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一位李先生到一些老朋友家拜会，碰巧我放学回家看到一堆黑车子离开家的巷子，我跑回家问副官又是谁来了？然后看到桌上一个牛皮纸袋，我二话不说就拆开来，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内容为何，就听到一声雷声响起，公公大发雷霆地斥责我的行为。我以为他是骂我乱拆他的东西，没想到他竟然说我把他的牛皮纸袋拆坏了，那个袋子是可以再使用的。然后就一阵什么浪费国家资源啦，不爱惜东西等等的名号全给我套上。我备感委屈地哭了起来，不就一个破纸袋嘛，他说得好像犯下滔天大罪！我不只哭，还从楼下哭到楼上给我婆婆听，再从楼上哭到楼下的房间，然后再遵照8点档的剧本，把房门反锁起来。公公骂得越大声，我就哭得越歇斯底里。当时大概整条巷子都被我们祖孙的二重奏给淹没了。之后慢慢地声音小了，我把耳朵挨着门板朝外听，屏息间听到公公走近我的房门，故作轻松地说：“袋子里头不就一张照片嘛，有什么好看的？那么丑！要就给你嘛！何必把我的袋子给拆坏了呢？”说毕，我就瞧见一张8开大的纸从门缝底下给塞了进来，上面写着：
××同志惠存，××敬上。
公公16岁就进了军校，之后在战场上与日本军兵刃相见，几度死里逃生，可以说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老来过着半退休的生活，也仍是一概与俗世无争的气魄。
如果你问他最喜欢的歌是什么？他可能会回答你他唯一知道的一首通俗歌《绿岛小夜曲》。如果问他会唱什么歌？那他一定毫不思索地回答你《黄埔军校校歌》。而这种耿介几近可爱的个性，也会表现在一些不那么恰当的场合。只要是任何婚丧喜庆要找他致辞，他一定可以跟民族大义扯上关系。我常常觉得，那一对对的新人一定搞不懂他们两个人结婚跟国家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就像我每一次去大陆拍戏，离家前跟他辞行，他一定会语重心长地叮咛：“这一趟你去大陆，是身负重任，两岸的和平就全靠你了！“听罢我总要尴尬地跟祖母扮个鬼脸。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除了他们那一代的军人，又有谁会如此时刻胸怀忧国忧民的使命呢我从来没有想过公公也会有老的一天。曾几何时他不太大声说话了，连路都开始懒得走，坐在那一张椅子上，一坐就是一天。
慢慢地连饭也不肯自己吃了。
看着他如此气若游丝，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跑到他跟前逗他，要他猜我是刘若玉还是刘若英？然后逼他说他最爱的就是我……早些年我在外头受了委屈，我就靠在他胸前，撒娇地跟他告状说有人欺负我，然后要他拿枪替我毙了他们！他会含含糊糊地回答说：“好！好！好！“可是后来，他的眼睛只看着远方，嘴里念的常只是一些大陆老家的人，事，物；再后来干脆完全不说话了。
身体虚弱的公公进进出出医院好几回，直到那一天我正在参加舞台剧记者会的当儿，接到消息说医生送他进了加护病房。
当我再见到他时，他的全身已经插满了管子。第一次，我听到医生对我说：“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第一次，我听到医生对我说：“如果可能的话，家属请不要离开医院，怕通知不及“；第一次，我听到祖母用一种几近哽咽的语气求医生，希望至少能撑到儿孙到齐；也是第一次，第一次我感觉到公公会永远地离开我。
在加护病房的那几个夜晚和白天，我仍然需要工作，我随身带着移动电话，每到一个地方就急着确定电话一定收得到。
