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里，学校搬迁到省城。
新营房是在东郊一片荒地上兴建的几幢二层结构的楼房，相应的配套设施食堂、图书馆、卫生所、军人服务社等，都已竣工。
住楼房，用上自来水，在当时的省城里还不多见。在曾源的感觉里：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正大踏步走来。
假期里比较清闲自在，曾源已与人结伴逛过两次省城，去了东稍门、南关什字、中央广场、双城门等繁华地段和“兰园”、“解放电影院”等热闹去处。他发现省城里这两年变化很大：1951年他在军区学习期间随处可见的炮火痕迹早巳荡然无存，街上的行人表情明快，往来匆匆；许多新建的工厂、学校、商店、邮电局、银行、医院及党政机关的办事机构，如雨后春異般从战争的废墟上冒了出来。尤其是近两年从京、沪一带迁来的“信大祥”、“悦宾楼”、“上海照相馆”等驰名商号的开业，更为高原古城增色不少。据说“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中的“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工厂”和“兰州热电厂”等几项著名工程匕在西固城全面展开，只可惜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无缘去光顾。
时间给人强烈的反差，曾几何时，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已使这座高原古城处于曰新月异的变化之中。曾源不禁想到三年前的“万里金汤”叛乱事件，想到事过不久，全市军民隆重庆祝国庆两周年时，好友汪继丰给游行队伍教唱《歌唱祖国》的动人情景，歌中所揭示的许多目标已经或正在实现。是啊！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
一处建设工地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铿锵有力，催人奋进——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曾源暗自激励自己：生逢其时，当仁不让！在共和国经济文化建设大进军的行列里，自己应当有所作为，决不做落伍者！
新学期开始前的一个星期天，曾源与梁益民上街回来，又热又累，两人来到校门对面一家瓜摊上，买了两个白兰瓜，清热解渴。
两人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瓜’梁益民忽然问曾源：“听说你的工作有调动，你愿不愿去？”他装得漫不经心，像是随便问问。
“真的吗？调到哪里去？”曾源似信非信。
“听说调你到湖南去。”
“湖南？是不是去长沙干校学习？”
“我知道你的梦在长沙，想得倒美！”梁益民似笑非笑地望了曾源一眼。
“你这人没正经的，你别捉弄我。”曾源话虽这么说，心里头是甜丝丝的。林若萱归去之后，面对人去楼空，物是人非，惆怅之情着实折腾了他好些日子，直到学校迁兰后，才逐渐从失落中解脱。今天又让梁益民触到了痛处。他心想：要是果真如他所言，那可真是梦寐以求、天遂人愿之事。不过从梁益民那副故弄玄虚劲儿看，该不是有意揶揄我吧？
“看、看、看，急了，是不是？我知道一说到那个省。你就想到那个人，罗曼谛克劲儿又来了，真是做梦想媳妇一一尽想美事。”梁益民甩掉手中的一块瓜皮，拍了一下脑门，“刚才我是跟你开个玩笑。咱们现在说正经的，根据新的招生计划，下学期要新开两个班的历史课，我们史地组的地理教员还能凑合，历史课可就拉不开拴了。我向教研室的同志推荐了你，大家都欢迎你去，委托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若同意来，我们就向上级打报告。咱俩今天算是非正式会谈，你表个态。”
“这个……”曾源感到事出突然，对自己去教历史心里没底，遂摇头说，“这怕不行吧，本人难当此任。”
“有啥不行？历史课同我们在军区理论班所学的内容比较接近，都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你的水平我知道，完全能胜任。”
“说实在的，对历史课我倒是蛮有兴趣，打从理论班学了一回，我的兴趣逐渐转到文史哲方面，只是对教材没有系统地学过，上讲台怕不行；再说我在队里呆熟了，换个单位，人生地不熟，怪别扭的。”
“备课过程就是最好的学习机会，你的脑子反应快，记性好，准能胜任。至于环境生疏’这不是理由，当兵的，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过不了多久，大家全熟悉起来，这方面你的经验要比我多。”
“那好吧，就看上级的决定了。”
曾源与梁益民私下里达成的“协议”没过多久，变成了组织的正式决定：曾源被调到史地组，担任历史教员。
