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居正、贾黄中、张齐贤、李昉、沈伦、宋琪、吕蒙正、吕端、寇准、钱若水、王禹偁等人，皆为一时才俊。他们的故实不仅有趣，还往往构成理解传统中国，理解大宋帝国，理解太宗一朝，理解士庶生活的意义系统。
大宋精英
大宋，名流最多的时期是仁宗一朝，晏殊、韩琦、范仲淹、富弼、包拯、欧阳修、狄青、曾巩、司马光、苏轼、苏辙、苏老泉、宋祁、宋庠、宋敏求、程颐、程颢、程天球、刘恕、王素、曾公亮、孙复、石介、邵康节、柳永、张先、梅尧臣、王曾、穆修、滕子京、尹洙、庞籍、张尧佐、夏竦、余靖、王德用、毕升、胡瑗、文彦博、赵忭、范祥、苏舜钦、李覯、蔡襄、吕夷简、张载、文同、周敦颐、苏颂、王珪、吕公著……仿佛春秋战国、清末民初时期人才辈出，这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灿烂、精英频现的一个历史时段。
考太宗一朝，已经开始有了文化积累。浏览大宋各类编年史，可以发现，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几乎每年都有人才脱颖而出。虽然不如仁宗朝那么星河灿烂，但也足够称得上文采炳蔚。
徐铉，从南唐归附大宋的著名文臣，与兄弟徐锴齐名。《说文解字》在他手上得到一次成果卓著的整理。还曾续编宋代重要大书《文苑英华》。
刘翰，大宋名医，曾与马志等人详定《唐本草》。
潘慎修，亦官亦隐，善于弈棋，曾与太宗多次对弈，并做《棋说》讽喻治道，标举风尚，为士林称赏。
释赞宁，曾修《高僧传》等，有著作多部。
乐史，著作家，有《太平寰宇记》，名动天下。
邢昺，著名经学家，所著《论语正义》《孝经正义》《尔雅义疏》，都已经收入今本《十三经注疏》。
王延德，应该算是旅行家，曾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两年后，带着回鹘等边族官员上百人回到大宋汴梁。著有《西州程记》。
周克明，天文学家，太宗朝的历法，多由其监定。
苗守信，也是天文学家，太平兴国中主持造新历，太宗命为《乾元历》。
陶裔，画家，与黄荃齐名，史称“西蜀黄荃、东京陶裔”。
许道宁，民间画家，曾在城门外卖药，买药者赠画，一时名公交口赞誉。
易元吉，画家，中国绘画史上的知名大家。
吴淑，著作家，学者，曾与李昉等人编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通字学，有《说文字义》等著作多种。
李淑，著作家，学者，著有《国朝会要》《阁门仪制》《三朝训鉴图》等，另有别集百余卷。
林逋，著名隐士。
潘阆，词人。
柳开，诗人。
……
除此之外，太宗一朝的名臣名相也很多，除了本书前面介绍过的赵普、卢多逊之外，更有薛居正、贾黄中、张齐贤、李昉、沈伦、宋琪、吕蒙正、吕端、寇准、钱若水、王禹偁等人，皆为一时才俊。他们的故实不仅有趣，还往往构成理解传统中国，理解大宋帝国，理解太宗一朝，理解士庶生活的意义系统。
中国，十世纪的精英，在此。
“弭冤白谤，第一天理”
薛居正，五代后晋时曾举进士不第，写了一篇《遣愁文》自我排遣，读过他这文章的人，有识者看出此人不凡，倜傥豁达中，另有“公辅之量”，古人称“三公、四辅”，都是帝王的佐臣，这意思就是称赏薛居正有宰相之才。
但在后晋、后汉时代，薛居正一直在下僚之间浮沉。他并不介意。这是一个知道自己荣誉方向的人物。乱世中，他即使在做小官，也有一项了不起的坚守：遇到可能的冤情冤案，必要为之弭冤白谤，还苦主一个清白。我曾不止一次引用过明代大臣吕坤的一句名言：“弭冤白谤，第一天理”。君臣文武，只要心存一点不滥狱、不枉人的念头，就是善根。薛居正在后汉时，不畏惧权臣史弘肇的威权，必要为无权无势的庶民代理官司，平反冤狱；在宋初时，不畏惧名将慕容延钊的威权，必要为一群和尚们代理官司，刀下留人。这些故实，本书第一部《赵匡胤时间》已经说到。
太宗时，薛居正做到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北汉平定后，更进位司空。这是人臣所能达到的最高职务了。在帝国的日常管理中，薛居正“燮理阴阳”，付出了宰辅大臣的智慧。帝国的运转，期间有无数的细节需要处理，薛居正在政事堂、中书省从容调度，帝国十几年的流畅，薛居正有功。
他应该是经由个人努力，在乱世中，俟命待时，不浮躁，不自弃，守正循理的一介名相。
但他的最大功绩，也是他个人的最大成就，不是拜相，而是立言。
他有一部《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是今天能够看到的“二十五史”之一。书原名《五代史》，欧阳修又以《春秋大义》出《新五代史》，故薛相此书，被称《旧五代史》。又因为记录的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的历史，史上也称《梁唐晋汉周书》。这书底本有三大来源，一是五代各国的“实录”，二是范质的《五代通录》，三是各位史臣各自掌握的去古未远的各类史料。
参与此书编纂的都是宋初名流，薛居正是监修。
这书的价值、意义，说来宏大，但大略可归结为如下意见：
