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一千三百多前，宋之问说出我此刻的恐惧，只不过当时他是唐代有名的诗人、进士，而我只是一个不定期回家的乡下孩子。
首先遭遇的还是那条崎岖的小路，多少年了，依然是那样的曲折和坑洼，且感觉越来越窄，甚至容不下我两只并立的脚。表层的泥土和植被都被雨水给冲走了，只露出醒目的一道道深刻的印痕，像水井边沿被绳子勒出的凹槽一样，成为麻雀的饮水池或是蚂蚁的藏身之所。来来往往总有自行车一不小心陷进这些道道里，差点摔倒，只好推着车慢慢走过去，还忍不住回头望几眼或骂咧几句。现在，我就走在这可怜的路上，道路两旁是半人高的杂草，间或有几只放养的黑猪在草丛里觅食，当我抬起头，迎面遇上的便是这个叫“罗岭”的村子。
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特定的表征，历经千年，仍然不失其本色，比如池塘，池塘里将整个身子潜在水里的老水牛；比如田野，田野上已收割的稻子和已插下的秧苗；比如山坡，山坡上安家落户的农民和草木鸟兽，如此等等，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而那突然蹿上来向我吠叫着的土狗，不是表示欢迎，而是满怀敌意，似乎暗示我户口簿上外乡人的身份。那是龙道友家的狗，大了很多，我认得它，它却不认得我，或许它只是象征性地叫几声；而它的主人道友就站在门前，跟我打着招呼，回来啦？嗯，回来了！我笑着应了声，却没有任何多余的话。我心中压抑的许多话，好像一路走就一路被丢弃了。他家门前的枣树结满了枣，青的，红的，大的，小的，有很多已经熟透，在风中，摇摇欲坠。
其实在这里，我只认识极少的人，我的父母，亲戚，左右邻居，小学或初中的几个同学，就这些，远没有在城里结识的朋友多。在我手机储存的上百个电话中，只有几个与这里有关，除了他们，大概也没人认识我。
有时候我不得不说出父亲或母亲的名字，“哦，足和平（风英）家的小儿子啊！”对方说这话的时候总是很仔细地看着我，似乎在寻找我父母当年的痕迹，而我也因此在这里获得存在的身体认定和相应的辈分归属。
这当然很好，因为有的人在这儿生活了近一辈子，也没有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他们仿佛是这里的过客，或是多余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来处，也不知道自己的去处，只有浑浑噩噩的现在的生活。比如八爷，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光棍，看见他，我就想起了阿Q。八爷年轻的时候有的似乎只有力气，他把大把大把的气力都花费在为别人建房子、收割庄稼、迎亲发丧等诸多乡间事宜上，却从未为自己建一所像样的房子，种几分地，或是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他把劳动得来的辛苦钱，很快转换成几包好烟和麻将桌上的赌本，烟抽完了，钱也输得一干二净，再四处给人做活，抬预制板，挑砖石、稻谷，以及抬棺材。几十年的日子就这样哗哗地过去，如今他是村里不多的五保户之一，每个月领上两三百块钱，管一个人的生活，除了偶尔给人家帮帮忙，就是抱着用罐头瓶做的茶杯，站在棋牌室的角落里看别人打牌。他的眼睛常年浮肿，耳朵更是聋得厉害，要么大声说话，要么一声不吭，街上的人不得不得出结论：那个有力气能干事的八爷真的老了！
