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一天，母亲在电话里突然激动地跟我说，煤涨价了，一个煤球要两毛多，液化气涨得更厉害，一罐要九十多，明天准备上山扒柴去！照例我赶紧劝阻，而她照例说做就做。于是，母亲在卖完所有的鱼之后，拿着竹耙背着竹筐上了山，她准备收拾一山的落叶和松针松果了。
山分外安静，尤其是在这样的越来越深的冬季。除了特殊的日子（比如清明、年三十），除了看护林场的那个我从未正面接触过的人，没有谁愿意靠近祖先和故人们安息的这片山林。远远望去，山上最醒目的是那些白色的矮矮的石碑，或是用水泥浇筑的上好的坟冢。众鸟都已高飞，似是忍受不了如此的静寂，而即使是那些山脚下过路的行人，白日里也会感到不寒而栗的冷意。松针虽已落尽，山林却依然茂密，母亲就隐没在树木的缝隙里。
收拾柴草的母亲或许会来到她母亲的坟前。草齐膝深，生长在坟的周围，去年冬天燃放的烟花鞭炮的残骸还散落在这一圈草丛里，当然早已模糊变形。坟上的杂草去年已被除得干净，土是新翻的，只覆盖了一层枯黄的松针和落叶。母亲默默地用竹耙梳理着坟冢，像十多年前最后一次给她母亲梳头一样，缓慢有序地把它们归拢到一处，再收拾进竹筐里。在离她母亲不远的地方，是她公公和婆婆的坟，亲人们仿佛事先商量好了似的，最终都团聚在这里，坐北朝南，算是相互有个照应，可以白天黑夜地聊天，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子孙们或风光或苦痛的生活。还记得那一年清明到这里上坟，不知怎的就把坟上的茅草烧着了，火势借着风势，热烈，汹涌，毕毕剥剥，生生作响，大家手忙脚乱地折了松枝扑打，脚踩，拔外围的草，母亲惊慌得差点哭起来，“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她一边尖叫一边指挥着，芭茅从手掌上划过，一道道血印。等父亲提着两只桶从家里赶来的时候，火已经灭了，只剩下焦黑的一片狼藉，一处处冒着青烟。眼前，到的，是新生的修长的密密丛丛，像很久以前—样，干燥，枯黄，锋利，似在等待崭新的燃烧，让人心畏。
母亲用竹耙柄把松树高处那些已然死去或将要死去的松枝都打落下来，够得着的就干脆用手使劲地折断，地上很快便堆起一堆，整理好，用腿一压，用绳子一捆，便是结结实实的一担，也用不了多久，面前就堆了好几担。这个时候，父亲提着扁担就该出场了。父亲挑着松枝走在小路上，田埂上，像一架平稳移动的天平。天平可能会在半途短暂地停歇下来，喘喘气，然后继续上路，迈过每一道沟坎，爬上每一个斜坡。如此，往返数趟。
要过很久，山间的小道上才会再次出现那个沉重的身影。竹筐的体积显然比矮痩的母亲更加臃肿，且超出了她的高度。如果从身后望过去，只可能看见长着双脚缓慢移动的一筐柴草。这筐柴草可能会径直走到灶间去，再由父亲把它们一点一点地送进灶膛，变成火光、热量和灰烬，整个罗岭的冬天便在噼里啪啦的声响和浓黑的炊烟中很快过去。
对门的人家早已搬走，似乎也不会再回来，只留下空荡荡的几间瓦屋，灰尘弥漫。他们把背下来挑下来的落叶松针松枝都倒在一间屋子里，几天下来，竟堆了大半间。望着堆积如山的柴火，年，似乎就有了火热的着落，母亲的心也是。
什么可以浇灭心头的火热呢，新年的雨水，还是纷飞的雪花？
那些从未想过的曾经远离她的死亡，好像都一齐约好了似的竞相浮现在她的周围，所以当一直健康的八十五岁的外公病倒在床上，十八天后匆匆离世的时候，当父亲在半夜突然晕厥过去人事不知的时候，她才会感觉一切是那么突然，那么不可思议，难以承受。我当然记得母亲向我描述正月十四日凌晨三点时的情形：父亲起来小便后，躺到床上，突然两耳轰鸣，眼前一黑，黑暗里，母亲只听见父亲“呼呼”地急促喘气，赶紧拉亮灯，只见父亲双眼上翻，双手蜷在胸前，手脚冰凉。母亲喊他，推他，没有任何反应；母亲打电话给舅舅家，没有人接；母亲哭着喊父亲的名字，和平，和平。几分钟后，父亲突然又回过神来，茫茫然，不知所以。母亲说完之后，忽然说，万一那晚你爸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我的心猛地一阵刺痛：我无法安慰这个刚失去了父亲又再次经受生死考验的女人，我的母亲，而我也无法想象，在半夜三更的罗岭，母亲的呼喊该是怎样的惊慌、寒冷和无助！
