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晚李士奎政委在大会上做检査，承认“在‘两斤棉花问题’上我有私心杂念。”16日上午和晚上，开小组会，对李士奎的检査发表意见；17日晚，18日上午和晚上，连续召开机关群众会’对李士奎的检查继续发表意见，仍无定论。
综观以上日程排列，18天中，实际在机关范围内进行文革活动的时间只有九个半天（包括晚上的时间）在此期间，为了发动群众，了解情况，揭发问题，研究办法，文革组还召开了各种形式的会议，主要有：小型的积极分子会议四次，大型的活跃分子会议一次，知情人座谈会一次，文革组与在机关的党委委员座谈会两次。这些会议在文革运动中都是合法的，有益的，起了发动群众，澄清是非的积极作用。会后，包括党委委员在内的许多领导同志都写了大字报。
在一段时间内，揭发出的主要问题有：党委书记李士奎同志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私心严重，对群众生活不关心，其爱人叶曼玲人党和评为“五好干部”，群众意见很大；政法部门违法乱纪现象严重，团政法科（公安局）随意给五连小青年陈某某戴手铐，该连干部曾野蛮毒打知青王某某，无人过问；在二连曾发生歧视和虐待有精神病的女知青何某某事件，其兄上告到国务院。
相关科室的职工群众写大字报揭示，自1964年以来，人员增加，播种面积扩大与粮食产量成反比：1964年总产715万公斤；1965年总产45万公斤；1966年总产4万公斤。1965年亏损36万元；1966年亏损45万元。足见党委领导很不得力。
党委委员们’特别是党、政一把手，毛泽东思想领会得不深；机关和部队的政治空气不浓；相当一部分职工的精神状态不佳，革命意志消退。全团的整个政治思想面貌处于落后状态。
党委主要领导成员之间团结状况不好，集体领导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党委书记存在着“我说了算”的一言堂倾向。
18天的“革命”，成绩斐然。文革组成员们经常深人于群众之中，冲锋在斗争最前沿，许多时候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受到了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爱戴。基本骨干们同文革组铁了心：周克明等同志主动上门向文革组反映情况、出主意，领受任务，情真意切，十分感人。原先持中立态度的女大学生肖玉玲受到这种氛围的感染，彻底站过来了，与其他文革成员一道并肩战斗，十分活跃。“小不点儿”贺小露，几乎成了文革组的编外成员。她对曾源无所畏惧的精神、清晰的思路、流畅的文笔衷心钦佩，甘愿当他的“通讯员”、“情报员”，经常自觉地、默默地为文革组做着各种贡献。
对于机关文革小组中出现的某些缺点、错误，一些群众组织和满怀激情的基本群众，通过当面谈或写大字报等形式，满腔热情地提出批评和帮助，使文革组及时发现、正视和克服纠正，得到了群众的谅解。
运动正在发展。然而，一场扼杀机关文革组的阴谋却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之中。台前号角声声，幕后阴风阵阵。文革小组行将夭折的命运成为不可避免。
阻力和逆流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的。
从9月中旬以来，党委书记李士奎一反常态几乎每天都要“深人”政治处，组织有关人员积极“开展工作”。
9月18日、19日两天，包括左德恒在内的政治处实权人物召开秘密会议。这个会开得很神秘，唯恐被别人发觉，门上派了专人放哨。据后来揭发、落实，该会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成立以政治处成员为主体的“群众组织”一—“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小组”的问题；去二连串连，和二连相互配合停掉机关文革小组的问题；此外，还专门查阅了人事档案，逐个研究了文革小组成员及其几位坚定的追随者的政治历史状况，作为进攻文革组的“炮弹”。
一个受命于李士奎的“群众组织”“桿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小组”应运而生。这个组织在公开宣布的名单中包括了除汪继丰、何静二人之外的政治处全体成员共二十余人，多是一些有职有权的“权威人士”。其中“核心成员”有四人，他们是：政法科长兼公安局长和四清办公室主任左德恒，宣传干事程世英和李彦文以及干部处干事贾成龙，这四个人各以其特殊的原因和要求，甘当李士奎的马前卒。李士奎或明或暗地许愿，停掉文革小组，论功行赏。提拔左德恒任政治处副主任；提拔贾成龙任宣传科长；吸收李彦文入党；剩下一个程世英则因其在部队期间为其“富农分子”的父亲翻案，受到“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当时仍在处分之中），自己的“辫子”抓在人家手里，只能听命子人。
李士奎与以上四人结成利害相关的特殊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四人很多时候直接听命于李士奎。
停掉文苹组的行动行将浮出水面。
“桿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小组”的核心成员左德恒、贾成龙和李彦文频频到二连串连，与二连景连长互通情报，共商对策，协调步伐。左德恒等向景连长提供了曾源等文革组成员被歪曲了的历史和被诬陷的现实表现；景则将由他主持完成的把矛头指向机关文革组的《对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等传单和大字报的底稿提供给对方。
李士奎、左德恒等为什么会选择二连和这个连的连长景某人？这完全是一场政治交易。这个景连长在部队时因违法乱纪被延长党员预备期一年，他清楚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李士奎手里；夏收前的文革中他曾作为李士奎亲自率领的工作组成员在三连蹲点时发生过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错误，两人之间有“荣辱与共”的交情。
这里还有个策略问题，别看左德恒等人在机关笼络一部分人为他们效力，而力量的对比中，他们仍处于绝对的劣势，机关上獨以上的职工群众拥护和支持文革小组，要改变这一态势，只有引进外力向文革组发动突然袭击。二连距离团部近，且心齐、激进，虽不得“天时”，却占有“地利”，其实精明的景连长早已捷足先登了，在左、贾、李等来二连串连之前，景已派人给李士奎送信请示将组织该连人员给机关文革组“送大字报”，并让李士奎看了大字报的底稿。