曾源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加倍地努力充实自己，尽快缩短自己的知识、技能与工作雷要之间的差距。他加班加点，将本学期的教材粗读一遍，又翻了一些相应的参考资料，大体上胸中有了数。那时候的《中国历史》教材是针对工农干部和成人教育的特点编写的，略古详今，突出重点。分上、下两册，两学期教完。上册为“古代史从猿到人”至“鸦片战争”前；下册为近现代史。曾源利用假期备好“先秦”和“秦汉”两章的课，此后只能边备边讲，“热蒸现卖”。说来还算顺利，他编写的首批教案，即被教研组长签字认可。
史地组共有八名教员，全是男性，从事历史和地理教学者各半。全组只有两名党员：一名是梁益民，另一名叫房骏，苏北军锡山人，河南大学地理系三年级学生。他们两人既是业务骨干，又是非党员正、副组长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全组“八条汉子”，尽管经历不同，脾气各异，水平也不尽一致，各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小资产毛病”，但在总体上仍不失为一个和谐、务实的群体。曾源在组内年龄最小，教龄最短，故而甘当小学生，处处留心，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有位姓曹的教员，参军前任中学历史教师多年，教学经验丰富，他的教案组织严密’层次分明，文字简练，曾源虚心向他请教，借阅其教案，琢磨、借鉴，充实自己。梁益民讲课中能在黑板上很利索地用粉笔勾画出中国地图的轮廓，讲课过程涉及事件发生的地点，即随手在地图上标出，颇具直观感，效果奇佳。曾源遂向他当面学，私下里练，很快掌握了画地图要领：先从渤海湾“一只靴”画起勾出“公鸡头”大样，再画上“乙”字型黄河和“撕”型长江，最后添上台湾和海南二岛，勾齐四围轮廓即成。此外，他还挤出时间，随堂听课，兼收并蓄，在别的教员身上多学一点儿真本事。
两个学期的历史课教下来，教学相长：曾源从教学实践中不仅使自己原有的零碎历史知识较为系统化了，还从学员们的学习、讨论中联系各自家乡的历史古迹和从他们亲自参加的革命战争的重大战役的回顾中获得了不少鲜活知识。由于他在教学中善于联系实际和运用启发式教学，得到了学员们的好评，受到了校里的“会议嘉奖”。
由于受所从事业务和个人兴趣方面的影响，曾源对学习文、史、哲领域的知识，更加自觉，更加努力。他从小喜欢历史演义小说，现在又从事历史教学，教历史，学历史，一脉相承，顺理成章；他在连队和团机关时曾写过不少通讯报道稿件，练笔有些时曰，近两年又读了不少中外名著和当代文学刊物的作品和评论；又与林若萱之间有一段美好恋情，受其影响，更加钟情于文学。他有在军区理论教员训练班学习的功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兴趣甚浓。文、史、哲三个方面，互相关联，互相渗透，相得益彰。
曾源对文史哲知识的追求，也有其外部条件和社会影响。1954年秋天，毛泽东主席从支持蓝翎、李希凡两位文学青年著文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这次批判和1951年进行过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学习、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层面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简单的办法来解决，有失科学，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使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讨论。这两次批判首开建国后把学术文化问题当做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先例。曾源当时还太“嫩”，尚不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只是当做“知识”去追求。
这年“八一建军节”，部队开始实行军衔制，教员们按“军官”对待，分别授于相应的军衔，曾源被授于“中尉”军衔。非行政和教学人员包括图书管理员、食堂管理人员、收发员、文印员和卫生所护理员均改为“工薪制”。两项重大变革，涉及名利、待遇，不难设想会引起不好的思想波动。授于“准尉”者有的讲怪话说只种草不栽花。”授了衔未进级者有的发牢骚说只开花不结果。”由于大势所趋，思想工作做得细，上述思想波动，只不过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未过多久便恢复常态。
光阴似流星，岁月如赶路。转眼又是一个新学年的开始。校领导班子有了较大的变动：一位副校长年老多病，就地转业；另一名副校长调往西安筹建某陆军预备学校，带走了一批教员；从军区某部调来一位名叫韩杰的同志任校政治委员，他比校长小两岁，参军早一年，两人都被授于“中校”军衔。
没想到开学前后，相继有曾源的三位熟人调来本校：两位是行政干部，一位是学员。
最先来的是左德恒，上尉副连级，分配到政治处任组织干事。此人曾与梁益民、曾源同在军区理论教员训练班学习过，还给曾源所在的班当过副班长。另外两位则更是曾源的老上级、老战友，分别多年，重又走到一起来了，曾源自是喜出望外。