每一次铃声一响起，我的心跳就几乎要同步停止，一直要到对方的声音正常地出现我才能回过神来。每次收工冲到医院，看到祖母还坐在外头念经，我才能感受到自己还在正常地呼吸。
漫漫的长夜或者跟祖母一起祷告，或是回忆公公的点点滴滴。等到加护病房会客时间一到，我们才能进去看他。每次进去，围在他身旁一堆荧屏上的数字就掉落一点儿。那一点点，就如我的心被刮掉一块般。祖母不是握着公公的手，就是摸着他的头，轻轻地跟他说话，要他安心，然后在他旁边为他念经。有时候公公像是听懂了似的，看着祖母点了点头，有时还不自主地流下泪来。我不懂祖母哪来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承受这一个与她生活了半个世纪的男人即将要离去的事实。祖母要我给他唱歌，我依偎在他耳朵旁唱《绿岛小夜曲》，却怎么也唱不准音。
他倒也像是喜欢地点了点头。我扑在他的身上哭了起来，第一次，他没有话语安慰我……就在那几天中，家里人告诉我，院子里的那棵桂花树，那棵跟我公公聊了一辈子天的桂花树枯死了。
年8月22日上午11点多，他终于不愿意再跟机器作战了。荧屏的画面归零。
过了几天，在替公公整理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用过的牛皮纸袋，上头写着“刘若英小朋友收。”旁边公公还用毛笔附加写上“代若英孙女保存之邮票一九七一年。”我都忘了自己曾经收集过邮票。打开来看，全是一些完完整整一套一套的旧邮票，还有几张我在读幼稚园时老师发的只有手掌般大的，上头印着”奖“的纸片。所以将军公公毕竟不是无时无刻只有民族大义，孙女也是很宝贝的。望着这几个简单的毛笔字，我仿佛不意窥见他坚毅的躯壳里那柔情的心灵。而牛皮纸袋，每一个珍惜使用的纸袋，原来可用来包装他无微不至的心意。
我带着这份再珍贵不过的牛皮纸袋走出门，看见那棵确已枯掉的桂花树，竟闻到扑鼻的桂花香。
只是，今年满溢的香气不再出自院子的桂花树，而是从更深更远的地方飘过来，穿过千山万水，从我公公所在的地方飘过来。
一位将军公公，用他的方式关爱着自己的晚辈。公公的那些宠爱，看似没有原则。但实际上，从公公喜欢听的那首歌里，从公公的言谈举止中，却无不显示着一位老军人的原则。当文中的“我”还在因为撕破牛皮纸信封遭到公公训斥而拼命哭泣时，没想到，公公却悄悄进行着为“我”而做的收藏。当多年后，“我”终于明白了公公的良苦用心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信封，公公早就安排下了最好的用途。院子里的桂花树虽然伴着公公的去世而枯萎凋零了。但有一种叫亲情的花香，却时刻缠绕在“我”的左右，这种温暖的花香，也将会伴随“我”的一生。
樱花常开亲情永在爷爷在台湾中部家乡苗栗有片山坡地，山坡下有条溪流，溪水寒凉清澈，溪边矗立着两棵高大的山樱。每年樱花盛开时节，爷爷总会在腰间绑把剪刀，小心攀上树干，剪下几株枝芽抱回家插养在瓶子里，满屋清香，就像迎来了春天。
十多年前，爷爷得了肝癌，身体一直虚弱无力。因此，家里再也没有美丽的樱花绽放了。
爷爷和奶奶生了六个女儿，假日，姑姑们总轮流带孩子回来看望二老。每当她们准备离去，就会见到爷爷奶奶把一袋一袋的蔬菜水果往姑姑的车子上搬。这是爷爷奶奶长久以来的习惯，对拙于言辞的老一辈人来说，赠予食物也许是对子女表露情感的另一种方式吧。
有一年春节，爷爷最爱的小女儿举家从荷兰搬回台湾。小姑姑带着家人回娘家过年，其间爷爷与她交谈不多。爷爷的个性外冷内热，总是一副严肃的脸孔。
小姑姑一家准备回台北那天，奶奶一大早就忙着张罗各种东西，要姑丈搬到车里去。车子即将发动的时候，小姑姑突然从行李箱里取出一束粉红樱花，嚷道：“东西太多，放不下了，花就不拿了。”原来，爷爷那天早晨不见踪影，却是到山上摘花去了。爷爷并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把花接了过来，弃置在墙角。
