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土地要分户的时候，马长存去过刘亮的住处，就是县委大院里的那一溜老平房。过了二十多年后的现在，大为改观，发展得真快呐。五层高的大楼，阳台上满是花草，绿的、红的、黄的、白的，一盆比一盆鲜艳。地板拖洗得跟炕桌一样干净。他突然后悔自己上路时没有穿上小儿子买给他的那双牛皮鞋。唉，到底是老了，赶不上时代了。他顺着别人指点的路曲曲弯弯地进了屋门的时候，就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那时候，刘亮已退居二线，是人大常委会的主任。他是咋说的呢？“老马呀，不要说风就是雨嘛。”刘亮很权威地告诉他，“老实说，这场土地改革运动说不定又是一种过程。老马，不要被报纸冲昏了头脑。”
“人家内地已经实打实地搞开了，听说山西、河南一带很受农民欢迎，我们村的农民也有这样的要求。听说中央还发了文件，是吗？”他说。
“要求归要求，那只是一种愿望，人家要天也给？文件？文件是由人制定出来的，这你是清楚的。‘大跃进’、‘社教’、‘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是文件？哼，这你最清楚了。老马，还是先等一等、看一看再说吧，你我也都是五十好几的人了，放稳点，再不能说风就是雨哩！老实说吧，让农民富起来，只是一种提法，关键还要靠实践。”
过去，刘亮总是以命令的口气对他说话，可从那次起，就对他改变了说话的态度。看来，处在二线和一线的说话口气就是不一样。然而事实证明刘亮的顾虑是多余的，尽管他还说了很多让马长存听不懂的话，但是，包产到户同黄河东流一样，谁也阻挡不了。那年夏天全县十个川水乡镇很快分了。轮到他们大队的时候，社员们都有顾虑，怕往后又要变卦，特别是那些铁货，谁都不要。没人要自己带头要，拖拉机、脱粒机、铁磨他都要。第二年，他将脱粒机一转手，就赚了五百块，年终，儿子又从格尔木挣回来三千块。他成了村里第一家富裕户，但他从不给别人张扬自己赚了钱。当别人问那脱粒机的时候，他硬是说借给人了。啥事儿都让自己赶在前头了。他从不向社员们说咋样咋样干，他只是领头干。这样干了，社员们就踏实了，都开始有意学着他的样子干。
今天，已经退休在家的刘书记、刘主任又是咋说的呢？“老马呀，也快上八十岁了吧？前天，我跟老伴还念叨你哩！”
“老刘，我是来给你拜年的。今年娃娃去格尔木搞副业，没有回家。这不，我从正月准备着要来，到了四月这才有了机会。顺便也看看那份报告。”他说。
“你呀，你呀，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岁数了？是不是村里的所有人都不如你？有关旱台的农业开发问题就不要操心了。思想跟不上了，身体也不好。我已经退休十多年了，你也该让贤了。坐坐坐，先喝几盅。”刘亮拉扯着他的手说。
“老刘，不光是旱台的问题。你应该知道这几年农民对土地不那么珍惜了，有的农民甚至把地荒了去外面挣钱，那种做法对吗？”他愤愤地说。他有点激动，就像年轻时候一样。
“就你能得不得了。这是个社会性的问题，我们县的工作早做了，就是不见效嘛。老了，你我都老了，是应该考虑如何死的时候啦！老伙计呀，你是知道的，我也正想找你呢。快要进土了，要找个安静一点的地方。我老家在陕西，家里没什么亲人，往后儿孙们上坟不方便。你那儿条件倒不错，我想在你那儿落脚。困难的话，也就不为难……”
“不是县上有公墓吗？”
“那地方太乱。”
“你认为条件好，就来吧，批一块地我还是行的。”刘书记呀刘书记，人家大干部退休了都往城里跑，县上的往省城跑，省城的往北京跑，你却要往乡下跑。是试探跟我马长存过去的那层情分的深浅呢，还是随便开玩笑呢？
临走的时候，刘亮的女人很客气地说：“现在又不是黄田时候，住下吧，跟老刘喝几盅。好几年不见面，连尻子都没坐热，咋就走哩？”
“算啦，明天还有要紧事哩，我得回去！”
“慢走呀，当心身子骨。”刘亮腆着肚子一直将他送出县委家属院。
想到这里，马长存微微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那种苦笑是他特有的表情。他想，自己治理那三百五十三亩旱台，干吗非要找刘亮呢？干吗呢？不就是让刘亮跟书记、县长疏通疏通，要点钱，或拨些贷款吗？其实，刘亮已退居二线，上来的都是年轻干部，说话也不一定灵验。更何况刘亮有些想法陈旧得让他都能感觉到跟不上发展，还能帮个啥忙哩。
太阳已经完全落到火烧坡背面去了，台地上顷刻间迷糊得像喝醉了酒似的。柏油马路那边的河湾里一片朦胧，岸上的庄稼、油菜、花草都沉浸在一片水汽和雾气之中了。湟水到了这儿，算是进入了一段缓水区，似乎变得异常温柔了，缓缓地转过一个大弯，背对着柏油马路一直往北流去，所以一点声音都听不见了，河面倒显得悠缓而宽阔。
一切都在沉静。
一切都在思索。
马长存已经走了十八里路了。台地到县城是十八里路，这一段路他年轻的时候经常打来回，不觉得乏。现在，只走了一个单趟，就有点腿脚生硬腰来腿不来了。果真老了呀，刘亮也没有说错。他想，刘亮只比自己小六岁，属猪的，额头上就有了深槽槽，眼神也变得暗淡无光了，说话的时候嘟嘟囔囔，没有干脆劲了，送自己出来的时候，大肚皮一腆一腆的，加上个头又小，十足像一个日本尕钢蛋哩。
