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廉吏是指那些能够廉洁自律、秉公办事、勤政为民的好官。清官廉吏既是传统社会的一种政治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历史上的清官廉吏，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客观地看，为官者所以清廉，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为了普通百姓，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其统治。因此，在封建社会，无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普通老百姓，都喜欢清官，呼唤清官，赞美清官。那些贤君明主，总是千方百计地培养清官，普通百姓则是热情地拥戴清官。
清官是人治社会的独特产物，靠少数清官不可能推动历史的进步。但是，清官毕竟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对历史上的清官进行肯定和褒扬，是完全应该的。
疾恶如仇气如虹：东汉京兆尹盖勋
在《后汉书》中，有4个人被作者评为东汉年间的仁人志士，其中有一个是名震天下的河西人士。他就是疾恶如仇的盖勋。
盖勋，字元固，生于公元140年，卒于公元190年，敦煌郡广至县（今甘肃瓜州县西）人。盖勋出身于名门望族。曾祖父盖进曾任汉阳太守。祖父盖彪，官列九卿，曾任大司农。父亲盖思齐，曾任安定属国都尉，为东汉安定郡多民族聚居区的军政长官。盖勋生在这样的官宦人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青年时被举为孝廉。
盖勋生活于东汉晚期。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连续几朝，皇帝昏聩，朝政腐败，外戚和宦官势力膨胀。朝廷中，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互不相让。特别是东汉的最后几个皇帝，几乎都是小孩即位。皇帝年幼，太后听政，结果造成外戚掌权。随着皇帝长大懂事，就想摆脱外戚的控制。他们无人可求，只好求助身边的宦官。于是，宦官们一个个得势，借着皇威，诛杀外戚，为害天下。数十年间，宦官与外戚的争斗无休无止，搅得朝廷乌烟瘴气，导致中央权力日渐衰弱。中央集权的衰弱，又给地方军阀可乘之机，地方割据势力开始崛起，最终导致天下大大乱。盖勋的青年时期，就是在这种混乱中度过的。他被举为孝廉，到出任汉阳（郡治冀城，今甘肃甘谷县境内）长史时，已是40多岁的人了。东汉的长史，为边地郡守副职，统领一郡兵马。因此，盖勋的仕途，是从统领军队开始的。
朝廷宦官专权，地方政治更加黑暗。一个清廉的官员，要在这种黑暗的社会环境中独善其身，非常困难。盖勋却做到了这一点。
当时的武威太守，依仗朝中有人，横行乡里，干了很多坏事，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这样的人，只要凉州刺史梁鹄一声令下，就可将他查办。可是，梁鹄胆小怕事，对作恶多端的武威太守敢怒而不敢言。梁鹄有个部下名叫苏正和，具体负责巡视地方、监督地方官员。苏正和不畏强霸，敢于碰硬。他很快掌握了武威太守的罪行，将其依法从严查办。梁鹄害怕杀了武威太守，因而得罪朝中权贵，他担心自己吃不了兜着走。梁鹄想来想去，就想杀掉苏正和，讨好朝中权贵，可又吃不准，于是想起了自己的好朋友盖勋。
恰巧，盖勋与苏正和有私仇。这时，有人给盖勋出主意，要盖勋借梁鹄之手，乘机杀了苏正和，以报私仇。盖勋听后，断然拒绝，说：“为个人的私利杀害良臣，是不忠的表现；趁别人危难时害人，是不仁的行为。”这也是成语“乘人之危”的来源。不久，梁鹄找盖勋商议处置苏正和的事。盖勋劝梁鹄：“猎人养鹰，为的是抓猎获物。如今鹰凶猛了，你却要把它杀掉。你杀了鹰，靠什么来抓猎物呢？”梁鸽觉得盖勋说得很有道理，就打消了处置苏正和的想法。苏正和得救后，从内心感激盖勋，几次登门致谢，都被盖勋谢绝。盖勋放出话来：“我是从国家的立场出发考虑这事的，不是从苏正和的立场出发考虑这事的。”
