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兵南侵，战局瞬息万变。主管淮西防务的宋军将领王权及其部属，竟不战而逃，给刘锜的军事部署带来了沉重打击。宋高宗看到这一局面，惊恐不已，连发金牌，要刘锜退守江南。刘锜迫不得已，率部从淮阴退到扬州，最后退守长江边的瓜洲镇，与金兵交战。瓜洲镇作为重要渡口，是金兵争夺的重点。宋军天天作战，军心开始涣散。为了稳定军心，刘锜把妻子和孩子接到瓜洲镇，以显示与军队共存亡的决心。
完颜亮攻克扬州后，挥师南下，攻打瓜洲镇。刘锜命镇江府左军统领员琦率部反击。员琦设伏于皂角林，自己率部与金兵激战，企图诱敌进入埋伏圈。他几次身陷重围，最后丢弃战马，边打边退，才把金兵诱入埋伏圈。这时，宋军伏兵四起，强弓硬弩一齐发射，金兵成片倒下。刘锜又派出两军，支援员琦。双方短兵相接，恶战大半天，金兵死伤3000多人，最后溃逃。
皂角林之战，是金兵这次南侵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失败，被南宋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由此可见此次胜利的重大意义。战后，朝廷赐黄金500两、白银7万两，以犒劳将士。但是，由于淮西战线主将王权临阵脱逃，两淮防线已经瓦解，宋高宗诏令刘锜退回江南，专守长江防线，仅留下刘锜侄子刘汜率部属1500人坚守瓜洲渡口。身患重病的刘锜，已经无力指挥作战，被部下抬到镇江。代表朝廷督战的叶义，只好让李横代替刘锜指挥作战。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十一月，败走后的金兵卷土重来，再次大举进攻瓜洲渡，李横、刘汜战败，金兵占领瓜洲渡口。好在虞允文率领军民发起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战役，大获全胜，顿时减轻了南宋朝廷的压力。这时，金朝发生政变，完颜雍在东京（今辽宁辽阳市）称帝。完颜亮得知朝廷政变，败走扬州，被部下所杀。金兵南侵再次失败，随后南下金兵全部北撤。
金兵北撤后，刘锜奉诏还朝，寄宿于试院。他本来重病在身，手下大将李横和侄子刘汜又打了败仗，心情非常不好。回到京城后，刘锜备受冷落，病情加重。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闰二月，刘锜病情严重恶化，一日呕血数升，不久去世，享年64岁。刘锜死后，朝廷“赠开府仪同三司，赐其家银三百两，帛三百匹。后谥武穆”。
冒死请诛李鸿章：陇上铁汉安维俊
清朝末年，朝廷风雨飘摇，国家内忧外患。在国难当头之际，陇上走出了一位铁骨铮铮的爱国英雄，作为朝廷御史，他面对慈禧、李鸿章一伙权贵的卖国行径，拍案而起，直言抗争，名震海内外，被人们誉为“陇上铁汉”“中国的脊梁”。他就是清代著名的谏官安维峻。
安维峻，字晓峰，号盘阿道人，甘肃秦安县人，生于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卒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父亲安永吉，三次乡试三次失利，从此告别考场。安维峻的童年时期，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父亲入仕受阻，以务农为生，生活窘迫，无力供安维峻进私塾读书，他只好在家学习。
安维峻从小聪慧过人，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学业日日长进。舅舅见安维峻聪明好学，就把他接到自己家读书。在舅舅家，安维峻天天手不释卷，闭门攻读。初应试，安维峻就考了第一名，深得知县程履丰的厚爱，被留在县署研习经史。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安维峻举癸酉科拔贡，进京后在刑部当了一个小小的七品官。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安维峻返回家乡，经程履丰介绍，进入当时甘肃的最高学府南山书院学习，因学习成绩出众，受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接见和褒扬。这年八月，安维峻参加乡试，左宗棠以陕甘总督身份临场监考，当时应试学子3000余人，安维峻考取举人第一名，是为解元。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安维峻考取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3年后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他品性耿直，不阿权贵，不结朋党，因此仕途不畅，在翰林院苦熬10年，才得以提拔，于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出任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为六品京官。
