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上，三个旅行者同时出门，去往不同的目的地，一个旅行者带了一把伞，另一个旅行者拿了一根拐杖，第三个旅行者什么也没有拿。晚上归来，拿伞的旅行者淋得浑身是水，拿拐杖的旅行者跌得满身是伤，而第三个旅行者却安然无恙。于是，前面的旅行者很纳闷，问第三个旅行者：“你怎会没有事呢？”
第三个旅行者没有回答，而是问拿伞的旅行者：“你为什么会淋湿而没有摔伤呢？”
拿伞的旅行者说：“当大雨来到的时候，我因为有了伞，就大胆地在雨中走，却不知怎么淋湿了；当我走在泥泞坎坷的路上时，我因为没有拐杖，所以走得非常小心，专拣平稳的地方走，所以没有摔伤。”
接着，他又问拿拐杖的旅行者：“你为什么没有淋湿而摔伤了呢？”
拿拐杖的说：“当大雨来临的时候，我因为没有带雨伞，便拣能躲雨的地方走，所以没有淋湿；当我走在泥泞坎坷的路上时，我便用拐杖拄着走，却不知为什么常常跌跤。”
第三个旅行者听后笑笑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拿伞的淋湿了，拿拐杖的跌伤了，而我却安然无恙的原因。当大雨来时我躲着走，当路不好时我小心地走，所以我没有淋湿也没有跌伤。你们的失误就在于你们有凭借的优势，认为有了优势便少了忧患。”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追寻快乐的最佳妙方一家卖甜甜圈的商店前挂了一块招牌，上面写着：乐观者和悲观者之间的差别十分微妙，乐观者看到的是甜甜圈，悲观者看到的则是甜甜圈中间的洞。
这个短短的幽默句子透露了快乐的本质。事实上我们眼睛看见的，往往并非事物的全貌，我们只看自己想寻求的东西。
一个朋友曾经讲述了他的经历：
有一天，我站在一个珠宝店的柜台前，把一个放着几本书的包裹放在旁边。当一个衣着讲究、仪表堂堂的男人进来，也开始在柜台前看珠宝时，我礼貌地将我的包裹移开。但这个人却愤怒地瞪着我，告诉我他是个正直的人，绝对无意偷我的包裹。他觉得受到侮辱，重重地将门关上后，走出珠宝店。
我十分惊讶，这样一个无心的动作竟会引起别人如此的震怒。后来我领悟到，这个人和我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其实，外在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个人内在态度不同罢了。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一醒来便感觉心情不佳，觉得这世界是多么枯燥，我想到这一天又要在单调的例行工作中度过时，不禁感到愤怒、无助。当我挤在车阵中缓缓向市中心前进时，我满脸怒气地想：为何有那么多笨蛋也能拿到驾驶执照？他们开车不是太快就是太慢，根本没资格在高峰时间开车，这些人的驾照都该被吊销后来我和一辆大型卡车同时到达一个交叉路口，我心想：“这家伙认为他开的车大，一定会直冲过去。”但就在这时候，卡车司机将头伸出车窗外，向我招招手，给我一个开朗、愉快的微笑。在我将车子驶离交叉路口时，我的愤怒突然完全消失，心胸豁然开朗。
这位卡车司机的行为使我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但事实上，这个世界依旧，不同的是我们的态度。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类似的小插曲，这些小插曲正是我们追寻快乐的最佳妙方。
其实这个世界不会改变，会改变的是我们的态度。要活得快乐，就必须先改变自己的态度。人都有失误的时候年3月，在百老汇的社会图书馆里，著名作家爱默生的演讲激动了年轻的惠特曼：“谁说我们美国没有自己的诗篇呢？我们的诗人文豪就在这儿呢！”这位身材高大的当代大文豪的一席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讲话使台下的惠特曼激动不已，热血在他的胸中沸腾，他浑身升腾起一股力量和无比坚定的信念，他要渗入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种生活方式；他要倾听大地的、人民的、民族的心声，去创作新的不同凡响的诗篇。
年，惠特曼的《草叶集》问世了。这本诗集热情奔放，冲破了传统格律的束缚，用新的形式表达了民主思想和对种族、民族和社会压迫的强烈抗议。它对美国和欧洲诗歌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
《草叶集》的出版使远在康科德的爱默生激动不已。诞生了！国人期待已久的美国诗人在眼前诞生了。他给予这些诗以极高的评价，称这些诗是“属于美国的诗”，“是奇妙的”，“有着无法形容的魔力”，“有可怕的眼睛和水牛的精神。”
《草叶集》受到爱默生这样很有声誉的作家的褒扬，使得一些本来把它评价得一无是处的报刊马上换了口气，温和了起来。但是惠特曼那创新的写法，不押韵的格式，新颖的思想内容，并非那么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他的《草叶集》并未因爱默生的赞扬而畅销。然而，惠特曼却从中增添了信心和勇气。1855年底，他印起了第二版，在这版中他又加进了20首新诗。