东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朝廷急忙征调各地兵马，镇压黄巾起义。武威太守黄隽接到诏令，迟迟不启程。梁鹄非常愤怒，他下令逮捕黄隽，以贻误军机之罪处死，以正军纪。盖勋认为，乱世之秋，正是用人之际，再说，黄隽虽有过错，罪不当诛；军队尚未出征，先斩将领十分不妥。在盖勋的苦苦劝说下，梁鹄赦免了黄隽的死罪。黄隽捡了一条命，非常感激盖勋，给盖勋送去黄金20斤。盖勋对黄隽说：“我为你说情，是认为你的罪轻，够不上杀头，不是为了你的钱。”黄隽送来的黄金，盖勋如数退回，分文不受。
东汉王朝政治腐败，对少数民族实行高压政策。各级官吏借着朝廷的威力，乘势盘剥少数民族。东汉中平元年十月，金城郡（今甘肃兰州市）所辖的湟中羌人首领北宫伯玉，与金城将领边章、韩遂等人发动叛乱，反抗东汉王朝。当时的凉州刺史左昌，因盗用军粮数万，遭到盖勋多次劝谏。左昌因此怀恨在心，想借羌人叛乱之机，除掉盖勋。他命令盖勋带少量官兵驻扎阿阳（今甘肃静宁县），对抗羌军。当时，边章的反叛大军正在攻打金城郡。盖勋想率军驰援金城，左昌却百般阻挠。结果，边章反叛大军攻破金城，杀了太守陈璐和护羌校尉冷征，然后挥师东进，经陇西直取汉阳郡，把刺史左昌围困于冀城。
左昌被围，惊恐万分，请求盖勋率军救他。左昌平时为人奸诈，盖勋的部下都憎恨他，反对出兵去救。危难之际，盖勋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带着仅有的一点兵力去救冀城。面对边章反叛大军，盖勋耐心劝导，让他们以国家为重，归顺朝廷。边章拒绝归顺朝廷，却给了盖勋一个面子，愿意撤军，饶了左昌。盖勋智退叛军，救了左昌一命。
盖勋解了冀城之围，没想到刚送走了狼，又来了虎，羌军杀来，包围了盖勋率领的汉阳兵。盖勋兵少将寡，很快全军覆没。盖勋身受3处重伤，无力再战，只好坐在地上。羌兵冲上来，围住了盖勋，所有的刀枪都指着盖勋。
此时的盖勋，心平如镜，脸上带着视死如归的表情。他对羌兵说：“你们杀了我吧！”羌兵哗啦一声一起举起大刀，就要向盖勋砍去，就在这时，羌人酋长滇吾冲了过来。他跳下马，喝住了羌兵，说：“盖长史是贤人，你们杀他，就是对不起上天啊！”原来，盖勋及其父亲盖思齐，一向对羌人不薄，特别是盖勋，自出任长史以来，处处尊重羌人，深受羌人首领敬重。羌兵一听受伤的人是盖长史，立即收起兵器。他们给盖勋疗伤，还把盖勋送回冀城。
东汉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十一月，韩遂叛军10万人马挥师东进，围住了关中重镇陈仓（今陕西宝鸡市），全国为之震动。东汉朝廷惊慌失措，急派皇甫嵩率4万大军征讨，同时命令西北各路兵马驰援皇甫嵩。盖勋接到命令，率领本郡5000兵马，又表请朝廷同意，自募5000兵马，共计1万人，增援陈仓。一路上，盖勋率军英勇作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汉灵帝从各类战报中发现，盖勋忠勇异常，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将盖勋提拔为讨虞校尉，并将盖勋调回朝廷，协助管理宫廷禁军。
东汉后期，天下纷争，动乱不止。为了保卫宫廷，汉灵帝于中平五年新建了一支禁军，由上军校尉赛硕统帅，下设8个校尉。同时，汉灵帝命12个宦官充当中常侍，史称“十常侍”。常侍是离皇帝最近的官员。汉灵帝整天被十常侍包围，对其信任有加，言听计从。十常侍依仗权势，独揽朝政，为非作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盖勋奉诏进京，受制于宦官赛硕，参与禁军管理。面对复杂的形势，盖勋洁身自好，不仅不与赛硕、十常侍等宦官同流合污，而且还与一些将领秘密策划，准备诛杀为非作歹的宦官。一天，汉灵帝召见盖勋，问天下大乱的根源。盖勋说：“是陛下的宠臣们搞乱了天下。”站在灵帝身旁的宦官赛硕听了，一脸怒气。灵帝问赛硕：“盖勋说得对吗？”赛硕一脸尴尬，哆哆嗦嗦，说不出一句话来。从此，赛硕开始憎恨盖勋，一心想赶走盖勋。不久，赛硕得到一个机会，急忙给汉灵帝进言，提出派盖勋出任京兆尹。灵帝同意了赛硕的意见。就这样，盖勋离开了京师洛阳，去长安任职。
