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若是有形体的话，那就是我们的衣橱。
那些幽暗的失去光泽的衣物，仿佛胆怯的兽，匍匐着，相互挤靠在黑暗里，散发出奇怪的陈年气息。它们似乎蛰伏了很久，刚刚醒来，昏昏沉沉，又似乎各怀心事，含着对往昔的回忆，打发余下的时光。空气迟钝而散漫，好像每一格都标明了过去的年份，每一件都储蕴了不同年代的时光片段。现在，一切还在禁闭着，从外部看不出任何喧哗和骚动，而一旦衣橱打开，扑鼻而来的将完全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张爱玲《更衣记》）。
我早已熟悉了这样的气味，却又在渐渐遗忘它们。一颗颗白色扁圆的樟脑丸，用卫生纸包裹好，被母亲塞进衣橱的各个角落，从大到小，从小到无，直至成为无所不在的气息，成为衣物的组成部分，最后与我们干净的身体相遇，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常常的，我会在这清凉的气味面前手足无措，面对层层叠叠的衣物，陷入迷茫。因为即使再多，也很难从中发现几件像样的衣服适合我的身体。我几乎将整个身体都埋进衣橱里，踮着脚，在一列一列母亲码放整齐的衣物里，寻找合适的短裤、长裤、T恤或是外套。结果不言而喻，整齐变为混乱，希望变为失望，甚至绝望。那一刻，我真的想把自己关进衣橱里，像那些从有到无的樟脑丸一样，神秘失踪。
正如每一天都有人从世界上失踪一样，许多衣服也好像从衣樹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母亲是每天都要和衣橱照面的人，也是经常发现衣服丢失的人，她比我们更关心那些不断失踪的衣服。“我那件的确良的花格子褂子哪去了？”“可看到我那条涤纶的浅绿色裙子了？”她问父亲，问我们，她的衣服去了哪里。可是，衣服又能去哪里呢？除了我们身上穿着的衣服，除了后院竹竿上晾着的衣服，除了那只黑皮箱里装的几件逢年过节才穿的衣服，其他的都聚集在这个全家唯一的衣橱里。没有人知道它们的下落。所以后来，母亲不再惊叫，也不再疑问，只当是它们乘着风踩着树叶飞走了。
母亲知道我不会比一片树叶飞得远，更不会失踪，像往常一样，她把刚买的一件新衣服给哥哥穿上，转过身，便发觉我又不见了。她不会来找我，她清楚我现在正在为没有新衣服而躲在屋后暗自生气。我生气的理由很简单却非常强烈，那就是为什么哥哥有新衣服而我没有，为什么总让我穿哥哥穿过的旧衣服，这两个严重的问题让我不由得怨恨穿着新衣服的哥哥，甚至让我怀疑起自己的身世起源。怨恨、猜疑以及泪水似乎并不能维持多久，即使再敏感的心也禁不住饿肚子的煎熬，鸡鸭们都回到圈里，我不得不低着头顺着墙根若无其事地迈进家门，端起自己的饭碗，老老实实地吃饭，还是忍不住瞟了一眼哥哥的新衣服，一颗心一下子就滑到衣橱的最底层。
衣橱是父母结婚时置办的，漆了红色，是那种乡下最常见的猩红，等我记事的时候，已蜕变成暗红（像是血液风干之后的色彩），而且好些地方都剥落了，露出木头的粗糙质地，像那时我经常露出脚趾的袜子一样，显得格外醒目。它一直静默在父母的房间里（老屋拆倒后移至新房二楼左边我的房间，和我一样高），紧贴着墙壁（立场坚定犹如烈士），正对着父母的床（像一个不动声色、虚怀若谷的看护人）。站在房门口，我只能看见蚊帐后它隐约的轮廓。衣橱的门一定是关闭着的，只露出丝微的缝隙，门上安有铁锁扣，却从未见锁过，一个家徒四壁的穷苦人家，除了人，又能锁住什么珍贵的东西呢？和家中其他的几件家具或电器一样，它被过去的我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比如从酒瓶上揭下的一个“洋河大曲”的商标，从寒假作业本上剪下的几个人物图片，以及动物图画、卡通漫画等，它们点缀在衣橱的门上、抽屉两旁、侧面甚至内部，只是为了满足我青春期之前那十分混乱的审美趣味。现在，这些五颜六色的标签都已残缺或模糊，但健在的依然牢牢地粘在衣橱上。想象当年的我可能只是随手贴了上去，却不想一随手便成了永久。许多看似永久的事，或许只是当时的随意罢了，不过这样也好，至少它们为现在提供了更多可以感触的对应物，帮助我们穿越时光的迷雾，认领支离破碎的过去。
“打开这扇门！”——这个看似轻易的念想，在今天为何如此沉重，为何感觉比小时候更加忐忑？因为我知道：这几十年的快乐和忧愁就藏在这扇门后，已挤得满满当当的，仿佛随时都可能奔涌而出。