9月19日，贾成龙准备到二连进行串连，当他走进四清办公室时，见左德恒与李士奎正在密谈。贾成龙将自己的打算讲明后，李士奎摆摆手胸有成竹地说现在去时机还不成熟，步子要稳。”此后左、贾、李多次去二连串连。
行动的步伐在大大加快。
9月22日早饭后，一轮红日从东山背后升起，刹时间，山川成辉，田野添秀，好一个秋高气爽的艳阳天。
团机关的职工刚刚上班，各科室的人进进出出，忙忙乱乱，尚未安定下来。曾源走进打字室的门，刚刚坐定（文革组成立以来常以此处作为文革成员碰头的地方），忽然，“小不点儿”贺小露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报告：“老曾、老曾，你快去看，二连排着整齐的队伍，敲锣打鼓，抬着十几块贴在桌板上的大字报到机关来了，看来他们要把事情闹大哩！”
“这是……为什么？”曾源觉得事出突然，不知根底。他想送大字报为何不通过文革小组，可能是要来闹事。应该看看。
文革组成员和机关群众纷纷出来观看。
公路通往机关的大道上’二连景连长亲自带领全连职工，敲锣打鼓，呼着口号，抬着18块床板上贴的大字报来到机关，向机关文革小组兴师问罪。
他们“下战书”言道：“要和机关文革组辩论。”
会场设在政治处门前。令人奇怪的是，别的科室的职工纷纷围拢来观阵，而政治处的人却姗姗来迟。据后来知情人透露：这是“桿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小组”的故作姿态。当时，左德恒讲：“二连的人来到后，我们先别出去，等别的科室的都去了，我们再出去，免得别人怀疑我们和二连有联系。”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九二二”这天，左德恒按李士奎的旨意做好了“迎接二连”的台前幕后的各种工作：一唱一和，配合默契。
会议开始，二连代表宣读了与床板上贴的大字报同一内容的传单是真革命派还是假革命派一一评机关文革组中的某些成员”；与之相呼应，政治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小组”成员在会上散发了与其在昨天所出大字报同一内容的传单“党外人士曾源召开两次党委会”，一唱一和，何其默契！
会议开了三个多钟头，会上“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小组”的核心成员们或公开登场，或退居幕后’咄咄逼人地向曾源和肖玉玲兴师问罪，名为“辩论”，实是“声讨”，指责曾、肖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是“右派分子”，是“牛鬼蛇神”等等。
曾源、肖玉玲和部分机关群众多次上前据理争辩，都被二连一边倒的口号声所湮没。
李士查对这一切心知肚明，洋洋得意。左德恒等在会场上大肆活动，以“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为名，教唆当日来团部参加基建会议的人员，甚至来卫生队看病的人员上台发言，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事件，将这场方兴未艾的运动引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
“九二二”前后，“桿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小组”的成员们，曾利用职权查阅文革组成员和部分倾向文革组群众的档案，肆意披露。并且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对追随他们的人面授机宜，于是上呼下应’对文革组成员特别是曾、肖进行人身攻击，说“曾源有野心”肖玉玲作风不好”，务求将其搞臭。
原文革运动办公室虽于9月3日团党委的“公开信”中宣布撤销，然而从9月中旬以来“照常办公”，与民主选举的机关文革“唱对台戏”，而且格外活跃。召开各种会议，书写大字报，编印传单’又陆续贴出“支持谁，反对谁？”“原形毕露”、“为什么对抓革命、促生产不感兴趣？”“把持一切，号令一切”、“机关文革小组的阶级路线”、“一篇有气无力的诡辩”等攻击机关文革小组的所谓“八揭”和“二评”的大字报和传单，置文革组于死地而后快。对此李士奎乐在心中，溢于言表，对“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小组”的恩宠有加，亲自批准给该组买回一台新油印机，一架子车纸张，又从连队选调来一名油印员专职为其服务。
所谓的“八揭”和“二评”中有多处提到“政委李士奎主要是方法问题”，“团长杨光远的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在这里把他们“保李打杨”的目标暴露无疑。
“九二二”之后，“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小组”暗地里仍与由景连长操纵的二连文革组合署办公，共商对策，“协同作战”。
“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小组”通过他们台前幕后的一系列活动，定出了机关文革小组成员曾源、肖玉玲的问题，指出与曾、肖的矛盾是“敌我矛盾”。
他们不仅说机关文革小组及其拥护者机关红卫青年造反小组和木工排尖兵战斗小组等直属于机关的群众组织和个人写的大字报和传单是“毒蛇猛兽”，而且还把某个新连队因种种原因发生停工现象和其他许多与机关文革组毫无干系的问题强加于机关文革小组头上，似乎机关文革小组曾、肖之辈有着“通天的本事”，可以把堂堂一个团的全部生活按自己的意志拨得团团转。
就这样，从“九二二”开始，团机关的文化大革命遇到了顽强的阻力。反对者何以如此？因为随着对党委问题的深人揭发，愈来愈对李士奎书记不利，也必然牵涉到“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小组”的核心成员们，党委存在的不少问题中，拍板的是李士奎，具体承办者多是这几位核心成员，最怕“拔出萝卜带出泥”。9月16日，机关文革组邀请部分在机关的党委委员座谈有关机关文革问题，他们再也不能等待了，于是立马借题发挥，于9月21日下午点燃了阻拦进而搞臭机关文革组的导火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