年，当惠特曼决定印第三版《草叶集》，并将补进些新作时，爱默生竭力劝阻惠特曼取消其中几首刻画“性”的诗歌，否则第三版将不会畅销。惠特曼却不以为然地对爱默生说：“那么删后还会是这么好的书么？”爱默生反驳说：“我没说‘还’是本好书，我说删了就是本好书！”执著的惠特曼仍是不肯让步，他对爱默生表示：“在我灵魂深处，我的意念是不服从任何的束缚，而是走自己的路。《草叶集》是不会被删改的，任由它自己繁荣和枯萎吧！”他又说：“世上最脏的书就是被删灭过的书，删减意味着道歉、投降……”
第三版《草叶集》出版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久，它便跨越了国界，传到英格兰，传到世界许多地方。
只要消除了自卑感，充满信心地进行努力，你就能克服一切障碍，适应任何环境！做出成就罗伯特·巴拉尼1876年出生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他的父母均是犹太人。他年幼时患了骨结核病，由于家庭经济不宽裕，此病无法得到根治，使他的膝关节永久性僵硬了。父母为自己的儿子伤心，巴拉尼当然也痛苦至极。但是，懂事的巴拉尼，尽管年纪才七八岁，却把自己的痛苦隐藏起来，对父母说：“你们不要为我伤心，我完全能做出一个健康人的成就。”父母听到儿子这番话，悲喜交集，抱着他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以泪洗面。
巴拉尼从此狠下决心，埋头勤读书。父母交替着每天送接他到学校，一直坚持了十多年，风雨不改。巴拉尼没有辜负父母的心血，也没有忘掉自己的誓言，读小学、中学时，成绩一直保持优异，名列同级学生前茅。18岁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1900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巴拉尼留在维也纳大学耳科诊所工作，当一名实习医生。由于巴拉尼工作很努力，在该大学医院工作的著名医生亚当·波利兹对他很赏识，对他的工作和研究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巴拉尼对眼球震颤现象深入研究和探源，经过3年努力，于1905年5月发表了题为《热眼球震颤的观察》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的发表，引起了医学界的关注，标志着耳科“热检验”法的产生。巴拉尼再深入钻研，通过实验证明内耳前庭器与小脑有关，从此奠定了耳科生理学的基础。
年，著名耳科医生亚当·波利兹病重，他主持的耳科研究所的事务及在维也纳大学担任耳科医学教学的任务全部交给了巴拉尼。繁重的工作担子压在巴拉尼肩上，他不畏劳苦，除了出色地完成这些工作外，还继续对自己的专业进行深入研究。1910年至1912年间，他的科研成果累累，先后发表了《半规管的生理学与病理学》和《前庭器的机能试验》两本著作。由于他工作和科研有突破性的贡献，奥地利皇家授予他爵位。1914年，他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金。
巴拉尼一生发表的科研论文多达184篇，治疗好许多耳科绝症。他的成就卓著，当今医学上探测前庭疾患的试验和检查小脑活动及其与平衡障碍有关的试验，都以他的姓氏命名的。
身体上的残疾不会阻碍一个人的成功，只要你还拥有一颗健康的心灵。坦对残酷的命运年，当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上台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却谦虚地说道：“得此奖项的人应该是那位美丽的丹麦女作家——盖伦·璧森。”
海明威所说的这位丹麦著名女作家，就是那位曾经凭借电影《走出非洲》获得好莱坞奥斯卡金像奖的女主人公。《走出非洲》这部电影的结尾，打上一行小小的英文字：盖伦·璧森返回丹麦后成了一位女作家。
盖伦·璧森（1885~1962年）从非洲返回丹麦后，不但成为一位享誉欧美文坛的女作家，而且在她去世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她和比她早出世80年的安徒生并列为丹麦的“文学国宝”。她的作品是国际学者专研的科目之一，几乎每一两年便有英文及丹麦文的版本出现。她的故居也成了“盖伦·璧森博物馆”，前来瞻仰她故居的游客大部分是她的文学崇拜者。
盖伦·璧森离开非洲的那一年，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女人，有的只是一连串的厄运：她苦心经营了十八年的咖啡园因长年亏本被拍卖了；她深爱的英国情人因飞机失事而毙命；她的婚姻早已破裂，前夫再婚；最后，连健康也被剥夺了，多年前从丈夫那里感染到的梅毒发作，医生告诉她，病情已经到了药物不能控制的阶段。
回到丹麦时，她可说是身无分文，除了少女时代在艺术学院学过画画以外，无一技之长。她只好回到母亲那里，仰赖母亲，她的心情简直是陷落到绝望的谷底。
在痛苦与低落的状况下，她鼓足了勇气，开始在童年老家伏案笔耕。一个黑暗的冬天过去了，她的第一本作品终于脱稿，是七篇诡异小说。
