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我国最后一个由汉民族建立的中央集权之帝王朝代，从14世纪中叶元朝叛乱到明最后残余南明政权于1662年在缅甸被消灭为止，大约有300余年。但精确地讲，明王朝的存在时间是从朱元璋于1368年建国，到明崇祯皇帝1644年煤山自缢，先后共有16个皇帝，历时276年。
政治发展
在元朝末年，由于不堪元朝的残酷剥削和连年的天灾、瘟疫，顺帝年间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浩浩荡荡的反元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有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因起义人员皆头裹红巾而得名。他们借助民间的明教、白莲教等宗教信仰，号称“明王出世”，“天将灭元”。在治理黄河时，民工于山东河段挖出一独眼石人，上面刻字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正好符合中国传统的祥瑞灾异观，人们纷纷揭竿而起。主要义军还有郭子兴、彭莹玉、徐寿辉等所领导的红巾军，元朝顿时出现“群雄割据”的场面。
大明王朝的建国者朱元璋原名朱重八，是贫农朱五四之子，家庭贫困，靠给地主放牛为生。由于天灾人祸，朱元璋的父母、兄弟、叔嫂几乎死完，只剩下他和二哥两少年。迫于生活，朱元璋入皇觉寺为僧，但只能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日子，如他后来回忆，当时是“身如蓬逐风，心似滚沸汤”。后来其儿时伙伴汤和致朱元璋书信一封，劝其入红巾军，朱元璋思来想去终在神佛面前求得“启示”，在25岁的时候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部队。部队生涯中，朱元璋凭借自身的机智聪慧和勇敢谨慎，很快得到了重用，并娶得郭子兴的养女马氏，即后来的“大脚马皇后”。从普通士兵做到了九夫长、小军官到大元帅，在郭子兴死后他独领军队，名义上奉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在反元的口号下，朱元璋的部队势力不断扩大，最后宣布与红巾军分裂，在瓜州渡江时淹死了“小明王”韩林儿。后来朱元璋又兼并了诸多割据势力，灭掉了陈友谅、张士诚、陈友定、方国珍等政权。同时，元朝内部也开始自相残杀，其统治已明显是日薄西山了。因此作为地方之霸的“王”再也无法满足朱元璋想成为全国之主——“皇帝”的欲望，于是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定都南京。朱元璋由贫苦农民成为开国皇帝，史称明太祖。
官吏
在朱元璋夺天下时，除严明军纪、实行仁义之外，有两个方面是需要注意的：第一是重用淮西集团，即和朱元璋出生地相同的人，包括儿时的伙伴。比如徐达、周德兴、郭兴、常遇春等都是来自于淮西地区，他们在战争中都担任重要军职；第二是重用儒生。虽然朱元璋出身贫农，认字水平低下，但是却很重视读书人。每当战争打到某地，他都网络当地有名望的读书人，并倾听他们的意见。如朱元璋在战争中一直奉行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策就是出自书生朱升；在攻打张士诚、陈友谅的时候，朱元璋与文人刘基（即刘伯温）“卧室密议”，听从其先陈后张的建议。
1.政府机构
明朝一共经历了16个君王，这276年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朱元璋洪武年到朱棣永乐年为开国建制的第一阶段；仁宗洪熙年到宣宗宣德年为王朝稳定过渡的第二阶段；从英宗正统年到思宗崇祯年为王朝没落衰亡的第三阶段。从明朝政治变迁历史过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明朝政治是从一位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的直接统治到逐渐的分权统治的演变。明朝的皇帝始终是权力结构的拱顶和社会各阶层的领袖，皇帝通过自己亲自决策以及一套处理政务的政府官员体制处理政务，然而就是这种皇权和官员体系的相互变更关系构成了明朝最特殊的政治特色。
洪武年间开国皇帝朱元璋以草莽出身成为一国之主，因此如何守住拼得的天下，如何保证自己的子孙后代世代为王，成为建国后他要考虑的头等大事。通过借鉴前朝灭亡的经验和自己曲折的经历，明太祖在开国之初从很多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始终是以“对上集权，对下分权”加强巩固皇权为核心，通过自上而下的领导，采取先地方后中央的过程。太祖时期是明朝专制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在此过程中，改革的主要方面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在地方上，改革自元朝实施的“行中书省”制度和宋实行的地方三级行政机构。朱元璋认为元朝灭亡的原因是“主荒臣专，威服下移”，为了防止明朝出现权力下移和天下大乱的情况，1376年他下令废除行中书省，将浙江、江西、福建、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12行省，均改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同时罢黜行省长官平章政事、左、右丞，改参知政事为布政使，辖一省民政；设提刑按察使，管理地方司法；设都指挥使，管理地方军务，史称“都、布、按三司”。虽然朝廷和民间对其称呼都为行省，但是其性质却完全不同，前者是中央分权于地方，后者是地方集权于中央。接着将布政司以下的地方行政机构改划为府、县二级，分设知府、知州或知县，州县长官直接管理人民，是“亲民之官”。实行一长负责制度，他们均由皇帝亲自任命。对基层的管理明朝设置了里甲制度，加强了对赋税和人口的控制。
