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桂芝住进医院。
人生结束，精神还在延续，人身要结束，就像花儿要凋谢一样，自然规律。年事九旬的赵桂芝住进医院，不许金国泰夫妇把她住院的事告诉外面的儿女，怕他们分心。金国泰夫妇同样不把她的病情告诉她，怕她知道病情后没了医治的信心。夫妻二人只是一味的责怪自己，没照看好母亲。
母亲生病的事不告诉在外的儿女，实在没有理由。再说她这次得的是大病，说不定那天就没有了。既然母亲停留在这个世界的时间不多了，儿女有权知道母亲生病的真相，有义务为母亲的病痛分担一份责任，担当一份痛苦，敬份孝道。但是，赵桂芝再三叮嘱金国泰夫妇，不允许把她生病的事告诉任何人。她说：
“国泰，英子，不能因为我住进医院，其他人就跟着担心受怕，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生病，其他人就跟着感冒，我的病我做主，莫要惊扰其他人-----。”
赵桂芝这次得病很严重，不但不能捂，还不能拖，必须趁早告诉外面的孩子们。他们见多识广，或许还有办法医治老人的病。早治早好，少受一点痛苦；如果不及时医治，恐怕就-----。
赵桂芝的话金国泰夫妇一向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而这一次情况特殊，病情危急，金国泰夫妇不能再听她的话了，以后得让她听他们的话了，要不然她的命就没有了，就永远听不见她的声音，见不到她的笑容，从此阴阳二世，永不相见。
金国泰拿起电话的手抖得厉害，把母亲生病的事首先告诉大哥金建国，然后一个一个打给弟弟妹妹。在电话那一端哽咽，沉默，抽泣，语无伦次。金家儿女意识到母亲给他们孝顺的时间少之又少了。他们还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人都会离开这个苦恼而美丽的世界，母亲也不例外。
但是，一个受尽人间折磨，劳苦一生的母亲在儿女们长大成人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突然要离他们而去，现实必须接受，但内心深处那份情感一定不会答应啊，更不能默认，哪怕倾其家资，也得给母亲治病啊。
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回医院。有儿子的，有女儿的，有儿媳的，有女婿的，有孙子的，有亲朋好友的，都是问长问短，宽慰祈福，络绎不绝。赵桂芝像一个接报员，病房像一个发报站。她坐在床头和孩子们慢慢说道。反应敏捷，声音清晰，语调顺畅，问答自如，比不在医院的老太婆说话还要清楚利索。生怕一个不慎的喘息，一个不经意的抱怨让孩子们着急上火。她不愿意看到孩子们为她担惊受怕。她一生最骄傲的事就是有了这一大屋娃娃，就是这一大屋娃娃让她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曾经不管吃多少苦，受多少累，吞下多少委屈，她都不在孩子们面前叫苦叹气，现在油尽灯枯，就该默默而去，为什么惊扰孩子们呢？
老人打起精神，装得跟健康人一样，津津有味的和孩子们通话：
“我给你们说呀，一个要死不活的老太婆没有北上广的房子值钱！管她干嘛？你们要好好挣钱，将来子子孙孙也要好好挣钱。谁也不要因为我放下手里的工作，我的骄傲就是你们的勤劳，你们有了出席我就闭上眼睛了。你们要是因为我回来看我，我没法原谅自己，闭不上眼睛。”
这就是赤北空山第一专业户赵桂芝，这就是抗日战士的家属赵桂芝。她在孩子们面前不叫一声苦，直至闭上眼睛。
老太婆一举一动引起医生和病友们的注意。有喊她娘的，有叫她奶奶的，有叫她外婆的，每天电话不断，晚上更多，老人满脸的笑容和柔和的话语，是寂寞病房里的一首音乐，涂抹病口的良药，是医生与病人健康与幸福的交谈：“能医治我们就医治，不能医治我们就莫要勉强。”
说实话，孩子们的电话比医橱里的药好使，让老人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病人，亲朋好友的问候比针筒里的麻醉剂管用，让赵桂芝忘记了病痛的折磨，孙儿孙女那些电话就像婴儿的嘴唇亲吻在伤口处，暖暖的幸福。就连那苍白孤单的墙壁，因为老人的笑容，从点到线，从面到整体，仿佛有了绚丽夺目的色彩。赵桂芝用一生的劳苦换来的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在病痛的长河里有人陪她说话，有人帮她赶走那可怕的阴影，这是世上最好的良药。良药就是陪伴，就是忘记，就是亲情。在电话里，赵桂芝对孩子们总是这样抱怨道：