衣橱中部是两个独立的抽屉，将衣橱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左边的抽屉是用来放袜子的，每一双都被绕成拳头似的一团，大概有几十双，不是黑色，就是灰色，绝少有亮色的。袜子最易破，而脚趾头和脚后跟又是袜子最易暴露的地方，于是这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母亲经常缝缝补补的地方。时间通常是在晚饭后，地点一般是在父母的房间里，母亲叠好衣服，就拿出针线箩，戴上顶针箍（她唯一的“戒指”），穿针引线，钉扣子，补袜子，把生活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漏洞都尽可能地缝补上，就像下雨时拿着长竹竿的父亲，对着到处漏雨的屋顶戳戳点点，把那些破损的瓦片用完整的加以遮掩，使仰面的我们不会看见残缺，更不会被雨淋湿。
右边的抽屉里是各式各样的手套，塑料的，毛线的，假皮革的，露指的，不露指的，保护我们的手指不受冬天的伤害。可那时候我的手最惧怕冬天，即使戴着毛线手套，照样冻得皮开肉绽，惨不忍睹。握不成拳头的双手，好像畸形的熊掌，缩在手套里，不敢露面；而到了晚上睡觉更加难熬，被子里，被子外，不是热得发痒，痒得钻心，就是冷得哆嗦，只好对着双手吹气，里里外外折腾一夜。而父母却很少戴手套，三九天下冷水洗衣洗菜都光着手，戴着干活不方便，他们说。自从母亲卖鱼以后，每天清早都要赤手伸到剌骨的水里捞鱼。鱼是狡猾的，游来游去，有的用骨刺扎伤母亲的手，有的拼命拍打起水花溅到母亲的眼里，母亲干脆闭着眼凭手感摸起一条条好鱼来。为什么不戴手套呢，看着母亲已经冻裂的手指关节和肿得像馒头的手背，我问。戴着手套就不好捞鱼了啊，都老皮老肉的，没关系的，母亲笑着甩甩手，像是随意地甩去满手的疼痛。如今，那些我曾戴过的手套，散了线的，或被炭火烧焦了的，都还在衣橱的抽屉里，只是上大学之后再没戴过；冬天洗菜洗衣的时候，母亲不得不从衣橱里拿出手套，很费劲地戴上去，然后，咬着牙更费劲地摘下来。那里面是否牵连着血丝、皮甚至肉呢，我不敢看。
上衣橱是日进日出最频繁的地方。我们四季的外套、内衣都叠放在这里，分门别类，一目了然。上衣橱分两层，上层是父母的，下层是我和哥哥的，中间依然是两个独立的抽屉，一左一右。左边的抽屉没有多少悬念，不过是几条母亲不常戴的丝巾，几条父亲不常打的拉链式领带（别人给的），一把医用的手术剪刀，等等。最让那个踮着脚的男孩心存幻想的是右边的那个，因为他从没有将抽屉完全打开过，每次只拖出一点点，露出一个老式的笔记本，日常开支的钱就在这本子里夹着。母亲不止一次地说过，不要乱翻，不要乱翻，所以往往我拿了零钱，便飞快跑出去，买回酱油、盐或散酒来。当然也有几次忍受不了饥饿，偷偷多拿了几分几毛来，换了大饼或糖果，满足之后又生怕母亲发觉这样的不光彩的行为，母亲对钱是极有数的，虽然她并没有揭发和批评我，但我猜想她是知道的，只是不说罢了。这个抽屉越发像一个未解的谜，时不时就诱惑我向它靠近。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我知道那里面有母亲纳鞋的鞋样，有全家人的户口本和仅有的一个存折，有父亲的几本证书和一个他从未用过的“爱华”牌助听器，还有其他我不知道的一些东西。现在，我心绪坦然地将整个抽屉完全抽出，放在床上，小心地翻检：一根做鞋用的锥子，五分、二分、一分的硬币若干，两枚白色纽扣，一个做工粗糙的领带夹，一张大姑、父亲和奶奶的黑白合影照（估计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父亲很帅，大姑脸色圆润，奶奶一头黑发），一张北京公交车的乘车证（照片上显示的是十年前的母亲，那时她为了我们的学费，和别人一起在北京的各大高校或偏僻的街头贩卖海淀区的高考模拟试卷或假黄色录像带，每次来回要倒四五趟公交车，却从未迷路），两张户口迁移证（一张是小爷爷的，时间是1980年7月28日，我正在来这个世界的路上；一张是我哥的），一本小学毕业证书（照片上那个眼神羞涩的男孩是十五年前的我吧）。最有价值的发现是散落在抽屉底层的粮票和油票，近三十张，小而细长，大多是崭新的，且几乎都是一市两、二市两的1972年安徽省地方粮票，夹着1965年、196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全国通用粮票一市斤各一张，竟还有一张1981年山西省十市斤粮票。这些珍贵的还来不及用掉的票据，曾关乎一家八九口人的性命，而现在只是一堆无用的纸片，或是连收藏者也不怎么热心的藏品而已。我一张一张拣起它们，就像一页一页翻过那已成背影的不堪回首的蹉跎年代。