安维峻任监察御史只有短短的14个月。在此期间，他面对国家民族危亡，置个人安危不顾，接连弹劾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权奸，与投降派和卖国贼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抒发忧国忧民的满腔热情，以致遭到了“贬戍军台”的迫害，成为人人敬仰的爱国英雄。
强烈要求朝廷讨伐日本侵略者，是安维峻出任御史期间做的第一件大事。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19岁的光绪皇帝开始“亲政”，宫廷内部的权力之争走向白热化，逐渐形成了以光绪为首的帝党集团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集团。这一时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逐渐走向强大，开始向外扩张，对中国虎视眈眈，不断挑衅。面对日本即将发动的侵华战争，帝党主战，主张加强战备，迎击侵略者；后党主和，竭力避战求和，双方爱国还是卖国，立场非常鲜明。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对中国步步紧逼，中日战争爆发在即。安维峻在《谏垣存稿·自序》中写道，每当军情吃紧时，他写奏折常痛哭不已，昼夜不寐。六月十七日，安维峻上奏《请明诏讨倭片》，要求皇帝明令天下，讨伐日本侵略者。在这份奏折中，安维峻针对日本驻兵朝鲜，矛头直指中国，阴谋吞并中国东北三省的战略意图，尖锐地指出，朝廷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挫败日本阴谋，英俄诸国都将轻视中国。这是国家的肘腋之患，切不可等闲视之。他强烈要求朝廷，“天下明诏，声罪致讨，择久经战阵之宿将，令其挑选精锐，直捣朝鲜都城，剪灭日本之兵而后已”。
在这份奏折中，安维峻出人意料地直接抨击了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等人。他说，李鸿章年老体衰，位极人臣，一心只想着他那点荣华富贵，无暇顾及朝廷长治久安，对严峻的时局提不出对策，要这种没用的总理大臣干什么？他认为李鸿章办洋务，每年耗费巨大，所训练兵勇是否能用，还是一个问题。当时的李鸿章是慈禧身边的红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安维峻为了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安危，不顾生命危险，痛责李鸿章，人们无不为他拍手叫好，同时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六月，日军进攻丰岛附近的中国北洋舰队和驻牙山的清军，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争爆发，举世震惊。安维峻接连上奏，为朝廷献计献策。从八月初到年底，他上奏折30余道，从清军抗击日军的战术设想、进军路线、陆海军配合到后勤保障，都提出了详细的建议。他要求清军坚决打败日本侵略者。
在甲午战争中，慈禧同意清军反击，实际上是被动应战。早日结束战争，是慈禧的真实心愿。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是她的60岁生日，她担心战争延续下去，会搅乱“万寿庆典”，所以清军在平壤溃退和黄海之战后，后党们又跳出来，重弹老调，积极鼓动求降议和活动。后来，日军相继侵占了旅顺、大连，又向辽东进犯，奉天（今辽宁沈阳市）危急。奉天是满族贵族所谓的龙兴之地，又安葬着清太祖、清太宗两朝皇帝。所有的皇室成员，都担心日本人挖了他们的祖坟。以慈禧为首的后党集团，更是如此，所以求降之心非常迫切。他们争来争去，最后还是决心用丧权辱国的办法，结束这场战争。
安维峻又一次拍案而起，于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力阻和议疏》，坚决反对议和，主张抗战到底。《力阻和议疏》是安维峻所有奏折中最长的一篇，全文近5000字。在奏折中，他旁征博引，论证了议和的危险，义正词严地指出，各国列强常对我虎视眈眈，时时想着鲸吞中国，由于他们彼此利害冲突，互相牵制，所以谁也不敢先下手。今天，如果朝廷向日本求和，结果必然是“一倭得志，众倭效尤，今岁然，来岁又复然”，日复一日，永无尽头。再说，就算朝廷要罢兵议和，我兵可罢，敌兵不可能罢。他认为那些鼓噪议和的人，是患得患失，苟且偷安，视大局如儿戏。朝廷一败即和，是我求和于敌人，不是敌人求和于我。如果朝廷把割地赔款当做妙计，当做救急药，中国就永无自强之日了。因此，他认为议和万万不可行。
慈禧和李鸿章等人的一系列乞降活动，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反对乞降议和的声音响遍神州。但是，慈禧和李鸿章等人的乞降活动，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安维峻听着议和之人的声音、看着议和之人的嘴脸，“闻之感愤填膺，痛不可忍”。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十二月初二，他抱着“意以命拼一疏，倘可上回天叫，虽死无恨”的想法，连夜起草奏折，二更时分，进入正阳门，呈上了他的最后一疏，即惊天动地的《请诛李鸿章疏》。