盖勋在长安任职期间，又干了一件轰动朝野的事，那就是惩办长安令杨党。杨党的父亲是皇帝身边的中常侍。杨党依仗父亲的权势，在长安胡作非为，激起民愤。盖勋一到长安，就下令抓捕杨党，并从杨党家中搜出赃物1000多万。一些朝中大臣，出面替杨党说情，要盖勋放过杨党。盖勋不仅一概不理，而且穷追猛打，查找杨党后台的罪行。这个案件轰动了朝野，也给普天下的善良人出了一口恶气。
此后不久，朝廷又举孝廉。选拔孝廉，是当时朝廷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皇太子身边的药官高望，很想将自己的儿子举为孝廉，于是通过皇太子给赛硕打招呼，要赛硕给盖勋发话，将他的儿子举为孝廉。一些人听到这个消息，跑来劝盖勋：“皇太子是未来的皇帝，高望是皇太子的宠臣，赛硕又是当今皇帝的宠臣。这事你如果不办，可就把未来的皇帝和两个宠臣都得罪了，你吃罪不起啊！”盖勋却说：“举孝廉是为国家选拔贤才，怎么能把一个没有才能的人选为孝廉呢？我即使为此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宦官恨盖勋，汉灵帝却特别欣赏盖勋对朝廷的忠诚，多次嘉奖盖勋。
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汉灵帝驾崩，少帝刘辩继位。刘辩年幼无知，由何太后临朝主政。在此关键时刻，少帝刘辩的舅舅、大将军何进，密令董卓进京，要他帮助稳定政局。八月，董卓带兵进京。董卓既是野心家，又是阴谋家。他一到京城，就变了脸，废掉了少帝，毒死了何太后，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
董卓立了献帝，又自立为相国，同时纵兵抢劫，奸淫妇女，横行无忌，引起朝野一片惊慌。身在长安的盖勋，得知董卓在洛阳无恶不作，残害百姓，非常愤怒。就在董卓得意忘形的时候，盖勋给董卓写了一封信，痛斥董卓在洛阳的所作所为，骂董卓是个“小丑”，揭露了董卓篡汉的野心。这封信，如晴天霹雳，震惊了朝野，也打击了董卓的嚣张气焰。
董卓独霸朝政，不可一世。满朝文武大臣，面对董卓，无不胆战心惊。只有盖勋，见了董卓，面无惧色，坦荡自然。在朝堂上，一些人见了董卓，要行跪拜之礼。盖勋见了董卓，只作长揖，不跪拜，百官见盖勋如此对待董卓，吓得心惊肉跳，为盖勋捏一把冷汗，可盖勋还像没事人似的，面不改色地站在那里。
董卓野心膨胀，恣意玩弄权术，滥杀无辜，引起朝野的强烈愤慨。终于，各地纷纷起兵，开始讨伐董卓。董卓见势不妙，下令迁都长安。为了防止官吏和百姓再回洛阳，董卓将洛阳城及附近200里内的宫殿、宗庙、府库等建筑物全部焚毁。昔日繁华的洛阳城，变成了一片废墟。
盖勋目睹董卓暴行，义愤填膺，很想杀掉董卓，可又无能为力。盖勋急火攻心，背部毒疮发作，最后不治而亡，终年51岁。
盖勋憎恨董卓，临死时留下遗言：“勿受卓赙赠。”是说不能接受董卓赏赐的财物，办理自己的丧事。
盖勋是东汉王朝的忠臣。对一个忠于腐朽王朝的官吏，似乎不值得肯定。但是，盖勋清正廉洁，疾恶如仇，不畏权贵，在他身上，较好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罄心为国慈母心：隋代黜陟大使辛公义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涌现的清官廉吏不少，被百姓奉为“慈母”的人却不多。辛公义是其中之一。
