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利是我三十年前的学生。那时候，我在这所乡村中学作为期一个月的教育实习，上利就做了我一个月的学生。
我所教的是初一年级，六七十名学生像压缩饼干一样挤在一间破旧的教室里，他们就像一架架机器，每天超负荷地运转着，做着永远也做不完的应试习题。我决心要把这些可怜的孩子从沉闷的教室里带出来，带到蓝天白云下，带到春天的油菜花田里。我让他们对着天空畅想，对着小河歌唱。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很快就像影子一样整天追随着我，但我却只看中了上利以及另一个叫忠发的孩子。一个月后，孩子们哭泣着送别了我。我对上利和忠发说，你们这个班级，将来或许只有两名大学生，我希望是你们俩。
经过初中毕业这一轮淘汰，那个班得以上高中的学生已寥寥无几，又过了三年，那个叫忠发的孩子首先向我报告被录取到安徽大学的消息，但上利却以两分之差落榜。虽然还有另外一个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但我仍然坚信我当初的预言。下一年七月，上利第二次参加高考。八月下旬，我第一时间从招生办得到上利被录取到江西财大的消息，那天清晨，当我赶着第一班轮渡过江，又雇了辆三轮车，踏着一脚的露水赶到那个叫沙嘴的村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上利一家人时，上利的父亲说他会永远地记住这天清晨。
上利的父亲是一个老实而忠厚的农民，抚养着三个儿女。上利从江西财大毕业后，被分到安徽省税务系统。这对于上利以及上利的家庭来说，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几年后，上利的妹妹和弟弟也分别从大学毕业，上利的父亲也就慢慢老了。后来，上利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很快就有了儿子。
谁也没想到，灾难却悄悄地瞄上了他。上利说，那几年特别不顺，各种各样的烦心事，经济的，家庭的，工作上的，人整天都是迷迷糊糊的，感觉要出什么事情。儿子两岁后，夫妇俩发觉儿子对听觉分迟钝，而且一直不肯说话。他们把儿子带到省立医院，医生不得不把一个残酷的结果告诉他们：先天性耳聋。夫妇俩的天空垮塌了，他们不相信这样的现实，不相信上帝会这样惩罚他们。那几年，他们带着儿子几乎跑遍了国内有名的一些大医院，他们东借西凑，只想把儿子从无声的世界里救脱出来。然而他们为儿子看病的钱一把把扔到水里，他们的希望也一天天落空。
上利那几年每次给我电话或是来信，都让我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份深深的自责和沉痛。他说，他一直不相信儿子是先天性耳聋，他一直觉得，儿子的残疾，是由于自己的粗心。上利本来就是一个忧郁的人，现在，他宁愿让自己一直在深深的自我折磨中，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化解儿子的不幸。
我与上利再次见面时，他们的儿子巳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当时他儿子正在一间堆满玩具的房子里与另一个孩子玩耍，见到我，孩子礼貌地叫了我一声“爷爷”，并为我朗读了一篇安徒生童话。我看着他们的嬉闹，看着上利儿子脸上那份快乐和天真，除了那两只耳朵，我并没觉得这个孩子与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上利说，从接受现实的那一天起，他们夫妇俩就有一个信念，要让儿子与正常孩子一样坐在一间教室里。他们坚信，虽然上帝把不幸赐给了他们，但他们的儿子并不比别的孩子缺少什么。上利将他儿子的成绩册拿给我看，居然每门都在，，分以上，对于一个先天耳聋的孩子，这应该是一个奇迹，我不知道这个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但我可以想象，这些年来，为人父母的上利夫妇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昨天我来合肥，妹妹留住一天，我拨通了上利的电话。上利很快就来了，我们跳上一辆出租车，并让的士沿着徽州大道一直往前走着，直到公路的尽头，我们信步走进一片乡村。合肥的春天姗姗来迟，似柳枝已经吐绿，麦苗儿开始返青，这大片大片的田野以及春天干涸的小河，倒很像是上利的家乡沙嘴，我们似乎又回到三十年前。
我发觉上利比五年前看着年轻，性格也开朗了许多。前年，上利的儿子顺利地考上合肥市内的一所普通中学，为了让儿子能就近上学，他们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子，夫妇俩每天跑十几公里去大蜀山以西的单位上班。就是这样，上利也没有耽误自己，在他三十八岁那一年，如愿考进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专业。
原来日子就是这样慢慢地过来的，只要坚持。有些事情，就像冥冥之中的某种安排，说不定到了某一天，就突然会有意料不到的结局。就像一场梦，梦醒过后，天就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