那一年我才升上中学，对于成人世界的情感没多少领会，只记得那束樱花包扎得很周到，根部绑着湿棉团，想是为了延长花朵的寿命吧。
两年后，爷爷过世。我自己长大后也开始像姑姑从前那样，每次回娘家都从爸妈手上接收大包小包的食物。
后来，我随先生调职到北部。三年前我刚怀孕的时候，有天寒流来袭。傍晚我接到爸爸的电话，说是随公司出来旅行，晚上在台北落脚，要我们下班后到饭店去找他。我当时害喜很严重，心里不禁有股不情愿的感觉。
和爸爸约好晚上8点钟在饭店大厅见面。寒流带来细雨，街上又湿又冷，我们一路塞车，等到终于把车停好，早已过了和爸爸约定的时间。我们赶快走向饭店，远远就看见爸爸站在饭店门外，手上提着个袋子。
“爸！等很久了吧？怎么不在大厅里等，却站在外头吹冷风？”我的语气带着一点埋怨。
“饭店人太多，怕你们找不到我。喏，这个给你。”“家里还好吗？”我先生问，同时接过爸爸手中的袋子。
“大家都好，倒是你俩住在台北，凡事要自己小心。好啦，天气冷，你们快点儿回去吧。”爸说完，催促我们回到车上。
车子发动后，爸爸才转身走回饭店。我望着他身上单薄的衬衫，一股热气蹿上心头。
打开塑料袋，只见里头有几个小包，用报纸密密实实地包好。撕开报纸一看，原来是梅子。我拿起一颗放入口，酸意漾开。这是爸爸专程为我送来的止吐食物泪水渐渐模糊了眼睛，记忆中的那束樱花和这梅子交错在一起。这一刻我才明白，爷爷借着那粉红的花朵诉说着他内心深沉的情感，那束樱花蕴藏着的深厚情感，就如同父亲对我的关爱。
爷爷早已过世，再多的泪水也填补不了他内心有过的遗憾。庆幸的是上天让我及时体会这深挚内敛的情感，让我仍有足够的时间回报。
现在先生和我已搬到南部居住。假日我们总会带着女儿回山城去陪陪父母，分享他们的欢乐。然后呢？当然是在哥哥半开玩笑地大喊”女儿贼、女儿贼“时，我毫无愧色地把梨子、豆子……搬上车。因为我知道，贵重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它所传递的父母疼爱子女之情。
哥哥形容得贴切——”女儿贼。”我们偷的何止是食物！还有珍贵的父母心呢。
这篇文章写到了两件看似毫无联系的小事，其一是爷爷送给小姑姑的那束樱花；其二是父亲在寒风中苦等多时后，带给“我”的一袋梅子。两件小事却有着共同的特征，说的都是父亲对儿女的情感。这两位父亲的情感都讷于表达，深藏在心中，但却一样透出深沉的父爱。随手从山上采来的樱花和一袋梅子，都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但因为负载了父亲的情感和爱，它们也变得无比珍贵。读懂了梅子和樱花含义的”我，”也同时领悟了”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古语的真谛。我想，临别时，满心欢喜地接过父亲准备好的东西，也该是对父爱最好的一种领会和回报吧！”无情“二叔我恨二叔，从收拾行囊去大学报到的前一天晚上开始，一恨就是五年。
这份恨，是因为五年前我上大学的学费。我清楚地记得，为了筹借这笔钱，那天晚上，父亲半夜时才回家，一脚不小心跌进了门前的水沟里，弄得浑身泥水。望着父亲花白的头发和佝偻的身躯，一股悲惨、凄凉夹杂着愤怒、痛恨的复杂心情油然而生：父亲，你过去无私艰辛地付出真的不值啊！如果不是你当年要饭供二叔读书，又怎会有二叔的今天？而二十年后你的儿子面临读不起书的困境时，二叔竟然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我恨二叔，恨他在我们一家人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时候，他没给过我们一块钱，哪怕是借。