辛公义，大约生于公元550年，卒于公元612年，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县西南）人。辛公义出生于官宦人家，爷爷辛徽曾任北魏徐州刺史，父亲辛季庆曾任北魏青州（今山东淄博市东北）刺史。辛公义幼年丧父，家道衰落，靠母亲抚养成人。北周天和（公元566—公元572年）年间，武帝宇文邕为了笼络人才，扩大势力，搜罗原来的官宦子弟入太学学习。辛公义的祖父、父亲曾是朝廷命官，辛公义自然是宇文邕笼络的对象，顺利进入太学。在太学读书期间，辛公义生活清苦，学习勤奋，言谈举止循规蹈矩，受到宇文邕的赏识。为了把辛公义培养成国家栋梁，宇文邕将辛公义召入露门学，派专人给他讲授道义，并让他在每月的御前会议上与大儒们进行辩论。辛公义的聪明才智和渊博学识，常令大儒们叹赏，也让同辈们羡慕。
北周建德（公元572—公元578年）初年，宇文邕任命辛公义为宣纳中士，后又升任掌治上士、扫寇将军。时任北周宰相的杨坚，对辛公义也很赏识。不久，辛公义出任内中上士，参掌朝廷机要。公元581年，北周静帝下诏，宣布将帝位禅让给德高望重的杨坚。杨坚即位，即隋文帝。他定国号为大隋，改元开皇，并大赦天下。在杨坚执掌皇权的过程中，辛公义做了大量的工作，深深地打动了杨坚。
隋朝开皇元年，杨坚任命辛公义为主客侍郎，兼理内史舍人事，赐爵安阳县男，食邑二百户。辛公义成了杨坚的得力大臣。当时，天下尚未统一，北方是隋朝的天下，江南还有一个陈朝。隋朝初建，杨坚尚无力统一全国，只好与陈朝保持友好关系。每逢江南陈朝的使者到来，杨坚都让辛公义代他出面接待。可见，辛公义在朝中地位十分重要。后来，辛公义又转为驾部侍郎，被隋文帝派往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安抚边境。当时，江陵一带处于隋朝与江南陈朝的交界处，战乱不断，百姓疾苦。辛公义来到江陵，慰问官吏，安抚百姓，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黎民百姓，都夸奖他。
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隋文帝开始为消灭陈朝、统一全国做准备。到这时，杨坚才发现军马严重不足，难以发起对陈决战。杨坚考虑再三，决定派辛公义去各地检查军马。
辛公义肩受皇命，深入军队，调查军马的使用情况，这才发现各地军马管理混乱，不少人乘战乱大发横财，有的人藏匿军马不报，有的人据军马为私有，有的人盗卖军马换钱，甚至有人将军马偷运敌国。负责管理军马的官吏，贪污受贿，大发不义之财。一些官吏，得知辛公义前来查检军马，向辛公义行贿，企图蒙混过关，均被辛公义严词拒绝，痛加斥责。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辛公义查出军马10多万匹。杨坚得到报告，兴奋不已，对辛公义大加赞赏，说：“唯我公义，奉国罄心！”
隋开皇八年（公元588年）十二月，隋文帝杨坚发起灭陈之战，亲率水陆大军50余万渡江作战，至次年二月，灭掉了南陈王朝，结束了东晋十六国以来270余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在隋军灭陈的战役中，辛公义立有战功。灭陈战役之后，辛公义被隋文帝任命为岷州（今甘肃岷县）刺史。
岷州山大沟深，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是典型的穷乡僻壤。由于连年战乱，岷州一带更为萧条。辛公义赴任时，一路走去，看到百姓流离失所，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心中阵阵发酸。
到了岷州，辛公义发现这里还有一种可怕的恶俗。这种恶俗，可以概括为“一人生病，全家躲避”。一个人生了病，不管是父母、夫妻还是儿女，都被推出门去，无人理睬。其理由是害怕疾病传染。辛公义清楚，很多病是不传染的。大家躲避传染病，情有可原，但是，把所有的病人，不分青红皂白都推出门去，无人照料，不予治疗，让其自生自灭，就不合情理了。辛公义决心改变这种恶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