自己呢，难道就好么？他下意识地停住脚步，伸了伸腿脚，不那么灵活了，劲儿也没有从前那么大了。他年轻的时候，劲儿是挺大的，能将打麦场上的碌碡扛起来转一圈哩。现在，要是给年轻人说这些，让他试给他们看，能成吗？不成，怕会挣出响屁来。闹不好，怕连自己这把身子骨都残了。要是换了另一个地方，说自己当年是劳动模范，上过省报的头版，说自己如何如何能耐，有谁能相信呢？算了算了，老了不提年轻时的勇！他是个不喜欢在人们前头标榜荣誉的人，要不，他就不是他了，他就不会为台地犯这么大的愁。
想到这里，他长长地吸了口气。他想起前些年的一些事了。
听说高速公路要从台地村穿过，全村人掀起了一股打庄廓、盖房子的热潮，尽抢最好的水地打庄廓。他伤透了心，他愤怒了。
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就是他六零年用一升青稞面救了命的那个毛头，从人堆里面挤出来，一脸的愤怒，指着他的鼻子问：
“喂，大大，人家别处的村里都热火朝天地打哩，我们村你咋不让打？”
“人家是人家，咱村里情况特殊。”他有点生气地说，“再这样打下去，怕你娃娃又要让我送一升青稞面救命哩！”他没有说那一升青稞面的故事，想必那中年人的老子早告诉过他了。可那中年人还是不知趣。
“算了吧，就你能的。你还要掌权掌到啥时候哩！”
日你先人的贼尕娃们，你们懂个啥，土地是那样糟蹋的吗？告诉你吧，要是六零年，你连屎都吃不上哩！他心里这样想着，但没有说出口。他不会跟娃娃们计较的，在他眼里中年人还是娃娃。事过之后，他苦苦思索着这些年来的农村情况：家庭联产承包后农民有了土地的自主权，热情高了，吃上了饱饭。他当了三十多年大队干部，这一点最明白了。可有些问题也是实际存在的，比如，他们村吧，还在八十年代末，劳力都外出打工挣钱，走的那天满满地拉了三汽车，他们颠着晃着，挺悠闲的。而且，领头的人是团支部书记刘海林。这娃娃是庄子里最有出息的一个，他看着这娃娃长大，可如今咋也变成这样了呢？他知道，他们是去淘金的，报纸上报道海西乌图美仁出了大金子哩！这帮人呀，大概就是被这块大金子吸引去的。他发现，那个要求批庄廓顶撞过自己的人也在里面，朝自己自豪地瞅了一眼，那意思是说：“我们去挣钱去呐，你管得着吗？”他暗暗地骂那混账毛头。他知道他们去挖金子的地方。那里的版图被涂抹成褐黄色，是荒凉的无人区，或许荒凉本身就是一种诱惑吧。那里有美丽的传说——有一条金子流成的河。然而，那里必定太荒凉太遥远了，那里缺氧，是无人烟的地方。娃娃们呐，你们知道这些吗？他想，挣钱不是坏事，但要分清主次哩，要有组织哩！想必还有工头吧。工头没有好东西，结账的时候七扣八扣。你们呐，太看重眼前的利益了，被钱冲昏了头脑。乡政府天天喊要种草种树，不是也给钱吗？家门口挣钱，老婆娃娃热炕头，可就是不干。土地要长远利用，不能光上化肥，不上农家肥，那样土地要碱性化的，可就是不听。看着吧，谁要是小看土地，再过十几年、几十年，不要说长庄稼，连马尾草都不长哩！他心里暗暗地骂那些人，等着看吧，那刚刚开辟的黄金河，是一位似睡非睡的俊姑娘，用她那饱满的腰脊和屁股等着呐！都去做黄金梦吧。他骂过之后，盘算着该咋办才好。可让他扫兴的是，这帮败家子秋天收割庄稼时一个也没回来。
那年夏末，老天爷一个劲儿地下雨，秋天又一个劲儿地晒，太阳毒辣辣的，庄稼好像没娘的孩子一样，一夜间熟了。老汉、娃娃顾不了这么多的田地，咋办呢？虽说土地承包给各家各户了，但他当书记的不能眼看着黄田烂在地里不管吧？他去互助县红崖子沟雇了三十来个田客，抢收了庄稼。这还是他过去吃大锅饭的时候卖下的人情哩，要不给多少钱人家也不会来的。年终，那些败家子合了伙放着鞭炮来给他拜年，书记长书记短的，他嘴上不说，心里却美滋滋的。土地承包给户里了，虽然农民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但终究还是惦记着他这个老支书。但他又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变化了，农民对土地不那么珍惜了。这种变化是好是坏呢？
于是，他又去找主管全区农业的副专员郭清明。
“哎呀，老马呀，我还正找你呐。你提的这些问题，各县政策研究室作过调查了。其实，这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干部对政策吃透不够、宣传不够，农民对土地的长期耕作还持怀疑态度嘛。我们已从县委党校派了部分干部去下队了。”
刘亮和郭清明都是能跟他掏心窝子话的老朋友，但态度咋会截然相反呢？
这就需要他自己想一想了。他的一生，他当支书三十余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台地村人的生存史；而且在这一群体的生存中，属于他个人的事情和秘密太多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