说，一个好的技术很难得，但是更难得的是好的企业管理者，如果你的技术出来以后，没有一个好的首席执行官，这个事还是做不好。
“技术派”听了这话，必定嗤之以鼻，会说柳传志一定忘了当年如饥似渴恳求倪光南出山的情形。此后很多年里，他们一直批评联想缺少核心技术，是因为辞退了倪光南这样的技术领袖带来的恶果。他们满怀自豪感地回忆，早期公司的规模虽小，但产品利税率可以达到29.7%，其中“七型汉卡”的销售单价2500元，毛利率高达98%，这正是“体现了高技术产品的特征”。此后产品的利税率迅速下降，到1991年为10.8%，到1998年不到3%，原因都在于产品的技术含量降低了。但是另外一些人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公司早期的产品利税率如此之高，不是因其技术含量，而是因其市场需求和公司的营销。而今天计算机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彻底变化，“98%的暴利时代”永远只能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中。
90年代这场争论中的个人色彩渐渐淡去，能够留下来的记录都与个人无关。尽管我们总是由于新技术的产生激动不已，但是只要想到，在联想早期的历史中，是营销成果而不是新奇的设计让技术人员兴奋起来，就不得不说，技术当然是推动计算机世界前进的力量，但若仅仅凭借技术，那就一事无成。就像美国《福布斯》杂志记者杰弗里·扬说的，“一项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很快就变得无秘密可言，真正使世界大不一样的，是推动这项技术的能力。”在一本脍炙人口的著作《电脑革命史》中，杰弗里·扬用60年计算机发展历史上的无数故事，证明了“科学只是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杰克·韦尔奇才会说：“通用从来就是一家全球性的贸易公司。”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也才会说：“第一条是你的产品要卖得出去，这是最重要的。科技在科技企业里面只是很多种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只有在市场营销、管理、资金、人才等等因素都具备了以后，你的研发才上升为最重要的因素。”
公司历史上难得的平稳期
1995年秋：公司历史上难得的平稳期导致公司内部重大危机的争执暂时结束。海面上重新风平浪静，倪光南固然是输了，但柳传志也很难把个人的胜利化为公司的胜利，因为一道精神的裂口已深深地刻下，就像海底的鸿沟。从这以后，技术专家与经理人员之间的信任和默契荡然无存。倪光南在公司依然保有自己的办公室和秘书，工资和其他待遇也和以前一样，可事实上，公司从此不再有总工程师这个职位。好在一代新人已经成熟，他们凭借个人的智慧和努力，很快填平了双方的鸿沟，被后来的人们编织成又一个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