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我们已经将拓跋焘的政治和军事上面的最后灵光之处讲述完毕，因为拓跋焘毕竟是鲜卑族的人物，所以他的政治上面的改革虽然是成功的，但是在经济文化上面的改革阻力确实很大。这些阻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拓跋焘自己的性质。就像上面我们说过的拓跋焘本来就是鲜卑人，所以他的经济改革上面必须要偏袒一下本民族的人，这样他才不至于孤立。所以虽然我们认为拓跋焘已经进行了汉化，但是并不是很彻底，这也为他身后的动乱埋下了隐患。
2.鲜卑族的世勋贵胄。这群人可以说是跟着拓跋嗣甚至是拓跋珪一起打天下的，所以他们是鲜卑族的世袭功臣，拓跋焘不敢得罪这些人，因为其中还有自己的叔伯长辈。你不杀他们，他们是你的掣肘力量；你若杀他们，那些被你征服的士族们就该抗议了。
3.鲜卑族没有实行俸禄制，而且“宗主都护制”的弊端已经多多少少的呈现了。就像我们上一讲所说，鲜卑族只是处在一个“半汉化”的节点上，鲜卑族官员的俸禄大多是靠抢夺征伐而来的。另外，宗主都护制又是藏污纳垢的快捷方式之一。比方说地方上面的实际人口数是500户（当然，这是虚构的数字），官员上报的时候大多只报400户或者350户。等到赋税上缴的时候，这些官员们就会多拿很多的好处，这样，自然而然的国家赋税被人为的削夺了。
4.鲜卑族的人信仰佛教的居多，甚至达官贵人都信奉。这些达官贵人和寺院僧侣狼狈为奸，圈占了很多的土地。而且魏国信仰佛家思想，所以对于这些僧侣，基本是免除徭役和赋税的。可是，在全民皆兵共同巩固统一大业的旗号之下，“出家”成为逃避徭役的一种手段。
对于本讲内容的性质，我的心里也一直犯难。毕竟以前的统一之战都是丝毫没有错误的，即使有杀戮，也对统一大业毫无妨害。可是这一讲里面，拓跋焘所做的事情确实是“优中含劣”。因为这样历史之中的记载总是将一个人贯穿其中，这个人就是崔浩。
崔浩可以称得上是三朝元老，他在拓跋珪时代就已经入朝为官了，并且深得拓跋焘的信任。结识寇谦之这个人之后，他信奉道教，修习法术。寇谦之这个人早年就热衷于仙道，修习汉朝末年张陵（后被称为“张道陵天师”）、张衡（张道陵长子，第二代张天师）和张鲁（《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的人物、镇南将军，张衡之子，第三代张天师）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在拓跋嗣在位的末年，寇谦之从嵩山进入平城，结交崔浩。
后来寇谦之将儒家学说和佛家经典糅合在一起，重新改造五斗米道，并希望能够让拓跋焘采纳自己的“教义”。结果却为佛教带来了一场大灾难，因为从太延四年（438年），拓跋焘颁布诏令：“凡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这项法令虽然严苛，但是很符合当时的环境：国家统一，岂能无兵？
拓跋焘本来就信任崔浩，所以也在崔浩劝谏之后改信了道教，并且派人拿着玉帛牲畜前去祭奠嵩山。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自接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并且他还做了一项“惊天地泣鬼神”的举动，改年号为“太平真君”。
真正废佛的开始，是在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弹压沙门事件。拓跋焘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自藏匿的沙门，如有隐瞒，诛灭全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拓跋焘亲征并且镇压了盖吴起义，到达长安之后发现一座寺庙之中藏有兵器，拓跋焘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下令诛杀全寺庙的僧众。
崔浩趁着这时候“扇阴风点鬼火”，鼓动拓跋焘灭佛。拓跋焘于是下令：“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不过崔浩没有想到，当时的太子拓跋晃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并且正在监国之中。虽然他的区案件并没有停止废佛的步伐，但是毕竟缓和了拓跋焘的脾气，使得一部分的佛经佛像得以保存，不过寺院全部被毁，后世的佛教徒称这次事件为“太武法难”。
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为在自己编修的《魏史》之中蔑视胡人而被腰斩。六年之后，拓跋焘晏驾，经过一系列的政权争夺，拓跋濬继位之后，为佛教平反，从此佛教又开始兴起了。
不得不说，拓跋焘灭佛的起点是好的，因为他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统一大业，可是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伪道教徒”所蒙蔽，拓跋焘的一生从这里就开始有了转折，“灭佛事件”便是拓跋焘由盛转衰的开始。
那么在拓跋焘的驾崩之前，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呢？
请看下一讲：魏国的“文字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