老去的又何止八爷一个人呢？我走过那些寡妇或鳏夫的门前，他们的蜗居里常年不见灯火，蜘蛛网密布在屋梁上，蛛丝悬垂下来，像一张张奇异而恐怖的抽象画，黑暗的门洞永远阴森着，透出寒气，正如我不敢靠近的他们冰冷的内心。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不愿拉亮灯，仿佛是惧怕那耀眼的光明，他们习惯了在黑暗中一个人摸索，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总让我去街上的严爹爹家拿学校订的报纸，每次走进那间黑洞洞的房间，我的心总跳得厉害，那浓重的中药味裹挟着一个老人衰弱的身体和呼吸，也让我不由地心生寒意，呼吸困难，话语哆嗦。我从未看清过他的面孔，更不知道他得的什么病，只感觉中药味越来越浓烈，而他的气息却越来越微弱。每次拿了报纸出来，都如释重负一般，赶紧飞奔回家。现在想来，我的身后，总像有什么东西在跟踪着，追赶着，呼呼作响。许多年了，我不敢回头。
赶紧回来吧，母亲打来电话说，石榴已经红了，再不回来就都给人家摘了。石榴其实是长在邻居家的后院里的，如果没有中间那堵形同虚设的土墙，它们也相当于我家后院的一部分。邻居家的两个老人相继离开了人世，我还记得他们的样子，尤其是中风后软绵绵地躺在椅子上，斜过门口的夕阳覆盖在他们苍白变形了的脸上；他们的几个儿女也早在别的城市成家立业，极少回来，房子租给一个精痩的老女人照看着。爬山虎郁郁葱葱，爬满了整个外墙，看上去生机勃勃，其实却反衬出无人打理的颓败。倒是院子里每年开花结果的石榴树、枣树似乎成了共享的资源，成为周围的人们进入这个房子的唯一理由。母亲好像也经常给我找些回来的理由，这一次是那些已经红透的石榴，咧着嘴，在召唤我哩！
可谁又能听懂神的召唤？不是爱神，不是美神，而是死神；不在眼前，不在耳边，而在无时无刻。那辆摩托车开得真快，像飞一样，后来的目击者反复说着这句话。他听见风声在耳畔呼嘯，却无法想象那是死神向他发出的致命召唤。半空中突然断垂下来的一根电线，像一把锋利无比的利剑，瞬间横扫过他的身体，他的头颅飞出很远，而他身后的妻子也仿佛被风卷起，像一张单薄的纸片，翻滚着，摔倒在路旁，当场死去。当我在电脑上敲下这几行残酷的字词，感觉自己仿佛是在敲打着近在咫尺的死神的衣袍。那被风吹散的血腥，似乎再次凝聚成巨大的阴影，将整个村子和我团团围住。
我们像经历过大风大浪大喜大悲的旁观者，围坐在桌旁，一边剥石榴，一边聊那些远远近近的人和事。柏油路已经铺到了街尾，自来水也接进了村，母亲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办下来了，父亲的工资改革也终于兑现了，这些让人望眼欲穿的事情在苦苦等待之后终于有了比较圆满的解答。然而与此同时，有些等待却注定无法逃脱破碎的命运。十步之外，江龙喜老人已经无法像往常一样走路，他必须借助各种物体的支撑，才能挪动沉重的身体，通常他只能坐在椅子上，膝盖上搭一件旧衣裳，从早晨一直坐到黄昏。我回来的时候，他先于我的父母听到我的脚步，回来啦，他笑着说，我照例喊一声，眼光便很快掠了过去。现在，他和他的老伴又必须接受一个突然降临的噩耗：他们的还不到五十的大女婿，刚被检查出身患癌症，肝癌晚期。他们的小儿子，我的朋友江华，陪着他姐夫在上海治疗，他跟他姐姐、他姐夫都说是肝炎没关系的会好的，像大多数病患家属一样尽可能地掩饰着这个不幸的真相，然而他又能坚持多久呢？一双正在上初中的儿女还在等着他们的父亲早日回家，可当他们真的看到经过化疗之后瘦骨嶙峋的父亲又该如何面对？年近八十岁的江龙喜望着门外，他在等待遥远的消息，而那未知的消息又将是怎样的消息？母亲说，罗岭竟出这怪事，许多年纪轻轻的突然就得了癌，老的八十、九十了，还活得好好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啊！是水质，饮食，生活习惯，还是人的命数？聊到后来，竟没了言语。黄昏的余光随着母亲转身进了厨房，父亲也紧跟了过去，他们剥好的石榴籽散落在桌上，饱满，晶莹，红得透明，接近于白。