可能许多东西已经不在了，或是被母亲安全转移到别的地方，比如存折、现金、户口本等，又或许当初我未发现的就只有这些，不曾加减。看不见的并不一定多么重要，有时恰恰相反，就好比听力不好的父亲，从未戴过助听器，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我们的好父亲，他听不见的，我们帮他去听，而他听见的，可能我们永远无法听见。
相形之下，下衣橱的光线更加幽暗，也常常被我们忽略，只有当某件衣服找不见时，才想到打开它，并不抱希望地翻一翻。那些破旧得不能再穿的衣物，那些做衣服剩下的边角布料，那些丧事专用的白老布或是喜事回礼的印着“喜”字的红手绢，一股脑的全塞在这里。老布很多，用麻索捆绑成一卷，每一块都表明一个亲人或乡邻远离了我们，最新的那一块是今年年初外公离开时我们披麻戴孝用的；红手绢也很多，乡下朴素的婚礼我曾参加了不少，然而现在大都忘却了，每次在路上遇到我不认识的小孩，我都试图从他们的面孔猜测他们父母的模样，结果只是徒劳。生生死死的轮回，越来越像司空见惯的场景：离家不远的山上每年都会增加几座新坟，多几串鞭炮的声响；离家很近的罗岭幼儿园里每年都会增加近一个班的新生，他们一蹦一跳地走在我一直在走的那条坑坑洼洼的路上。
曾经的衣橱里有近一半的衣物原先都不属于我们，它们从我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亲戚家的衣橱辗转到这里。记得每年过年或暑假的时候，衣橱里的衣服就会多出不少来，鲜艳的，质地优良的，款式流行的，一看就知道来自或远或近的城市，有着不合泥土的时尚味道。每次城里的亲戚们都会很高兴地把他们不穿的或很少穿的衣服打包带回来，送给母亲，母亲每次总是微笑着伸手接过来，不停地说“谢谢，谢谢，这下好了，有得穿了！”可我总记得在25瓦的灯泡下母亲将这些衣服洗净、叠好、放进衣橱的时候，神色凝重，没有一丝笑意。许多年以后，我依然能指出它们原先的归属，不属于你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你的，虽然它们已浸染了我们各自的气息，甚至带着我们少年时代制造的破洞、脱线、墨水或茶渍的印迹，但那一张似乎永远幽暗的脸更清晰更持久地定格在衣橱前，在我的心底。印象中，有一件冬天穿的黑色皮夹克，小舅给的，母亲先穿了一年，然后哥哥穿了两年，轮到我接着穿时，袖口宽大无比，领口和胳膊肘已磨得发白，几近透明，黑色的一层皮轻轻一撕就脱掉一大块，原来也非真皮，如此我又坚持穿了两年，等这件衣服“光荣退役”的时候，真的可以用“千疮百孔”来形容。
千疮百孔的又何止一件衣服，整个生活都好像如此。老巴尔扎克说，生活如衣服，假如此论成立，生活就在衣橱里吧。衣橱里的生活是捉襟见肘的生活，是折折叠叠洗洗刷刷的生活，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补丁生活，是需要晾晒需要防虫需要收拾的日常生活。
那些试图奔涌而出的胆怯的兽，曾经都有着无比鲜亮的外表，每一天都依附着我们的身体，在阳光里招摇。或许是因为在衣橱里待得久了，它们是那么急切地想释放被压抑的黑暗心情。遇着雨，它们也不躲避，反而张开毛孔，尽情呼吸；遇着风，它们就迅速鼓胀起来，那些或笔直或曲折的褶皱，都变成纹路清晰的弧线，修饰着我们营养不良的身体。食物和衣服，在我们的世界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遗憾的是它们总是不能填充我们，温暧我们，我们常常穿着别人的衣服，眼巴巴望着别人手里的苹果，馋涎欲滴。晴朗的冬日无疑是它们最兴奋的节日，那些厚重的棉衣、开司米线衣、毛衣、毛领夹克、背褡、毛线裤，约好了集体跑出来，占据了整个院子，母亲用双手或一根竹棍拍打它们，给它们翻身，或抖动它们的身体，阳光下很快便飞盈着细微的尘屑、棉絮和樟脑丸轻渺的香味。我最喜欢这样的时刻，衣橱里几乎被清空，只有包樟脑丸的卫生纸蜷缩在角落里，像一只长期冬眠的虫，而我则像一只更大的虫，在院子里，在它们中间爬来爬去，扫去落下的树叶，仔细地看护着它们，等阳光谢了，它们快要发霉的身体都松软了，饱满了，再像赶鹅一样把它们再一个一个送回它们共同的寓所——衣橱。
最后，母亲心满意足地把衣橱的门全部关上，黑暗就又一次席卷了它们和我们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