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正式的写字桌，已经由来已久。
我的童年是在皖北平原的一座小村庄度过的。1976年，我开始上小学。直到今天，我都能回忆起当年的教室里，从前到后整齐地摆放着一条条“长条桌”。那些“长条桌”的桌面，实际上，就是用树剖开的板，“长条桌”的腿，就是三个泥墩子。所以，站在教室门口，放眼望去，宛如木材加工厂，所有的桌子都依然呈现出树的原始模样。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坐的位置正处于一根树干有些凸起的部位，如果挨桌子太近，胸脯就有些咯得慌上课的板凳是从自己家带去的，所以，我们不按身体高矮排座位，我们按自己家带去的板凳高矮排，好在那时候的孩子，个个眼睛明亮，没有谁为坐前坐后争个不休。
那时，我喜欢写字的地方是爷爷代销店的柜台。虽然柜台太高，只能站着写，可台面比课桌平整多了。
1978年后，随父亲来到部队家属大院后，依然没有一张写字桌。房间里两张床，大的全家人睡，小的做了我们的柜子、桌子——床里侧用来堆放衣被，外侧用来给我们看书写字。
1981年冬天，父母亲请在老家做木匠的小舅来打了一套家具。那年冬天，家里一直散发着木头的香气，堆满了刨花、木块。那个春节后，我家终于有了一张可以写字的桌子，尽管那张桌子是全家公用的，三个孩子都要写作业时，注定有另外两个必须趴在母亲的缝纫机和全家人吃饭的小饭桌上。
1986年，我上了石化技校，学校教室配的书桌是我渴望已久的那种正式的写字桌，有功用齐全的抽屉，有可以让我舒服放脚的空间。但我知道，那张写字桌并不真正属于我，只不过是让我暂用的，在我之前有人用过，在我之后不知谁人还会再用。
技校毕业后，工作了，加上夜班费和倒班津贴，我拿到的一份工资，竟然比母亲少不了多少。多一个人挣钱了，生活条件当然好了很多，家里又添置了一张书桌。当时，妹妹上高中，弟弟上初中，自然两张书桌是给他们用的。好在由于在厂里上夜班，看书写字的时间总是与妹妹、弟弟错开，所以，也算是安安稳稳地在那张与妹妹共用的书桌上，完成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本科的自修学习。
我渴望拥有一张完完全全属于我的书桌。1991年结婚时，出于对我意见的尊重，夫家打家具时，特地打了两个写字桌。住进新房时，两张写字桌随着我挑。望望这张，又望望那张，我都喜欢。两张写字桌都是原木制作的，色泽光洁，桌面宽平舒展，小巧而又稳固，极为实用。后来，我选了一张连着书柜的桌子，边写字，边可从书柜里随手查阅资料，岂不快哉哉！
更让我感到快乐的是，我拥有了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写字桌。我所说的真正意义，是指这张写字桌代表了一份被认可的工作，一种可以相伴一生的职业——也许是因为我喜欢文字还有一点小小的写作天赋，领导安排我为单位的通讯员。一天，领导来班组检查工作，我正趴在烘箱边的试验台前大汗淋漓地写稿子。领导可能有些不太忍心，当场就“以人为本”给我解决了一张办公桌：单位的仓库里，放着一些淘汰下来的旧办公室桌，按照领导指示，我找到了一张抽屉虽散架但还能用的桌子。维修班的师傅们帮我把抽屉敲敲打打修好后，竟然还可以塞进去几本书。
进入新世纪后，经打破传统条条框框的公幵竞聘，工人身份的我走上了干部岗位，开始从事起多年渴望的、以文字为生的新闻工作，不仅拥有了一张办公桌，而且还拥有了一张电脑桌，更多的时候，我以电脑桌代替写字桌，我以在电脑上敲字代替在桌上写字。自幼，我就对自己的母语——那一个个方方正正的中国汉字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看一排排整齐的汉字通过我的排列组合，显示出意义，不仅让我感到其乐无穷，而且还感到从未有过的自我满足和精神充盈！有时候，我想，我的口头表达能力要低于我的书面叙述能力，或许就是“码字”这份活带给我的后遗症。即使如此，我还是很喜欢这份“码字”的活，并且更愿意为这份工作倾注我所有的心血！
有时候，静下来，打量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工作环境，内心深处会涌起一种温情。这种温情，我把它定位为源自职业的温情。我也曾想过，如果能做一个自由写作者，随意支配自己的时间，那生活是多么惬意，但最后得出的结论仍是，我适合有一份独立完整的职业，它不仅能让我挣钱养活自己和家庭，也更能让我体味世间百态，感受悲欢离合，所以，我特别珍惜与享受已拥有的这一切，特别是我终日俯身而就的这张桌子，虽然它不会使我富有，但也不会令我贫穷；虽然它赋予我辛劳，但它更赋予我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