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天，高原上总是呼呼生风，似乎万物的荣发全靠这劲风来吹动。大风天在高原上行走是一件困难的事，风的阻力消耗比平时多一倍的体力。王国光从乌里木下车，独自沿着一条新建的公路，朝着红柳沟方向顶风前行。在镇子口，一辆满载的货车匆匆而过，驾驶室里的人们都惊愕望着这个风中独行者，似乎对他的行为不可思议，这世界有着许多怪异，黄风中独行也是其中一种。由于行走困难，王国光想搭一辆顺路车，但路过的汽车都不愿意停下，捎带他一程，也许，在旷野中捎带一个陌生男子同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司机不敢冒这个险，每天从广播、电视里都能听到持刀行凶的新闻，这种事谁都不想遇上。这个人会不会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在这样的大风天，在人烟稀少的高原上独行，他的动机是什么？他从何处而来，又往何处而去？为什么没人来接他？他是不是越狱的逃犯？在这样大风天气，正常人是不会不乘交通工具出门的。
带着这样的疑问，汽车便从他身旁急驰而过，使得王国光饱受人情和自然的双重打击。他不明白人情为何如此淡薄，竟然不愿意帮助一个在困境中挣扎的人？看来这个社会确实到了人人自顾的地步了。
从乌里木镇下车到火车站这十里的路程，他整整走了两个小时，在恶劣的环境里，总是撩起人不愉快的记忆。他回想自己来到这个公司的遭遇，感觉毫无保障，不知道能够坚持多久？在这样的大风天气，本应该有车接送，而那是管理人员享受的特权，他当工人只能这样在风中受罪。
他就走就想，登上一处坡梁，终于看到了车站棕色的大楼。大楼在黄风中显得那样模糊，犹如一座被风淹没的堡垒，他想象每个窗口都是一个枪眼，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每一个来往者，随时可能射出无情的子弹。他到达铁路立交桥下，拐上一条土路，直朝车站方向走去。此时风向偏转，又使他面向逆风，他奇怪这大风怎么老和他作对，他转向哪里，风就偏向哪里。
狂风劲吹，吹得他几乎走不动路，地上砂砾飞旋，像散弹打在脸上，刺拉拉地疼，他咕哝骂一句，背过身去，慢慢退行。终于，他走上站台，用力拉开楼门，闪身躲进楼道里。他回手关住大门，把脸上的土沙抹一抹，尽量使脸面干净一些。楼道里温暖安静，与外面截然不同，形成另一种天地。
“回来啦，王师傅。”厨师老柏去厨房做饭，看见他，打一声招呼。
王国光微笑答道：“回来啦。”
老柏见他满身土沙，惊异地问：“大风天走回来的？怎么不打电话让站区的车接一接？”
王国光说：“站区的车都是接当官的，咱们工人少找点儿麻烦。”
“这么大的风，是特殊情况嘛，特殊情况，特殊对待。”老柏叹息道。
王国光摇了摇头，提着背包往楼上走，老柏的话让他感到心酸，他想，同样是人，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有人坐车，有人走路。难道他天生就是受罪的命？小时候，他被堂哥国瑞骑在背上当马赶，大伯看见，感叹道：“将来一个是坐轿的，一个是抬轿的。”这句话却给他定了性。长大后，堂哥国瑞考上重点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贸部门，后来果然当了官，成了家族里的人物，而他呢，一直就这么磕磕绊绊地活着，毫无起色。“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句俗话，看来是有道理的，他的品性已经定上命运的印记：做一个抬轿者。这就是宿命，命中注定的东西，不是轻易能改变的，还是认命吧！这样一想，心里反而释然了些。他为自己的无能寻找理由：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的事情，谁都没辙。
回到宿舍，他放下行包，先去洗漱间洗了手脸，然后清扫屋里的土沙，等把宿舍收拾干净，他才躺在床上休息。他心里阴郁不亮，不知是因为大风肆虐，还是走路劳累。
