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二娘家在杨家湾。杨家湾都姓杨，一湾的亲戚，每天大爹大妈大哥二哥三姐四妹地喊不匀。独有祖二娘家不姓杨，家住在湾边小山旁。小山背后就是遍山的樱桃，樱桃一颗一颗红得像玛瑙。
祖二娘会带我到她家玩，叫她妈焖豌豆饭给我吃。吃饭时，祖二娘把她碗里的豌豆全拣给我。晚上祖二娘带我睡，半夜会尿床的我，害得祖二娘熄灯瞎火地起床来给我换棉被。
天才亮，祖二娘就带我去山上扯樱桃吃。我够不着扯，祖二娘就两手一起扯，一只手的樱桃喂我，一只手的樱桃直往自己嘴里扔。吃一阵，歇一气，歇一气，吃一阵，吃饱了祖二娘就让我腾空开裆裤的包包装了个满。裤包满鼓鼓，祖二娘从正面背不成我，就反背着我一颠一颠地走在回家的小路上，祖二娘的背很软，绵绵的，至今我还不时想到她的背。在祖二娘背上我静静地看着蓝幽幽的天，顺手还一颗一颗把樱桃往嘴里扔。祖二娘说多多的吃点，还问我甜不甜，我一边吐樱桃核一边囫囵地答，甜，甜，甜哦给祖二娘提亲的人多得很，一湾的小伙都好像托过媒。祖二娘说她不嫁，人一生的光阴快得很，不能白白地嫁个人。我和祖二娘说，二娘怎么不找个大哥来，人家二姐十三岁都给了人。祖二娘说，你小人人，莫管大人事，人家昆明和昭通城里好的是，找个单位上的人才好过日子，就像人家小娘穿的都是“的确凉”。我就想，乡下又没有单位上的人来，祖二娘呀莫不要找不着大哥，嫁不成人。
祖二娘最好带我在一起玩，惹得一湾的小伙子们恨不能将我变成了他自己。
……真是快得很，我十几岁到外地工作，忽然就是二十多岁的人了。一次探亲，我顺便回到乡下旧圃街。奶奶问我想到哪家看看去，我说祖二娘现在在哪里。奶奶说祖二娘还在杨家湾，招了个上门女婿，养了几个女儿，过的日子紧巴巴。我一点不信奶奶的话，买了几盒糕点就往杨家湾去。
路还是那条路，山还是那座山，湾还是那个湾。我打听了几家人才找到了祖二娘的家。一条狗见我就汪汪的叫，家门前的鸡三三两两若无其事在稻秆堆里啄食。死狗，叫什么？叫什么？喊声处从门里走出一个壮壮实实、憨憨厚厚的农妇。手里提着一把条棍，头上缠着一块花花的绿头巾，穿一件布疙瘩纽子的蓝布姊妹装，腰间系一条油腻腻的兰围腰。我问农妇祖二娘在不在。农妇好奇地看着我愣。你是？我说是太彪。太彪？农妇想了想，眼睛忽一亮，急忙丢了条把棍就叫道：哦！是太彪呀！时间长了都不好认出来了，长成大人了，快到屋里坐，屋里坐。
这农妇就是祖二娘。
祖二娘竟会是这农妇。
趁着祖二娘忙去倒茶的工夫，我环视了一下祖二娘的家。两个老人的相片框在堂屋正中，堂屋中间的木桌上摆着黑白电视机，外加几个茶杯一瓶泡酒。大石缸边放着一辆51型的“老凤凰”，车后架上牢牢地拴着一个大背篓。祖二娘对我说道，孩子他爹骑的，托点东西赶街子方便得很，我问祖二娘，大哥是谁呢？祖二娘说，外乡过来的，你不晓得他，今天下田去了，晚上才回来。说着话祖二娘就爬上楼梯，从楼上拣了几个大洋芋来放在火塘里烧。我说吃过饭了，肚子还不饿，不要忙了祖二娘。祖二娘却说，自己人不用客气的，你尝尝我烧的洋芋巴口得很。祖二娘边烧洋芋边和我说话。问我讨媳妇了没有？漂亮不漂亮？人家好不好？怎么不带到乡下来看一眼？我一一回答了祖二娘的问话，祖二娘一边听一边剥了洋芋给我吃。我定眼看祖二娘，我很不相信眼前的祖二娘会是我小时候的祖二娘。
提起离开祖二娘家时，祖二娘好说歹说硬要塞给我一篮洋芋，我心里重重的，很是不平静。我的眼前还是那座小山，一下子就记起小山后的树丛丛，记起遍山的玛瑙是樱桃。只可惜我此次来，不是樱桃时节。
回过头，远景处，祖二娘还在隐隐约约摇手目送我远走，我大声地喊，祖二娘！进门吧，我过不久会再来。不知微微的清风有没有把我的声音送到了祖二娘耳中。