一夜无话。自然的声响依然清晰而热烈，我却无心过问。母亲说，菜地里还有辣椒，小白菜秧，弄一些带上吧，城里什么都要买，菜也贵得要人命。我说我也去吧，很久都没去过菜地了。曾经的菜地连同一座梨园早已因为修路而消失了，只剩下道路旁的一块地，也只有五畦，还是母亲向生产队里讨要来的，需根据时令轮流耕种，才能保证每日饭桌上都有新鲜的绿色食物，除了厨房，这巴掌大的地方是母亲施展才华的又一舞台。然而很不幸，那些母亲预留给我们的红辣椒在我们到来前被人洗劫过了，只有小的嫩的还零星地挂着，幸免于难。一定又是大胞（音），母亲显得很生气，这个大胞，老是偷人家的菜！她为什么不自己种呢？没地吗？我很奇怪地问。那不就是她家地嘛，荒着呢，母亲指指旁边，她啊太懒，整天就知道打麻将，没菜了就四处偷，冬瓜，茄子，瓠子，什么都偷，家家菜地都被她偷遍了，又没当面抓到过，你还不好找她说，哎！听着母亲的愤懑和叹息，再看身旁那几块寸草不生的菜地，我的心刹那间仿佛荒原一般，曾经那些欣欣向荣的绿意，那些朴实勤劳的身影，竟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偷”了去，只留下一片荒芜，一片茫然。
刚近中午，便有人来喊母亲去打牌，母亲本不愿去，但拗不过劝说和诱惑，还是去了。来人是棋牌室的老板娘，地点离我家只有百米。棋牌室，这个合法公开的赌博场所，我常在大大小小的城市居民区里见到，不知何时也在这里扎下根来，不管在哪，都是一样的人头攒动，烟雾缭绕，生意兴隆。牌客大多是附近的居民，小学教师，小店个体户，以及无所事事的乡间闲人，主要活动项目已简化为唯一，那就是麻将（我从未在任何一间棋牌室见过象棋或扑克），输赢少则几十，多则几百上千。罗岭街上许多人的无数个下午，包括母亲的无数个下午，都在那一间十几平方的小屋里稀里哗啦地度过。父亲笑着说，和别人吵架受了气的母亲，输了钱的母亲，赢了钱的母亲，是不一样的，他可以从她刚回到家的脸上提前找到答案。我不止一次地劝过母亲，她那看似坚韧实则虚弱的身体，根本不能长时间低头，僵坐，动脑，受气，赢少输多的定理她也是知道的，然而在料理完繁乱的家务事之后，沉浸于四方城中找寻片刻的轻松和慰藉，似乎已成为她最后的精神寄托。不打牌，一个下午做么事呢？母亲问我，我想了半天，竟无法回答。
风落下来，吹拂松动的树叶和我翻开的书页，每一叶（页）上都密密麻麻，写满一个人的悲喜忧伤，生老病死，把它们按时间的线索编连在一起，就是整个村庄的历史吧。只是此刻，有许多身强力壮的树叶还飘在异乡的土地上，冬天的时候，他们才会成群结队地飘回故里，和守在这里的枯黄的稚嫩的亲人们短暂团聚，然后再去往城市继续飘荡。像一片树叶，或像一只候鸟，他们坚信这就是他们的宿命。而这中间，只有极少的树叶或候鸟能够停歇在灯火辉煌的枝头，重新长成一棵树，或一根草一根草地慢慢筑巢；也有一小部分因为意外，因为绝望，永远地滞留在他乡的半空中。现在的罗岭，正像一棵深秋的树，根须还在，枝干还在，树叶却禁不住摇摇晃晃，生机黯淡。
又到了离开的时候。江龙喜老人靠着门框睡着了，他的脸、头发和墙壁一样苍白；路过棋牌室，母亲正埋头专注于“东西南北”，这一次，她没有看到我的背影；人群里的八爷眯着眼冲我摆摆手，随即就被烟雾和人声淹没了。再次经过村口那陂池塘，池塘名叫龙塘，当然没有龙，只有过度繁盛的水藻，占据了整个水面，几条筷子长的鱼浮在其间，死去多时。谁能想到，在那看似平静的水面、看似诱人的绿色之下，却暗藏着让生命窒息的杀机。那些缺氧的生命，注定坚持不了多久，要么跃出水面，寻找新生，要么在貌似繁荣的美好里草草了却一生：这多像一个悲喜交织的隐喻！
越来越像一个神圣的仪式，越来越惧怕自己成为悲观的听众，在不断死去的消息中，完成对一个乡村的怀念和终极叙述。我终于知道，那个近乡情怯的宋之问后来被流放钦州，赐死异乡。如果说死亡是回乡的一种仪式，那么他最终以生命完成了这首神圣而悲凉的诗歌；而如果死亡也是一种寄寓希望的“往生”，那么我何时才能看见一个在涅盘中浴火重生的乡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