在中央，改革丞相制度、改革中书省制度。明太祖认为中书省权重和丞相“擅专威福”，只有废除中书省、罢丞相才有可能改变历朝国破君亡的宿命。他首先在洪武元年设置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名义上统属于中书省，但实际上官员已直接对皇帝负责，中书对其控制力大大减弱。洪武十一年（1378），严禁奏事“关白”主持中书省的胡惟庸，并在洪武十三年（1380）以“谋逆”罪诛杀了宰相胡惟庸，从此以后罢中书、废丞相制度。至于胡惟庸谋反案的具体起因经过说法很多，无定论，但是仔细推敲就可以知道这是朱元璋为诛杀丞相而强加的“莫须有”罪名。由此案开始，朱元璋还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大清洗，持续时间达十多年，由此案涉及的人数在两万以上。对于丞相制度，朱元璋于1395年颁布《祖训》规定“我朝罢丞相……以后嗣君俱不许立丞相，丞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极刑。”明初的这次中央官制的改革，是中国官僚制度史上的一次空前之举，从根本上改变了千余年来的相权与皇权鼎立的局面，这种政治建制对于明朝后来的朝代影响很大。
改革国家的监察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布下了一张严密的监察网。主要包括在中央设置都察院，与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进一步设置其派出机构——十二道监察御史（后改为十三道）。当时的监察院都御史主要负责纠察朝内百官，演为天子耳目；监察御史察朝外之官，并代表皇帝巡行各地，“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此外，专设六科给事中，选用一些职卑权重的官员监督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明朝的这种监察制度体系是在历代王朝的监察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完善加强的，其中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这些监察工作从原来单纯的消极惩罚，过渡到褒贬升降皆有，这有利于提高官吏的素质和行政职能。
增设特务机构，以“极端”方法对待功臣。特务机构主要包括有检校和锦衣卫，对于这些专职侦查人员，朱元璋评价说：“这些人，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当时除了文官武将作为特务以外，还有和尚等其他人员也作为侦查者。特务人员足迹无处不到，无事不查。如时人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吟诗曰：“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朱元璋对他说：“昨夜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吓得出了一身汗，磕头谢罪。还有南京的礼部皂隶被夺走戴漆巾，兵部被夺走门额，这些都是当时的特务机构所为。对于明朝建国功臣，朱元璋也是采用极端的杀戮办法，如开国军师刘伯温被毒死；大将徐达因背上生痈疽而忌食蒸鹅等发物，结果朱元璋特别为病情好转的徐达送上蒸鹅，徐达只有流着眼泪吃掉，在几天后死去；对于年已77岁的李善长，朱元璋也把他拉进胡惟庸案，杀掉李家70多口人。到朱元璋死前，他所封的9个公爵，除病死外，只有信国公汤和得以善终，原因是当时他主动交出兵权，且自身也已中风，口水直淌。所封的54个侯爵仅有两个公认的最平庸者活在世上。
除此之外，在军事上朱元璋建立了“将不专军，军不私将”的卫所制度；在文化上兴“文字狱”。比如因为朱元璋曾经做过和尚，因此他禁说“灯”、“光”、“僧”等字眼，凡违令者皆受到严酷的惩罚。他还制订了《明律》和《大诰》等法令，发明种种残酷的刑罚。如刷洗，即将不断沸腾的开水浇在人体身上，然后用铁刷子刷，直到只剩一具骨骼；剥皮实草，即将人皮剥下，里面塞草，然后放置在官衙办公桌旁。明初大案“郭桓案”中郭桓即被处以此刑罚。所谓的“郭桓案”是明太祖为了对付当时的贪官与豪富，借户部尚书郭桓贪污而引起，当时涉案范围达到中央六个部级及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六部中每部门皆有副部级官员被处死，地方官员被处死者达到数万。总之，作为一个工作能力很强，凡事都想亲历亲为的皇帝朱元璋，在明初为了加强自己的中央集权而采取的以上措施，对于整个明朝一代影响都极为深远。
2.建文、永乐年间