柴火很快就烧完了，年，也很快结束了。父亲躺在市立医院心血管科的病床上，母亲紧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天气好的日子，母亲就搀着父亲在医院的花园里散步，晒太阳，聊天。有一次我悄悄走在他们身后，默默注视着黄昏里他们相互依撑的背影，禁不住一阵眼热，他们已一同经历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虽波澜不惊，却相濡以沫，简单而纯粹。如果不是在医院里，而是在乡间的小路上，如此情景，那该多好！母亲的身子好像又缩了几分，我一直以为我很了解她，一个勤劳、坚韧、明理、有主见的女人，虽然矮小、罗唆甚至有些世故，但她毫无疑问是整个家庭的重心，是我们倾诉的最好的听众，而我们却很难感知到她内心的沉重，她的痛似乎都故意埋藏在我们找不到的地方，看不见，也听不到。
或许是因为那些接踵而来的痛楚过于凶猛，又或许是因为长期的焦灼不安和操心劳累，那些隐秘的或被遮蔽的痛楚最终在几个月之后慢慢显现出来，而那些她曾经受的更多的痛，比如浮肿的胳膊，风湿的关节，冻裂的手指，失眠等，早已伫立在她疼痛的夜里，那是这么多年的奔波留给她的“馈赠”，我们却似乎淡忘了。罗岭的医生诊断说，没事，是盆腔炎，吊几天水就好了，然而，水吊了几日，依然是痛，没有任何缓解。不能再拖了，我终究是不太相信乡下的医疗条件的，还是来看看吧。你可认得医院里的人呢，母亲在电话那头小心地问。没有，我只能老实回答，我的朋友很多，教育的，体育的，却单单没有医院的，然而现在却显出十分的必要，我不免怀疑起这些年我的努力来。那要去还是去你小舅那儿吧，她停顿了片刻然后说。小舅在M市的医院里工作几十年了，我应该是放心的，且哥嫂也在那边工作，自然更是放心的。然而我没有说话，因为到M市比到我这儿要远了很多。她说明天还要起早去卖鱼，已经歇了好几天了，她数了数日子，三天了！其实我知道，母亲的鱼生意还是一如往常的不景气，年过完之后，那些下馄饨水饺的，蒸包子馒头的，搞装潢做塑料的，又纷纷向外跑路，罗岭一夜之间就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和冷清，剩下的居民可能还没有母亲卖的鱼多：她常常需要为仅剩的几条鱼等上一两个钟头，或者挎着鱼篮沿着整条罗岭街一路叫卖，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赔着笑吆喝着央求着，又或者只好将它们带回家去，做父亲的下酒菜。一天能挣上十块钱，就算是多的了。“要是再年轻十岁，我还想出去打工挣钱”，她不止一次地跟我们这样说，就好像她已经忘了这十年来她所遭受的那些身心的折磨，苦涩的泪水。
自然，我没有再说“鱼”的事情，那几乎是她现在唯一的事业，我只能再次“语重心长”地劝慰一番。小姨听说了，也赶紧打电话劝她，并举例说明了再拖下去的严重后果，她终是信了。然而这“严重后果”于我听来，却让我陷人更大的不安。母亲再打电话来，终于确定去小舅那，水还有一天没吊呢，母亲说，很惋惜的语气。第二天，母亲一个人坐上去M市的长途客车，她是极少出门的，尤其是一个人。她拒绝父亲和我陪她去，我们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在心里祈愿：这些年她的痛已经够多了，够重了，但愿这样的痛可以少些，再少些。第三天，母亲在M市医院做了详细检查，B超，CT，最终结论是肾结石，这同样让我意外，肾结石和盆腔炎可是差得远，我不禁为罗岭的医生们担忧起来。可是不管怎样，痛是一样的，还在延续，还在被母亲的身体承受。这身体内部的异常是我们无法看见也无法预料的，它们可能在北京、在浙江、在岳西、在罗岭，就已经在一点点形成了，一年，两年，五年，十年，都过去了，那些细微的痛也都被她轻易地忽略了过去。她不得不面对那或大或小的长在身体里的石头，不得不谨遵医嘱每天坚持喝几瓶开水，一点点地将它们溶解，分散，排出。
三个月后，肾结石已无大碍，母亲像往常一样上午卖鱼，下午到棋牌室看别人打牌，日子仿佛又回归了平静。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口腔里一直溃疡的左颊上突然长了个一分硬币大的肿块，表面呈白色，凹凸不平，才上来医院检查。拿切片化验结果的那天，我坐在检查室门外，拿着“活细胞组织病理检查单”，我感觉自己的心刹那间变得冰凉，“高分化鱗癌”，赫然在目：我知道这个“鱗”跟鱼没有任何关系。
当天夜里，忽然就梦见了母亲，在梦里，她没有背着沉重的柴草，也没有捂着肚子小声呻吟，而是骑着一尾我从未见过的健壮的鱼：
鱼在离家不远的小溪里/清晨之前/鱼不认识我的母亲/但母亲认得每一条鱼//每一条鱼都有鳞，有腿，有鳍/也都有名字/大一点的叫胖头/小一点的叫鲫/鱼，是她的第三个孩子//她的第二个孩子，我/梦见她骑在鱼的身上/游过江海，最终/游进离家不远的小溪里/骑着鱼，微笑着，朝我招手的母亲/怎么看都像是一条/失去光泽的鱼……
在醒来的诗里，在模糊的泪光里，我再一次清晰地看见了我的母亲——从未有过的轻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