“我没有什么病，不来医院不来医院，金国泰和张英硬把我弄进医院住，住在医院里干啥子嘛？又莫得病，真烦人！明天我要回去。一个莫得病的人住进医院反要被那些冰冷的针筒和纸白的衣服吓出病不可。一天到晚不是验血就是拍片，把骨头折腾得都散了架，病还没来得及治。金国泰不是排队挂号，就是排队买药，把腿都站肿了，排起长长的队伍干啥子呢？难道要出征打仗吗？我心痛我的张英，她一会儿去拿这个化验单，一会儿去拿那个报告，双腿都跑折了。看个医生，他们夫妻二人半夜三更就要起来轮流排队，比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要痛苦。他们为了一个所谓的病人，忙得嘴里都冒白泡泡了，我还有心思治病吗？
我心痛他们啊！
你们知道吗，金国泰和张英用钱和辛苦换回来的不是我的健康，而是单单票票。那些单单票票可以把两极连起来跑火车，白衣大褂那神神秘秘的眼神，仿佛火车头上的探照灯，把他们夫妇二人身上照得惨白，怪吓人的。你们说，一身耕田喂猪的衣服里掏得出汗臭味，掏得出药钱吗？
有钱我也不要他们掏不出来。明天，我无能如何要离开这烧人钱财恐吓人性命的文明单位。”
老人说话的声音清晰明亮，像给孩子们敲警钟一般，又像给他们吃定心丸一样。滔滔不绝的说道：
“谁也不许回来看我。这么远的路来回劳苦受累不说，还折腾钱，一个老太婆没有那么金贵。谁要是回来了，我就没好话送他。人老了，吃的是五谷杂粮，咋就不生个病痛呢？头痛脑热很正常嘛，一点点伤风感冒就要打针拍片，还要吊盐水，真是大惊小怪嘛！还把那些白衣小姑娘忙得头晕目眩，手脚都不听使唤，我看着心痛啊。”
她还说：
“国安，我记得当年白求恩大夫给战士做手术也没有他们那么手忙脚乱。你说说看：当年白求恩大夫在烈日下给战士们做开颅手术取弹壳都不流汗水，现在他们在恒温恒湿的病房里咋还流汗水呢？是身体虚弱流虚汗呢，还是救死扶伤本来就要汗流浃背？我不是来治病的，倒像是来受罪的，你要是回来和我一起受煎熬，我就用拐棍敲你的脚背。”
说完“啪”的挂了电话。赵桂芝和儿女通话总是这样结束，不开心就把电话挂了。
挂了电话，老人的嘴唇总是不停的抽搐，好像委屈爬在那里颤抖。通电话的时候，她总是盯着金国泰夫妇，仿佛在说：“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弄进医院里住起呢？还把我生病的事满世界张告，弄得所有的人提心吊胆，害得我假装好人。明天我们回赤北空山吴家湾住。我少受罪，你们也少操心。你们爱我就别为难我好不好？”
其实，老人的心跟孩子心一样脆弱，一样黏糊。她盼呀，想呀，望眼欲穿，多么希望他们围在她身，让她看个够，让她抓住手，让她抚摸头发，面对面讲话，那该多好啊。可是，一旦想到自己即将沉没，年轻人的生活要继续往前，她就坚强起来了。安安鼓励自己：“不能因为自己坠入黑暗，就让孩子们跟着失去光明！”
这就是窃听器监视的母亲——赵桂芝。她曾经说道：“孩子是我一生的骄傲。我不得给他们添麻烦，不要他们为我操心，再活也不要糊涂。”
天下每一个母亲都一样，在他们还没倒下的时候，不愿意给儿女添麻烦，当他们倒下去了，谁个儿女不想把他们扶起来呢？关键是他们倒下去了，谁个儿女还扶得起他们呢？即使扶起他们的身躯，他们活在这个世界的信心已经死了！尽管金家儿女知道：不但要扶住母亲的身体，而且要扶起自己的良心，还要扶不起无边无际的养育之恩。可是，在这个失去诚信的社会，在马路上他们敢扶起谁呢？
老人的病发作时，四肢无力，两眼发眩，眼前一会儿红，一会儿黑，花花绿绿，天晕地转，大小便失禁，但并无痛苦，只要控制住病情，行走，说笑，思考，吃东西，均无妨碍。病情时常在凌晨发作，肚皮滚烫，脑海里全是往事，这个时候汗如雨淋，一番一复都是爱，一翻一覆都是痛苦，病者生不如死，陪者无不下泪。这是什么病？
儿女们从四面八方赶回来，把病床围得严实。那么多人好像围观医患混战的场景。但是，金家儿女在医院里走动轻盈，来去悄然无声。老人的病就像长在他们的嘴上，大家想高声说话却说不出来，多半用心在交流，一般人听不见，只得打开窃听器，记录得清清楚楚：
“唉，我们平时不照顾母亲，生病才回来看望她，摆出一副火急火燎的样子，是什么意思呢？如何如何的心痛，如何如何无微不至照顾，装腔作势做给谁看的呢？一群儿女在母亲生病的时候，敲锣打鼓告诉周围的人，我们从远方赶回来照顾老人了，我们多么孝顺，我们多么尽心尽力，医院必须为她一个人服务，要不然我们就要高声“歌唱”，这样达到做儿女的责任了吗？
如果在医院里高声阔论，上跳下窜，捶胸顿足，呵斥医务人员，对病危者有所帮助的话，我们金家上下五十多口人，大家一齐大吼一声，坚硬的水泥墙都会颤抖啊。老人的病能奇般的好了吗？老人的病既然需要药物配和现代医术配合才能医治好，那么金家子弟大吼大叫是凸显忠诚呢还是对老人无礼？”
金家儿在医院安安静静陪伴老人，足以证明他们对母亲的尊敬。他们一直责怪病痛找错了人，长错了地方，为什么不生长在他们身上？却让一个吃尽苦难的老人再一次受到如此大的痛苦，金家兄弟姐妹十人，陷入无限的悲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