1399年到1402年是建文帝朱允炆当政的时期，这四年时间为明朝初年的一个过渡。建文帝以儒家文化为立国之根本，试图建立一个“秀才朝廷”，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太祖年间的恐怖气氛，但是其“锐意削藩”的政策在建文元年就导致了朱棣以“清君侧”为名的四年叔侄大战，史称“靖难之役”，“靖难”即削平祸乱的意思。后来朱棣入主南京城，成为明朝的皇帝，而建文年号也被他抹去，明帝实录里面也没有了建文帝实录。可以看出在中国嫡长子继承制度上，朱棣的亏心之作。导致建文帝失败的原因包括其性格“仁柔”、迂于尊亲之义而无法解脱；长期生长于深宫，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和指挥战争的才干，不能知人善任，赏罚也不严明；还有就是太祖年间的诛戮功臣政策，导致朝中已无可用之人。
朱棣在位的22年中政治上的作为大多沿袭其父的先路，以加强皇权为根本，其中重要的方面包括削藩和迁都北京。藩镇的建立主要是因为明初元朝的残余势力还相当强大，为了“肃清沙漠”，朱元璋便大封诸子为王，使他们星罗棋布地驻守在全国各军事重镇。明朝的封藩虽然与以往不尽相同，“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赐土”，但是诸王的政治地位却很尊崇。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拥有军权，每个藩王的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人以上。朱元璋一死，围绕着皇位而展开的斗争立即激化，便发生了朱棣篡夺皇位的“靖难之役”。当皇位到手以后，朱棣便重申“祖训”，严格限制诸王行动，陆续采取徙封、罪废诸王的措施。此后包括沿边诸王在内的藩王都遭到了削夺，诸王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拥兵自重，雄霸一方。经朱棣改革以后，明朝诸王分封格局的现象从此得以改变。
此外，迁都北京也是朱棣巩固皇权的重要一环。本来在明建国之初围绕在哪里建都的问题就已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后因为太子朱标之死才告一段落。在夺取政权以后，朱棣主张迁都北京，首先因为北京是朱棣原来的封地，这样有利于打击南京的顽固势力，同时可以加强明朝对北方边境的控制。从成祖朝起明都以北京作都城，以南京作为陪都，两京制度的实施对明朝在全国控制力的加强都起到一定作用。
由于朱棣得位不符合儒家纲常，因此朝中大臣多不满，为巩固统治，朱棣开始重用宦官，使其干政。宦官除被派遣出使外，还被派遣采办、监军、镇守等。永乐十八年（1420）又设立“东厂”这一特务机构，形成锦衣卫和东厂互相表里的特务制度，特务恐怖统治高度发展。
自此宦官的干政以及特务恐怖统治在永乐朝已经初见端倪，这是极端君主专制的产物，是皇权极度集中的反映，成为明朝后期没落的隐患。
仁宣朝的中兴仁宗皇帝朱高炽在位仅一年，宣宗皇帝朱瞻基在位十年，这十一年的时间，是明朝平稳发展的时期。这段时间的平稳统治得力于仁、宣二帝的仁爱统治、当朝大臣的贤明等因素。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得到发展，进入历史上所谓的“仁宣之治”。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这样的评价有一定的道理，当时边境安定，蒙古虽有扰边的行动，但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宣宗实行安抚的政策，力主议和，保持与边境和平共处的局面。仁、宣二宗总的来讲，是实行仁政爱民的政策，宽典刑狱，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当时社会财富得到了迅速的积累，人称“宇内富庶，贼人盈羡”，是明王朝财力最为雄厚的时期。
但是，在社会发展的表面之下，隐藏着盛世衰落的迹象。首先是君臣都沉湎于表象的治平景象之中，“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姬满前”。宣宗乃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促织天子”，他疯狂地爱上了斗蟋蟀，朝野处于嬉戏玩乐之中。其次，社会上出现了土地兼并的潮流，大量的土地流向了皇室勋贵官僚的手中，流民问题在宣宗朝已经非常严重了。
3.英宗至思宗朝的衰落
英宗即位为王时，明朝已经经历了70余年，作为明朝第一位幼年即位的天子，在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发生了明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土木堡事变。1449年，英宗受当时宦官王振的唆使，亲自率兵征伐蒙古，结果在土木堡被也先部队围攻，50多万大军伤亡过半，英宗也被掳走，由贵不可及的皇帝沦为皆下之囚。从英宗起，明朝又经历了十二个帝王，不过这些帝王除了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之外，可以说是能力爱好面面俱到。如擅长诗画、琴瑟的孝宗朱祐樘；开设“豹房”玩乐，更封自己为将军，并带兵出征的武宗朱厚照；三十年不上朝而追求成仙不老的神宗朱翊钧；专擅建筑与木工、油漆的熹宗朱由校等等。
明朝的官员经常处于惊骇之中，同时皇权也经常脱离官员而使之不能为皇帝提供最佳的服务。明初由于皇帝的勤劳和治国之才使得在权力集中体制下的国家机器得以运转，权力中心为帝王本人掌控。但后期，帝王自身的治国能力下降，荒废朝政，明朝的权力中心就流向了一些非法、不合理的集团，如宦官集团。明朝后期朝政败坏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