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李鸿章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与清政府的朝政，主管清政府的外交，兴办北洋海陆军。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是清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排除异己，扩大权势，靠着慈禧的支持，对于主战派的言论和光绪帝的谕旨，置若罔闻，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战派攻击的主要对象。在安维峻的眼里，李鸿章是个十恶不赦的卖国贼。
在《请诛李鸿章疏》中，安维峻列举李鸿章的罪状多达20条。他斥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寇来犯时，不敢反击，实际上是担心失去自己寄囤在日本的私财。李鸿章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对敢于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至于那些贪生怕死的淮军将领，迎合李鸿章的旨意，未见日军先逃，偶遇日军立刻溃散。李鸿章“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只有杀了李鸿章，才可以振奋人心。
安维峻写到这里，笔锋一转，直指慈禧和太监李莲英。他严厉地指出，所谓议和，都是慈禧太后的主意。慈禧太后包庇卖国奸臣李鸿章，纵容太监李莲英干预朝政，专权误国。这种做法，“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最后，他恳求皇帝“赫然震怒”，杀掉卖国贼李鸿章。为此，他还立下军令状：如果杀了卖国贼李鸿章，“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
《请诛李鸿章疏》一出，如晴空霹雳，震惊朝野，震惊海内外，“疏出，读者皆为缩颈”。坊间对安维峻的大无畏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盛赞安维峻将生死置之度外，上《请诛李鸿章疏》是“抬着棺材上金殿”。
慈禧得知安维峻的奏折，不由勃然大怒，当即下谕，将安维峻交刑部严加惩处。光绪皇帝害怕慈禧借此大开杀戒，杀害主战的爱国志士，想暗中保护安维峻。他急忙颁发了一道圣旨，说御史安维峻所奏，是“托诸传闻”“妄言无忌，恐开离间之端”。因此，“安维峻着即革职，发往军台赎罪，以示儆戒”。从表面看，光绪皇帝是惩处了安维峻，实际上是救了安维峻。可是，慈禧不答应，认为对安维峻处理太轻。她坚持严办安维峻。关键时刻，光绪皇帝的伯父、恭亲王奕？跪奏，本朝从未杀过一个谏臣，一再恳请太后原谅。在场的其他大臣，也奏请慈禧宽恕安维峻，慈禧这才免了安维峻的死罪，将他革职，发往张家口军台，效力赎罪。
安维峻舍己为国，冒死直谏而受朝廷迫害，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据《清史稿·安维峻传》记载：“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赠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抵戍所，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他离京时，京城好友纷纷为他饯行，挥泪相送。士大夫们还为他作画、赋诗，奉赠送行。当朝国舅、吏部侍郎志锐，特意刻制“陇上铁汉”印章一枚，赠予安维峻。从此，安维峻“陇上铁汉”的美名，传遍了全中国。鲁迅则称他为“中国的脊梁”。安维峻离京那天，京城名侠王五（别号大刀王五）主动为安维峻当保镖，会同甘肃赴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侯乙青、李叔坚，把安维峻护送到了张家口。
安维峻在张家口5年，爱国之心依旧。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李鸿章签订卖国的《中俄条约》，流放中的安维峻痛苦不已，写诗抒怀：
国贼讨未成，遗恨长终古。
他生犹谏官，衮阙吾其补。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安维峻获释返回甘肃故里，先在陇西南安书院讲学，后回家乡办学修道。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在兰州主持总纂《甘肃新通志》，计105卷、80册、300余万言。《甘肃新通志》完成后，先任内阁侍读，后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九月辞职返回故里，潜心整理刊印自己的著作。安维峻著有《四书讲义》4卷、《谏垣存稿》4卷、《望云山房诗集》3卷、《望云山房文集》3卷等。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安维峻逝世于家乡柏堂山庄，享年7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