晚饭后，听到的第一件事情，是汽车司机黄师傅家里遭了火灾，据说烧了十几万元的家产。站区组织员工捐款，为他救急。供电工队第一个捐助，工队长五百元，技术主管二百元，熟练工和学员一百元，电务工队学供电工队，类似捐款。工务工队或多或少，数目不等，完全自愿。车务工队的吴师傅对黄司机不感兴趣，嫌他爱摆谱，耍花腔，本来不想捐，但怕不捐，站区领导对他有意见，今后不好工作，只得咬咬牙，捐了五十元。其他人见他这样做，纷纷效仿，大都拿出五十元来交差。大家巴不得不捐，想捐的也是数目越少越好，人们工资都低，许多学员每月一千元工资，刚刚够自己日常开销。
站区主任袁大军捐了两千元，他和黄司机整天泡在一起，一是感情深，二是为站区员工做表率。站区捐款总数超过两万元。
不少员工私下嚷嚷，说黄司机给煤老板放高利贷，很有钱，地产还有好几处，烧了一处算不了什么，受不了多少损失，根本用不着捐款，王国光听后，一头雾水，不知传言是真是假。然而捐款一个星期后，黄司机开着一辆新车来车站上班，货真价实的雪佛兰，市价十几万。崭新的轿车停在站台上，分外显眼。人们又开始吵吵，说黄司机用全公司捐的钱买了这辆新车。王国光有些不相信，心想，黄司机人就是再不地道，也不能干出这种缺德事，拿大家爱心供自己玩乐享受。可是轿车确确实实在站台上停着，这该怎么解释？
次日晚上，王国光在娱乐室看电视，黄司机走过来坐在一边，俩人无事闲聊，谈起了家里起火的事情。王国光问黄司机损失有多大？黄司机笑着叹一口气：“除了人身上穿的衣服，家里全烧没了，损失有三十多万。”
王国光不解地问：“怎么能着那么大的火？”
黄司机淡淡说道：“院里放着汽油桶，二月二放炮时，炮火点着了油桶。”
王国光忙说：“亏是没爆炸，爆炸了那可受不了，人没受伤比啥也强，家产损失再多还可以挣回来。”
黄司机点了点头。
王国光想起站台上的那辆雪佛兰轿车，问黄司机：“你开的那辆车挺漂亮。”
黄司机眼瞅着电视画面说：“是借别人的。”
王国光倒是相信这句话。
这时，车务学员赵欣荣转到他们旁边，柔柔地坐下。她瘦小朴实，见人总是一脸笑容，二十三岁了，长相还像十八九的小姑娘，如一支发育不良的豆芽。黄司机笑眯眯地问她：“小赵，听说你收到了一张黄色警告通知书？”
赵欣荣拉着软绵绵的声调说：“是啦，被公司扣了三百五十块钱。”
“站区扣你没有？”黄司机继续问。
“扣了五十。”
王国光为她鸣不平，沉下脸说：“纯粹是瞎胡闹，人手不够，还抓得这么严，不考虑人的死活。”
小赵诉苦说：“我一个人要抄列车编组，又要给车辆打铁鞋，还要接发列车，接车时没到位，就收到一张整改通知书。这真是干多了不讨好，稍微有一点儿失误，就使劲地收拾人。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一张通知书，就扣去了三分之一的工资。公司的管理人员，就盯人的短处，不看人的难处。”
“国铁来的这帮老爷们，在国铁吃不开，来了地铁当个芝麻官，就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马师傅不知几时站在背后，气呼呼地骂道。他是赵欣荣的师傅，听见徒弟受屈，不免为她打抱不平，怜惜地望着她，开口又说：“你们看看，小赵这个儿头，这么瘦小，晚上给车辆撤铁鞋时，累得拿不动，只能拴一根绳子往回拖，我看着都心疼，有时候想帮她，但运转室又离不了人。”
王国光和黄司机都回头看马师傅，琢磨他的话，心里同情赵欣荣。
赵欣荣慢悠悠地说：“人们都说东铁公司是抠门公司，三个人的活儿一个人干，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牲口用。”
听到这句俏皮话，三个人都笑。
“挨扣的不止小赵，我听工务的人说，他们也经常被挑毛病考核。”黄司机说。
马师傅说：“屁大一点儿小事都不放过，上纲上线，大家都窝着一肚子气。”
王国光说：“现在人们都警觉起来了，啥错也不敢犯，不知道活儿该怎么干，左干不对，右干也不对，不干活还不对。”
马师傅长叹一口气：“这样下去，一眼看是干不成了。”
黄司机劝他：“老马，干一天算一天，也许事情会有转变的，等实在干不下去了再说。”
马师傅点一点头，无奈说道：“暂时也只能这样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