呵！祖二娘，实难忘属于我童年记忆的红樱桃。
我的眼前还是那座小山，一下子就记起小山后的树丛丛，记起遍山的玛瑙是樱桃。只可惜我此次来，不是樱桃时节。
往事一从小就记得，每年立冬后姆去祭祖，但那是去祭未见过面的祖魂，心中不曾有过一丝悲感。自从父亲、奶奶相继去世后，到了立冬的日子即会产生一种不安的思绪。前些年忙于工作没时间去看看，今年实行五天工作制，说什么也得去祭奠长眠于家乡地下的亲人。
人们常以为失去的可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忘，但这种说法对我来讲时间越是长了，越是引起我的怀念，常和孩子讲起自己小时候与父亲的好多好多事，越是这样，越感遗憾，内心有如毛毛火似的灼着。
考取卫校的那年父亲很高兴，他为我把一切手续和准备工作办完送行时，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到校后别想家，好好学习，一定要多学知识，多学本领，以后才能为人民多作贡献，保护人民健康，挽救人民生命，要怎样地行医德，怎样地有良知，怎样地有医术等等。那些话题叫我听得不耐烦，甚至发脾气。
父亲呵，您的苦心我何尝敢忘？从小在您的教养中一切行动和思想都在道德和良心的规范下成长，在我清晰的记忆里，您帮助别人的事还少吗？奶奶懂些民间草药，你们常为别人送药去不收任何报酬，您和奶奶都这样说：药是山上长，自己挖的，不要钱。您的同事哪家孩子没吃的，就回自己家里拿点这样拿点那样送给他们吃。这些实实在在的事，从小就在我的脑海里铭刻着。
就在我实习的时候父亲病了，他在为家乡把“独木桥”改建为“隔河桥”时累病了，几次到我实习的医院就医，由于被误诊，拖延了医治时机，直到有腹水后转院到省级医院住院治疗时，病情已到了晚期。那时我刚分工，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很紧张，一直脱不了身，在父亲住院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作为女儿和护师的我没有护理过一天父亲，然而，直到瞑目的那一刻他都没有责备过我半句。如今一想到此事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感到鼻腔发酸，喉咙发梗，心房颤痛……是啊，他怎么会责备我呢？我积极工作就是他的愿望。可我还是感到遗憾，人生有几多遗憾？我想没有比在自己职责范围内损失了的遗憾会更遗憾吧。况且我的父亲，我十岁左右他还常把我托起来架在他的脖子上的，父亲直到他走完了人生的路程，我却还没有一点点的报答。
二十年来惟一的只是尽职尽责地工作，尽力而为地能够挽救病人的遗憾。
二就在失去父亲的第二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刚从妇产科下班就听见外科医生叫我，说有急救手术。我马上到了手术室，看到了一位面带痛苦而祥和的不算老的老人，五天前做了阑尾手术，现发现粪便从伤口里溢出，急需第二次手术，县里来了最有名的外科医生，打开腹腔发现肠管上有切口，这是在切阑尾时的误伤。当时一股比同情还难说清的心情，搅得我坐立不安。老人的儿子远在四川医大读书。我想起父亲，想起自己晚期挽救无可救药，她知道自己不行了以后对家人说，别怪医生，是她没有福气等到儿子为她治病，叫儿子好好学习，别耽误学业，别为她难过。就这样，老人依然面带痛苦而祥和地去了。
几年后这位老人在四川医大读书的儿子毕业分到医院，成了我的丈夫。如今我们所在的医院各方面条件都很好，越是这样越会想起两位多么好的不幸的老人。
