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周公三人告别丰万礼和常和宽要回宾馆休息，三人走在了去往宾馆的路上。
四柱预测除了在暗中影响着社会以外，最根本的首先还是在影响着人。它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固然与儒家倡导的公而忘私、从善如流相矛盾，但是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它并没有错。就像先秦时期的杨朱一样，杨朱的结局固然让人黯然，社会主流意识也并没有因杨朱而变得健康起来，相反，他的存在正好竖立起一个标杆，一个反面教材，所以历史上的杨朱及其学说就像是昙花一现，在历史的长河里几乎没有激起一丝浪花，尽管在杨朱时代曾显赫一时。四柱的命运则显得复杂多变，虽然迎合了统治阶级的胃口，但又不怎么招它们待见；尽管保留了阴阳五行的精华，产生了比较强的生命力，也仍然没有走向社会显学的位置。加之东方文化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怀旧。遥望将来虚无缥缈，不如回首往事，圈圈点点，尽管五味杂陈，终究与自身有些关系。遥望将来，心里没底，这其实是反映了人的内心对现世的无可奈何，所以凡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都是好的。
而与之相对应的西方文化则更具有创新精神，发现不足就迎头赶上。在这方面，中国人怎么样呢？窝里斗，羡慕、嫉妒、恨，谁要是创新，就等于与大众为敌，鱼死网破在所难免。何况改革创新必然触动利益链，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让你改革成功的，总是要千方百计设置障碍，加以阻挠和破坏。因此，中国人一个典型的思维死角就是以动机来对别人妄加揣测。即便这样也就罢了，关键是执人生死的大事，比如：判刑定罪等也这样，可就遗害无穷了。历史上不以事实为依据的例子有很多，永远都是以动机为标杆，来个先下手为强。先下手你是强了，别人可就遭殃了。有人说，防患于未然不对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对吗？都对，但用现代观点来看，这都只能停留在谋划的层面，要给人定罪、判刑就不能以动机来作为标准了。中国封建专制的皇帝为什么要这样？那是因为他们心虚，他们神经质，看见什么都害怕，害怕还不愿放手才导致有这样的结果。中国历史上的冤案以莫须有罪名被杀的有很多很多，伍子胥首当其冲，后来的商鞅算一个，韩非子算一个，韩信也算一个，再后来的李刚、岳飞，明朝的于谦、袁崇焕，甚至清朝的康有为等戊戌六君子也可以算上，都属于这一类，真可谓数不胜数呀。对皇帝而言，用谋反最能打动他的心，以达到进谗言、陷害忠良的目的，所以冤案也最容易形成。对普通人用“听说某某说了你的坏话”，最能让对方中计，以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这就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教训。
一种理论如果成为系统，然后再被世人接受，需要的不是清晰，而是无解和虚幻。道家是这样，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道”直至今天仍然让人品咂不尽。道家从此可以从理论上站住脚，并流传下来，甚至是后来传入我国的佛教也受到了本土道家思想的影响，然后是二者互相影响，并各自发展。禅宗不就是这样吗？四柱预测也是这样，一切以没有答案为答案的预测，和道、和禅宗，相信终将都会继续下去……
三个人走走停停，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行走在大街、小巷，河流、桥梁，村庄、稻田，走到哪里了？不知道。走向哪里？也不知道。时间凝固了，空间凝固了，他们谈论的内容庞杂却又条理清晰，一切都像是冥冥中的安排。
不知不觉间，眼前景象完全变了。一丝悠扬的笛声从浩渺的天宇间传递过来，像是被清风送过来一般，又带来香气阵阵，沁人肺腑，这是哪儿呢？我们走到哪里了呢？高文化像是刚从梦景中醒来，问身边的两位老者——周公和孔子。
周公和孔子微笑含首，手持羽毛扇，轻轻一挥，彩云飘飘，祥瑞之气如仙似幻。时间来到了某一年、某一月、某一天。一头老黄牛轻摇慢晃，脊背上横坐一个小牧童，手执短笛，横吹仙曲，悠扬笛声正是从他那里而来，后面跟着一头大青牛，青牛背上端坐一位老者，白发、白胡子、白衣衫，因为距离太远，面貌看不清楚，两头老牛正朝三人方向而来。
欲知事情前因后果，请看下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