她的天分并没有立刻受到丹麦文学界的欣赏和认可。她的第一本作品在丹麦饱尝闭门羹；有的甚至认为，她故事中所描写的鬼魂简直是颓废至极。
盖伦·璧森在丹麦找不到出版商，便亲自把作品带到英国去，结果又碰了一鼻子灰。英国出版商很礼貌地回绝她：“男爵夫人（盖伦·璧森的前夫是瑞典男爵，离婚后她仍然有男爵夫人的头衔），我们英国现时有那么多的优秀作家，为何要出版你的作品呢！”
盖伦·璧森颓丧地回到丹麦。她的哥哥蓦然想起，曾经在一次旅途中认识了一位在当时颇有名气的美国女作家，毅然把妹妹的作品寄给那位美国女作家。事有凑巧，那位女作家的邻居正好是个出版商，出版商读完了盖伦·璧森的作品后，大为赞赏地说，这么好的作品不出版实在是太可惜了。她愿意为文学冒险。1943年，盖伦·璧森的第一本作品《七个哥德式的故事》终于在纽约出版，一鸣惊人，不但好评如潮，还被《这月书俱乐部》选为该月之书。当消息传到丹麦时，丹麦记者才四处打听，这位在美国名噪一时的丹麦作家到底是谁盖伦·璧森在她行将50岁那年，从绝望的黑暗深渊一跃而成为文学天际中一颗闪亮的星星。此后，盖伦·璧森的每一部新作都成为名著，原文都是用英文书写，先在纽约出版，然后再重渡北大西洋回到丹麦，以丹麦文出版。盖伦·璧森在成名后说，在命运最低潮的时刻，她和魔鬼做了个交易。她效仿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把灵魂交给了魔鬼，作为承诺，让她把一生的经历都变成了故事。
盖伦·璧森把她一生各种经历先经过一番过滤、浓缩，最后才把精华部分放进她的故事里。她的故事大都发生在一百多年前，因为她认为，惟有这样，她才能得到最大的文学创作自由。熟悉盖伦·璧森的读者不难在其作品中看到她的影子。
盖伦·璧森写作初期以IsakDinesen为笔名，成名后才用本名。Isak，犹太文是“大笑者”的意思。她之所以采用这个笔名，也许是在暗示世人，以笑声面对残酷的命运。
盖伦·璧森成为北大西洋两岸的文学界宠儿后，丹麦时下的年轻作家皆拜倒在她的文学裙下，把她当女王般看待。74岁那年，第一次拜访纽约，纽约文艺界知名人士，包括赛珍珠和阿瑟·米勒皆慕名而来。但盖伦·璧森对她的文学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的梅毒给她带来极大的肉体痛苦，当梅毒侵入她的脊柱时，她常痛得在地上打滚。晚年时，她变得极其消瘦、衰弱，坐立行皆痛苦不堪。
盖伦·璧森死时77岁，死亡证书上写的死因是：消瘦。正如她晚年所说的两句话：“当我的肉体变得轻如鸿毛时，命运可以把我当作最轻微的东西抛弃掉。”
以笑声面对残酷的命运，这是豁达的人生，更是命运的主宰。为抗争者让路年6月的一天，美国南加州长滩的帆船爱好者里查德·范菲姆扬起风帆，独自驾驶小船准备来一次短暂的旅行。他的目的地是圣塔卡特莱那岛，旅程只有40公里，便没带太多的食物和饮水。然而，他万万没想到，中途一场暴风雨降临，桅杆被损坏，马达和无线电通话器材也被打坏了。范菲姆找不到塔卡特莱那岛的方向，也找不到回头的路，只能随意在大海上漂流。不久，所带的食物和淡水就用光了，弹尽粮绝之际，范菲姆遇上了一只海龟，他用棒球棍将这只游到船边的海龟打死，一半当食物，另一半做诱饵，诱捕海龟和海鱼。燃料用尽了，他开始从小船上拆下一些部件来点火。
这时，他若不想办法谋求生存，而一味地期望营救人员出现，结局可想而知。
日子一天天过去，从充满希望到绝望，又从绝望到再度充满希望……3个多月慢慢熬过去了。在此期间，他并没停止过寻找人类信号，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一架飞机，才明白自己离陆地不远了。两个小时后，一艘名叫“麦克拉斯基”的军舰出现在他的视野里，范菲姆终于得救了。这时已是9月17日，范菲姆已远离出发地，漂流了4000公里，身处哥斯达黎加附近海域。
在苍茫而孤寂的大海上，一位62岁的老人竟然奇迹般地生存了三个多月。可见，灾难并不可怕，如果你拥有了顽强的生存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你也就拥有了无穷的力量，就是死神，也要为你让路。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永远都坐前排世纪30年代，在英国一个不出名的小城里，有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小姑娘。玛格丽特自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父亲经常向她灌输这样的观点：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力争一流，永远走在别人前面，而不落后于人，即使在坐公共汽车时，你也要永远坐在前排。父亲从来不允许她说“我不能”或者“太困难”之类的话。
对年幼的孩子来说，父亲的要求可能太高了，但他的教育在以后的年月里证明是非常宝贵的。正是因为从小就受到父亲的“残酷”教育，才培养了玛格丽特积极向上的决心和信心。无论是学习、生活或工作，她时时牢记父亲的教导，总是抱着一往无前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克服一切困难，做好每一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