丈夫常提小时候的事都少不了母亲，从他口述里我得知她老人家也是位勤劳善良忠厚的妇女，平素身体很好，长年为生产队做豆腐，起早贪黑，每年平均工分和最高劳动力一样。丈夫说他从记事时就知道母亲做豆腐，但直到他离开家时也没吃过她做的豆腐，更别说喝过一口豆浆，只听母亲说那是公家的东西，他也就从来没想过要点尝尝。
每到过春节时，丈夫就回忆他儿时的事。有一年过年，他想尝试火炮爆起水花的精彩事儿便把炮仗燃着丢在他妈擦洗萝卜的大水缸里，随着“嘭”的一声响，顿时水溅缸飞，他想一跑了之，可又觉得自己犯了这么大的不可饶恕的错误，心想还是挨一顿打好受吧。那时的大水缸是一家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用具。当母亲及时赶到现场问清情况时，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每讲到此时我会心不由己地说一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往事悠悠，人也作古。回忆是快乐，也是悲伤，但愿天下父母疼儿女，儿女爱父母；医护疼病人，病人爱医护他怎么会责备我呢？我积极工作就是他的愿望。可我还是感到遗憾，人生有几多遗憾？我想没有比在自己职责范围内损失了的遗憾会更遗憾吧。
母亲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故事。
那时我才8岁，弟弟5岁，每天晚上我和弟弟同睡在一个铺上。
我母亲特喜欢弟弟，五个孩子，就他是个男的。生我的时候，已是第四个姑娘了。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商店负责人，好心的人劝我父亲把我送人了，对父亲有成见的人却背后骂父亲是“绝代子”。父亲为了我母亲月子里不气成病，安慰母亲说：“姑娘还更好些，我更喜欢，干脆就叫‘喜妹’”。听了父亲的话，母亲苦笑地点点头。父亲是爷爷的独儿子，为了不使祖宗断香火，让父亲早日有一个传宗接代的人，可苦了我那三寸小脚的奶奶。隔三逢四，奶奶都要带上香、纸、菜油等供品，一步一挪来到当地的“鸡观山”寺庙，烧香祭神求菩萨保佑，让我母亲早日为父亲生个儿子。
天也有顺人意的时候。我三岁那年，一天从母亲的房里传出一阵阵婴儿的啼哭声，接生婆喜滋滋地走出里屋，告诉我那早已等候在门外的父亲：“生了，生了，生了个儿子！”只见父亲双眼笑成了一条缝，立刻跑到对面的铺子里，买了两封鞭炮，乒乒乓乓放起来，左邻右舍都来看热闹，全家人可高兴了，有的忙着给母亲去煮红糖鸡蛋，有的去杀鸡，大姐忙着淘糯米捂白酒，我呢，像过年一样快乐，在家里跑出跑进，跳上跳下。只可惜奶奶当时已去世，没有享受这份快乐。父亲终于嘘了一口气，对母亲说：“好了，好了，我终于有一个儿子了，名为‘明好’吧！”母亲舒心地笑了。
自从我家有了弟弟后，增添了一口人吃饭，生活就更困难了。刚念完小学的大姐，因为要领弟弟，从此再也没有上学了，弟弟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来不挨打，吃的穿的都比我和三个姐姐好，如果我和姐姐哪个逗哭了他，就会挨母亲一顿打。弟弟三岁时，正赶上六。年过苦日子，我们全家常常吃不饱。我和姐姐耐不住饿，就去城外拔青草来煮吃，由于解不出大便，肛门常常脱出一节来。母亲每天上班很早，头天晚上就用小钵子一人一钵蒸好第二天的饭。弟弟每天晚上总是守着母亲蒸，等饭蒸熟了，他就嚷着要把他的那一钵饭，吃一半留一半，母亲心痛弟弟，就从小钵里划一半饭给他吃，弟弟吃完了一半，又嚷着吃完另一半，母亲等第二天，只好将自己的那一小钵饭的大半给弟弟吃，自己常常饿着肚子去上班。