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在《先秦》那本书写作的时候，我们讲过一个著名的人物，公孙鞅。他在嬴渠梁时代进行了两场改革，虽然他最后为自己的严刑峻法和刻薄寡恩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他的事业却被他的仇人嬴驷继承，从而缔造了104年“大秦帝国”。
与此相对比的是诸葛孔明在蜀地的改革。诸葛孔明这个人是一个“工作狂”，不要小看这三个字，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使人民富庶，用坏了那可就是折寿了。人可以事必躬亲，但是前提是你不是全才，你不能什么都会！
诸葛亮的改革可以说是当时（224——234）内治上面的最好的改革，虽然他不能外扩，但足以作出积极的防御和促使人民团结的准确而有效的策略。就像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那样，虽然不会扩张一丝一毫的土地，但是内部已经有了团结之力，只要有人敢进犯汉中，那么他必遭败绩。
可是诸葛亮却连连作出北伐的方略，这大大的加重了“内部运输线”的压力，况且当时的形势已经不能支撑诸葛亮的战斗方略。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宏昌国如果在五六十年代派遣“彪哥”举行北伐，那么肯定会被苏联击败，因为内部虽然小有成就，但是如果没有二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去巩固这些建设，以及能够将国家北方的经济搞上去，甚至高于南方，失败是必然的，因为战线拉得太长，“粮草运输线”出现了大的问题。
诸葛亮发愁的正是这一点，忧愁过度人就完了。诸葛亮死后，推荐的那几位文臣武将统统都只是维持派，虽然费祎有心停止北伐，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万幸的是虽然曹爽是个草包，可是司马懿在这个时候采取了“拖”字诀，否则单凭费祎等人的智慧，蜀国将很难支撑。
所以诸葛亮死后，内治派的脚步开始变得缓慢。诸葛亮的内部治理的策略最终因为他的死而慢慢的停止作用。刘禅本身就不擅长对内建设和对外扩张，只有姜维能够保持诸葛亮的内治政策的速度，可是独木难支，甚至最后不得不走诸葛亮的老路。
拓跋濬在汉化改革的路上，首先做到的就是对人民实行“仁政”，鲜卑族有一个传统，那就是统治区的人民服役是很辛苦的。例如，你们夫妻生有N个儿子，那么这N个儿子就必须都去服兵役，这样很难做到“老有所养”的政治目标。
到了拓跋濬执政的时候，拓跋濬大笔一挥，从法律上划定了一个标准：“凡年满八十岁及其以上的老者，可以有一个儿子不用服兵役。”虽然这样的措施还是在执行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但是这其实就是拓跋濬改革的第一步，因为从461年开始到494年（为什么是这个时候衰落，我们到元宏改革的时候再讲），魏国已经从征伐回归到了内治的情况之下。
在军事上面，拓跋濬让柔然吃了大亏。458年，他亲自统帅十万骑兵和十五万辆战车进攻柔然，当时柔然在位的是处罗可汗，名字叫做郁久闾吐贺真，他听说拓跋濬的到来，远远地逃遁。柔然别部的统帅乌朱驾颓率领几千个帐落投降，拓跋濬在柔然刻石记下战功，然后班师回朝。
在外交上面，拓跋濬推行和平外交的战略，因为当时刘宋在位的皇帝虽然昏庸，但是刘宋的战将还是很多的。可以说是“拓土人手不足，防御力量有余”，如果真的想一举获得统一的战果，那是绝对不行的。
在法律观念上面，拓跋濬颁布了禁酒令。这项禁令规定了除遇到喜事或丧事的时候，其他的时段都不能饮酒。甚至连酿酒商、沽酒者都会遭到死刑的惩罚，这项政策虽然有一点重，但是对当时的风气倒是一个不错的清理。
接下来，拓跋濬又增设内外候官，用来监察内外官员在为政方面的过失。但是这样却出现了一个不好的结果，因为这些内外候官说白了就是特务，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诬告他人，而且就连小小的一个贪污案，都会被一概而论为死刑的集中案件。官员仅仅贪污二丈布帛，就被处以死刑。另外拓跋濬有修改法律，增设酷刑，从而使国家怨声载道。
这样的情况支持了两年，在460年，获得了完全的改正，这一年，拓跋濬采纳冀州刺史源贺的建议，只要不是大逆不道、杀人之罪，都可以免除死刑。这一年，为了响应自己的政策，拓跋濬改元“和平”。
和平六年（465年），拓跋濬驾崩，时年二十六岁。他虽然执政中期犯了一些过错，但是并不能抹杀他提前为鲜卑族的汉化打开了大门的功绩。他的执政后期，应该说还是让鲜卑朝着上升的态势发展的，所以他是一位贤君，但不是一位明君。
在拓跋濬死后，我们要对他的历史功绩作出一定的评判。因为每个人讲述历史的出发点都不同，所以对这位皇帝的评价也大致不同。抛去一些文学作家的评价，我们可以这样讲：拓跋濬的改革并没有随着他的死而慢慢的弱化，反而在未来的三十多年中，危险被融入汉民族打下了基础。
拓跋焘用征伐奠定了中原的局部统一，拓跋濬用内治改革平息了一些反对派的呼声，为后来的拓跋弘和元宏的改革开启了大门。
拓跋濬一生有几大功绩：
1.平定叛乱，稳定国家。
2.实行改革，尝试立新。
3.休养生息，对外和平。
但是，他还有两大错误，这两大错误直接导致了鲜卑族五十年后的变乱：
1.严刑峻法根基未除。
2.没有将传统彻底打碎。
关于这两点的错误，我们将会在元宏改革之后，为大家详细讲解。
请看下集：皇帝的身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