我深切地体味到亲情的淡薄，在金钱和利益面前它显得那么无力和苍白。从那天开始我把一粒仇恨的种子埋进了心田，它破土发芽，疯狂地生长，以致吞噬了我的整个心灵。我发誓：我拼了这条小命也要出人头地，我要让二叔看看，没有他的一分钱扶助，我依然能够获得成功，我要让他反思、后悔他当初”无情“地对待我们一家人是犯了怎样的弥天大错。
入学不久，我的生活就变得捉襟见肘起来，我不能写信给家里讨钱，因为家里为了我的学费已经债台高筑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找事做，我给自己找了两份家教，整天除了上课读书、吃睡，就是无期地忙碌奔波挣钱，即便如此，我仍过得很艰难。
因此，我感到学费宛如一双巨大的魔掌，一直紧紧地捏得我喘不过气，每当这时，我又会增加一分对二叔的痛恨。
我不知道人为什么那么健忘，当初为了二叔读书父亲沿街乞讨，不知遭了多少人的白眼；为了能省半个馒头给二叔吃，父亲曾两次饿昏在自来桥的桥头。只要有一点儿良心的人都知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无情“的二叔现在拥有百万家产却不肯施舍丝毫给他身处贫困的哥哥和侄子。我不能理解，他可以把钱几万几万地捐给慈善机构，为什么就不肯接济我们我把对二叔刻骨铭心的恨深深地埋在心里。在学习上我不敢有半点儿懈怠，我在我的床头贴着一幅”出人头地“的字，我时常对着它警示自己：“你一定要成功！“大二下学期我开始接触网络，开始了以字换钱的生活，直到这时我的生活才有了起色。起初是在一些晚报上发表一些很短的小品文，后来我的文章越做越大，敲开了很多全国知名杂志的大门，我在学校的知名度很快攀升。当各种荣誉向我袭来时，我很清醒，我知道这离我的目标还很远。不过，小小的成功刺激了我向成功迈进的信心和激情。
每年过年我都会在奶奶家里见到二叔，这时也是我最难受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常常会带着骄傲的神情，向奶奶和父母汇报我的成绩。”奶奶，爸妈，你们不用再为我的学费操心了，我现在不断在全国期刊上发表作品，可以赚钱养活自己了。”我想以此来刺激二叔那颗冷漠无情的心，可是二叔听后不屑地说：“现在只要有一点儿灵气，发表几篇文章，赚点儿钱不足为奇。你二叔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出书了哩。”我知道这是二叔对我的成绩的蔑视。真想与他大吵一架，可我理智地克制住了自己，我在心里恨恨地说：无情、冷酷加刻薄的二叔，你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成功让你无地自容的。
毕业后，我凭着在学校发表的三百多篇文章，在广州一家报社找到了一份编辑的工作，第一个月工资是4000元，第二个月是5000元，加上策划和稿酬足有7000元，是二叔家两个孩子工资的总和。虽然钱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我仍有一种强烈的成就感，我再也不会为金钱所累了。
半年后的一天，二叔和二婶突然来广州看我。把二叔晾在一边，热情地招待二婶并坐在她身边和她拉家常。二叔自己也感到无趣，坐在一边按着遥控器不停地调换频道，直到他们将离开时，我也没理睬过二叔。我恨他，他不该来自取其辱。我把他们送上车时，二叔的嘴角动了动想要说些什么。我瞪了他一眼，然后重重地关上了车门。那一刻，我身心舒畅，五年了，我终于可以在二叔面前扬眉吐气一回了，一股复仇后的快感电击一般传遍全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