弟弟五岁时，苦日子刚过，食馆里有米线、馄饨卖了，为了给弟弟加强营养，每个星期，母亲就要买上一碗米线或馄饨给弟弟泡饭吃，我和姐姐看着弟弟吃，馋得直淌口水。母亲下班回家，就去帮父亲的商店加工切萝卜丝，常常要到深夜一两点钟。我和姐姐要帮母亲洗萝卜，一到冬天，洗萝卜的水都是结过冰的，我和姐姐的双手冻得又红又紫，常年生冻疮。我和姐姐从来没有一分零用钱，可弟弟一哭闹，就能得到五分零用钱，如果是几个姐姐不小心逗哭了弟弟，就会挨母亲一顿打。我和姐姐从来不敢惹弟弟伤心。
一天，我放学回家，弟弟嚷着要去河滩抓小鱼，怕弟弟哭，我只好领着他去。河边的卵石长着青苔，弟弟赤着脚踩上去，一不小心摔了个跟头，弟弟的衣服湿了，我想可闯出祸了，母亲知道后，我一定要挨打了。果不出意料，母亲对弟弟说：“今天晚上我要打死喜妹。”也许是出于姐弟之情吧，或许是弟弟觉得是自己闯的祸，当我和弟弟刚睡上床后，弟弟就告诉了我：“喜妹，呆会儿妈妈要来打你，我们两个换头睡吧！”我说：“要是妈妈打着你怎么办？”弟弟说：“我就使劲哭，妈妈就不会打我了。”于是我就欣然地同意和弟弟换头睡。母亲打我们的时候，总是爱放在睡觉时，因为这时，我们脱掉了衣服不好跑。听了弟弟的话，我一直没敢睡，过了好长的时间，我听到了咚、咚、咚母亲爬楼梯的脚步声，我浑身直打颤，一骨碌就钻到床底下去了。母亲不开灯，掀开被子就打，殊不知，发出了弟弟的一阵阵痛哭声。母亲感到不对劲，打开电灯，只见弟弟一人躺在床上哭，母亲见状，大声地哭喊：“暧唷，打着我的宝贝儿子了！”母亲紧紧地抱住弟弟，小心翼翼地下楼去她的房间了。我害怕得要死，一夜缩在床底下，生怕母亲折回来找着我再打。
随着时间的推移，姐姐和我及弟弟都先后长大了，并参加了工作。姐姐和弟弟在当地的一家兵工厂工作，我只身一人在云南工作。十三年前，父亲去世了，母亲退休在家养老，由于母亲所在的单位是集体企业，后来连退休工资都发不下了。为了让母亲安度晚年，我们几姊妹每人每月给母亲15元生活费。母亲的年岁大了，按道理应该多吃点多穿点，可她却偏不这样做，她舍不得吃穿，把省下来的钱悄悄地送给弟弟，使几个姐姐十分生气，常常埋怨她到老了还在心痛儿子，并且不准她这么做。母亲嘴上虽然答应，可背地里仍然改不了。
母亲老了，为了图清静，只愿意单个人住在一边。我的姐姐三天两头去看望母亲，每次去总要炒一点好菜捎去。母亲病了，姐姐赶忙托着单车把母亲送到职工医院去看病，母亲需要住院，几个姐姐轮流照顾、服侍。母亲病好后，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改变，逢人就讲：“我女儿对我真好！”母亲临终前，把我姐姐及弟弟叫到身边说：“儿子、姑娘一样好……”
今天，我早已做母亲，而且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可我却十分疼爱她，因为我认为：男女都一样。甚至我认为：只要女儿听话，成器有孝心，不知要超过儿子多少倍弟弟一哭闹，就能得到五分零用钱，如果是几个姐姐不小心逗哭了弟弟，就会挨母亲一顿打。我和姐姐从来不敢惹弟弟伤心。
回婆家
公婆一再捎信来，叫我们全家一定回家过个年。我很理解公婆的心情：我们结婚已四年，女儿都已三岁了。可对于婆家，却还是个谜。只知道：婆家住在华宁县一个叫茶花箐的小山村里。对茶花箐仅有的一丁点儿印象，是从丈夫那支离破碎的谈话中组合来的：茶花箐是个远离华宁县城三十多公里山路的小山村，因生长着漫山遍野的茶花而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