当时校里为了增强教学工作的科学性，提高教学水平，开办了不定期的《教育学》讲座，使用的教材是苏联学者编著的《凯洛夫教育学》。因为教员们从来未学过，加之翻译上欠火候，甚是晦涩难懂。前面几章曾请来军区政治部分管干部教育的专干和地方上几位大专院校的老师来讲授，大都讲得枯燥无味，使听者兴趣索然。那天又换了一位讲课人，是一位肩扛“一杠四星”的大尉，身材修长，人长得很帅，冀中平原口音。他讲得深入浅出，语言精炼、生动，很善于联系实际，似乎没费多大劲儿就把大伙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
曾源觉得这讲课人有点似曾相识，他讲话的声调、姿势和喜欢帽檐上翘的特征都怪熟悉的。曾源悄悄地向坐在他身旁的消息灵通人士梁益民询问讲课的大尉是从哪里请来的？”梁益民说不是从外单位请来的，是最近调到咱们训练处的。”
“当副处长？”
“不，听说任教育干事。”
“叫啥名字？”
“姓周，好像是叫周、对，可能叫周生春吧。”
“周生春？”曾源喃喃自语难道真是他？凭他的资历、水平，按说当个副处长绰绰有余，怎么只当了一个干事呢？”
“听说他犯了什么错误，背了个处分下来的。怎么？你认识他？”
“唔，195年他就是三十二团的宣传股长，是我的老上级。”
“噢！”
涉及党内的事，不能犯自由主义，两人私语遂告结束。
讲完课，听课者纷纷离去，曾源有意拖后，顾望无人，急忙上前向周生春敬礼：“报告大尉同志，你还认得我吗？”
“哦，小曾？是你！早就听说你调到这里，我这是步你的后尘而来，还没顾上登门拜访哩。”
“周股长，咱俩有五年多没见过面了，能同您在一个单位工作，很高兴！”
“别再叫我什么‘长’了，现在你是教员，我是干事，咱俩同坐一条板凳，往后叫我老周就行了。”
“哪能哩，你这是教员的教员，你讲的这两堂课很受大伙欢迎。”
一瞬间，周生春脸上似乎掠过一丝忧伤，旋即爽朗地笑了：“故人重逢不亦乐乎！小曾同志，星期天我请你吃馆子’咱们好好叙叙别情。”
周生春讲授《凯洛夫教育学》，一炮打响。他一个连中学也没上过的“小八路”、“老抗大”，讲出这般水平，使教员们包括出自高等学府者刮目相看，佩服备至。他这个人聪明、勤快，多才多艺，弹琴、照相、打球、滑冰’都能来一手；他又善于联系群众，很快缩短了与新环境的距离，融入新的群体之中。分配给他的日常教务工作，对他来说可谓“张飞吃豆芽一一小菜一盘”，使他能够挪出更多的时间看书学习。在他的宿舍里，桌子上、地下、床头堆放着包括《资治通鉴》、《莎士比亚戏剧集》在内的中外名著和不少国内知名报刊。徜徉于知识的海洋，其乐无穷！他的生活是充实而又多彩的。曾源心想：他这人还是那么乐观、潇洒，活得有滋有味，一点儿不像个背了处分的样子，这大概是有一种什么精神力量去平衡他的心理状态，并非一般人所能做到。
另一位故人是军区机关选送来的一名学员，没想到此人竟是当年曾源参军的“领路人”高强。那还是开学伊始任课教员与班干部见面并共商教学事宜的座谈会上遇到的，当时高强任这个班的支部委员。会后，高强拉曾源到他的宿舍叙说别情。从交谈中得知甘青剿匪指挥部”撤销后，高强回到军区联络部当干事。曾源向他打问徐进的情况，高强说：“两年前咱俩和徐进在白龙江畔钓鱼一别，再没见到他，后来听说他当了副连长。”
让曾源感到惊奇而有趣的是高强的“人学动机”与他的“婚姻格局”相关。原来高强的新娘子正是当年学校在临洮时与林若萱同住一室的何静。何静参军后，被分到军区联络部当文印员，高强那时任联络部办公室的内收发，两人工作中接触较多，互有好感。后来有一位老干部看中了何静，追得很紧，何静另有所爱，那位老干部知难而退。赶巧当时文化干校缺教员，为了避免“不良影响”，部领导便采取“隔离政策”，顺水推舟，将何静调去文化干校。慰问团来临洮慰问前夕，何静请假“去军区办事”，外人不知底细，这次从高强口中得知：她去军区是与他商定婚事，按相关规定办了结婚手续。何静转业后分到铁路局工作，高强人学前刚刚完婚。说起这次来校学习一事，高强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人家是高中生，我是个小学程度，太不般配了。我给你实话实说，我是来缩小这个差距，能不能批准，心里没有底；没想到我把报告送上去，很快就批准了。”
曾源笑颜揖手：“恭喜呀，你可是艳福不浅哩，把我们学校当年的一朵‘花’摘走了，你们得给我补发喜糖才是哩。”
高强说：“咱们仨都是老熟人，你莫急，找个星期天，我请你到我家做客，让你嫂子好好做几个菜，犒劳犒劳你。”
曾源：“高干事，你这人学动机，可算公私兼顾，挺实在，也很浪漫哩！”
高强：“我这人文化低，麻袋上绣花底子差，希望你这教员多担待点，不然掉了队，回去不好交待。”
曾源：“你是我的革命领路人，我岂敢怠慢，咱俩包教保学，我知道你的脑瓜子很好使唤，一定能学出好成绩。”
两人说笑了一会，曾源告辞离去。
时隔不久的一个星期天，高强登门邀请曾源去他家做客。
高强家是军区政治部家属院的一间小平房。宅内的床、桌、発、炉子等用具都是公家的，自个儿置办了几件锅、碗、瓢、盆之类，仅作节假日自炊之用，因为平时都在单位食堂就餐，那时候部队的饭菜价廉物美，又很方便。房内最显眼有两处：一处是贴在窗玻璃上的大红“喜”字；一处是桌子上摆了一对“长城牌”铁皮暖水瓶，这在当时已是够体面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