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感谢您阅读了它！
或许它没有给您轻松和娱乐，是的，我得承认它不是一部快感的小说。
动笔之初我反复思考过这个故事，它想说些什么呢？我怎么会让那一女人在第一章开篇即“听见自己的身体扑通——响了一声，倒在地上”？我思考中为她流过不少泪，望见那棵枝干冠顶飘着阳光的树，她尚存活在那样“一片无限开阔的无比陌生的大地”
上。
我的另一主人公，名叫孙志福，我怎么会让他的鱼塘被山洪冲垮了呢，崩溃了呢？那是他生命的顶巅，最辉煌的顶巅，亦是他的至爱，如他爱的史淑芬，那片蓝盈盈的水面啊，如同女人身体一样，可是它就那么“宿命”地垮了。
还有，我所写的另一个女人马玉凤，她怎么会从一位县委副书记，突然变成了一个卜卦算命的“仙儿”了呢？
我这些情节都想说些什么话语或什么题目？我创作之先想到的一点也许它过于宽泛：即人是怎样存在的。
西方哲学有一个词谓之being，亦可译为“是”，或“怎是”。人活着有各种存在方式，但我所认可而有意义的只有一种，即康德所谓之的，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可以单纯地用作手段，而唯有人不能，不能作为手段，人只能作为一个“自在的、自为的、终极的目的”（《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4页）。否则，他或她便是一种非存在的存在，便是悲剧。
遗憾的是，我的主人公无论是孙志福还是史淑芬，他们都不懂得康德所说的那种存在。史淑芬或许非常朦胧不清地意识到了一些什么，但是在她的生命所赖以存活的那段具有决定论的历史段落上，即在她三易其嫁的遭际之后，我想象不出，她除了用自己的身体，下意识地表现出些许不明确的挣扎、反抗之外，她还能够有什么作为呢？
是的，在她的生存中不懂得什么人作为“终极的目的”，她只知他是她的手段，她也是他的手段。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极为认同的而又无奈的就是这一点，这一铁的现实，即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其痛度一生，不觉老之将至的时候，却仍不知道自己痛在哪儿，悲剧源自哪里。根本摸不着那条与自己生命意义攸关的“自在、自为”的尺子！他们只意识到自己处在无以变更或无以摆脱的人际关系中，决定论的历史关系中，所以说这“关系”即是他们的“存在”！
读者，我想进一步阐释我的小说的意图和理性，我不能不提及萨特的那一哲学命题：“存在先于本质。”即人必得先有一种形式上的“存在”，而后才能有存在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他或她的自我创造，即通过“自由选择”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个其所创造的“怎是”才是人的本质。那么，倘若把萨特的命题换言之，我们亦可说：没有本质的存在即为不存在。
好长时间，我为我这部小说的题目苦恼着，一是我对这种“宿命”也尚未思考透彻，二是不知该给它起个什么名目，总觉得无论起个什么名都不能贴切。后来我想到屈原的《九歌·山鬼》，感觉到那个有着作者自喻的“女鬼”，在那“山之阿”苦苦等候着什么人，但一直没有等来，她自身也飘飘惚惚觉着自己若有若无样，她所等候的那个人，她的生命价值的对象，实际上也不存在。我这时想，就把我这部小说叫做“若有人兮”吧！
我很珍爱我的这部作品，从2003年下半年到2007年3月，我反复修改了四稿。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吸引人的魅力，却苦苦地书写了一个形而上层面的内容。我并不期望所有的读者都能看到那一内容层面，正像孙志福的“鱼塘”，它是象征意义上的，它必定要被山洪冲毁！
我爱我书中的人物之每一个人，也同情他们的蒙昧和不幸，同情他们在寻求各自本质的艰难坎坷的路上所经历的痛苦，尽管他们并不清楚自己要成为怎样一个人，也不清楚对方，对面是谁，一切都是这样痛苦地糊里糊涂地度过来了。他们不可能像海德格尔那样清醒地知道：“此在的存在意义不是一个飘浮无据的他物和在它本身之外的东西，而是领会着自己的此在本身，什么东西使此在的存在成为可能并从而使它的实际生存成为可能。”（《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85页）史淑芬一生痛苦，却拉扯养活了那么一群孩子，孩子们勃勃的青春、幸福会令她嫉妒、心痛，因为她已经老去。
同样，我写马玉凤也是“宿命”的。马玉凤作为一个贫农的女儿，由一个“铁姑娘”全国劳模，到公社书记、县委副书记，我思来想去，什么是她的归宿呢？只有她这样一个心地朴实的农妇，当彻底摆脱了政治桎梏之后，才会变成这样一个“测命仙儿”。这个归宿对于她个人，对于她的品行和她所能够做的，不啻为美德。而对于那段历史，应该说它也只能塑造出这种必然性的“存在”。
是的，我写了这些人物在其生存关系中的精神嬗变和悲剧。他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在思想行为和道德伦理上最为一般的人，因而对于我们，他们无所谓谁恶谁善，无所谓褒谁贬谁。我莫过是指出他们的一生是处在这种历史的关系中，末了是悲剧的，是迷茫无着的。
这让我记起叔本华对于悲剧的一种见解，想在这篇拙文结尾时说出它来。他认为真正有意义的悲剧是“第三种悲剧”，“这就无需乎［布置］可怕的错误或闻所未闻的意外事故，也不用恶毒已到可能的极限的人物；而只需要在道德上平平常常的人们，把他们安排在经常发生的情况下”，“不是当作由于罕有的情况或狠毒异常的人物带来的东西，而是当作一种轻易而自发的，从人的行为和性格中产生的东西，几乎是当作［人的］本质上要产生的东西，这就是不幸也和我们接近到可怕的程度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2—353页）
我想这意义就在于把它看作人的本质上的普遍性的存在。当然，我这部小说是这样的。
2009.8.27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