第一，跻身“二十五史”，为中国连绵不断的历史记录提供了一个完整文献。迄今为止，人们认识“五代史”，此书也是最重要的文本。
第二，创造了一种编排方法，以中原五个朝代的延续变更为主线，故称“五代”；这是在没有更多选择的条件下，勉强撑起“中原正朔”的旗帜，为华夏政治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一种解读模式。而更多的割据政权，如南汉、北汉、前蜀、后蜀、南唐、南平、吴、楚、吴越、闽，则被称为“十国”；而“十国”中，又有《世袭列传》《僭伪列传》的区别。其余如契丹、吐蕃等，则被称之为“外国”，进入《外国列传》。要解释的是，所谓“外国”，并非等同于今天意义的“外国”，乃是指“中原以外的地区”。在“帝国”版图内，“外国”属于“羁縻”地区，也即虽然军队不能到达，但按照华夏传承历史，也属于“天下”范畴，“四海一家”范畴，是更大范围的“共同体”。这种编排方法，就赋予了数十年乱世一种结构或线索，中国，在摇摇欲坠中，循此结构或线索，依然有“典章”可寻。赖此“典章”，中国，虽然陷入了混乱状态，但并没有陷入丛林形态；虽然“野蛮”，但并不“蒙昧”。
第三，这种“典章”，就五代十国的政治生态而言，至少凸显两大价值：一是对“秩序”的追求；一是对“民生”的重视。按现代“国家原理”考察，只要还有这两大价值，士庶让渡部分权利（不是权力）组建起来的“国家”，就还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剩下的事情，是如何“更化”推演。《旧五代史》在编辑撰写各类人物与故实时，对这两种价值给予了足够倾斜。欧阳修《新五代史》与之不同的是，更注入了批判意识，但不能因为欧阳修的批判，就认为《旧五代史》没有思想。事实上，薛史恪守了儒学价值观，所有的讲述，并不背离圣贤理念。至于对某类人物如冯道的评价，那应该视为儒学内部的分歧。事实上，直到今天，如何评价冯道，仍然是一个不可能划一的聚讼故实。儒学并不试图统一天下意志，儒学承认“道并行而不相悖”。
薛相官拜宰辅，更监修《五代史》，堪称“立功”“立言”，足可不朽。但在“立德”方向上，他有两事为人诟病。
第一件事，他信服道教，最后服用丹砂中毒。
那是太平兴国六年（981）六月的一天，他已经服用了丹砂，在朝中奏事，忽然觉得不对劲，赶紧辞别，走出大殿，在外，来不及回家，口渴，喝了一升多水。等到堂吏将他扶回中书时，已经不能说话。但他一定是口渴难忍，只用手指堂庑间的储水器。左右赶紧取水来给他，他已经喝不下去了。他躺在办公室的阁屋之中，估计是丹砂在胃里发热，史称“吐气如烟焰”，被人抬着送归家里。到家就死了。这一年他七十岁。
大儒，是不服用丹砂的。
并非不相信那东西，而是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日常生活自有“居易俟命”之姿态，在“恭而安”境界中，完成儒学的体验、传播或践履。大儒，没有时间去“研究”或“服用”丹砂。
第二件事，他治家无方，儿子薛惟吉乃是一个街头恶少。
薛惟吉养在读书人家，却不像一个读书人家子弟。男子汉大丈夫，往往也有妻不贤子不孝之糗事，但名气这么大的薛相，儿子却是一个恶少，这事在士林被人叹惋不止。这儿子并非薛相亲生。薛相妻子“妒悍”，不允许他纳妾，因此，薛相无子，收留了薛惟吉。薛相很爱这个儿子，不免有溺宠之事，这儿子也利用了这一点，外面做事都瞒着薛相，所以薛相对儿子所为一点不知。薛惟吉有勇力，长得也魁梧高大，就在京城与恶少们一起追逐打闹，踢球纵酒，还喜欢音乐，与伶人们在一起吹拉弹唱，就是不读书。
跟薛居正一起拜相的沈伦、卢多逊，他们的儿子，都以“父荫”得以为“尚书郎”，做了朝廷的文职官员；但薛惟吉只好做个“右千牛卫将军”，小武官。太宗知道薛相家事，等到薛相病逝时，太宗来到灵柩前吊唁。薛相的妻子来拜见。太宗安慰了薛妻好久，而后厉声道：
“不肖子安在！”
薛惟吉正在灵柩一侧，听到皇上如此称呼他，又羞愧又害怕，不敢答应。
太宗又道：
“这小子能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啊？如果改不了，恐怕不能继承先人的志业，那怎么办？”
薛惟吉从此以后，像是变了一个人，史称“尽革故态”，将过去的生活方式全部变了。他开始谢绝那些街头恶少，整个居丧期间，按照礼节应酬往来宾客。后来又常与贤良的士大夫来往，更涉猎一些书史，慢慢有了气质上的变化。史称“时论翕然称之”，时论都众口一词地称赏他。
太宗知道他的行为改变后，就让他知澶州，又改知扬州。后来，薛惟吉做到河南知府、凤翔知府。
改变一个“不肖子”，让他走正路，这是太宗给予薛相最大的恩典。
但这位薛惟吉，虽然改过，却与养父薛居正一样，也是治家无方。他死前娶了后妻柴氏。他死后，柴氏要改嫁，但前妻的儿子不干，将继母告到法院，结果带出来一桩大宋奇案，这一个寡妇居然与张齐贤、向敏中两大名相有了牵连！张齐贤在向柴氏求婚；柴氏要嫁张齐贤；薛惟吉的儿子不同意；向敏中要购置原薛居正大宅子……案子错综复杂，糗事闹大，以至于皇上都要出面来听断、审案。但这已经是真宗时代的故实了。
“等身书”
贾黄中，就是“雍熙北伐”之后，处理曹彬专案的那位大臣。
他的名字就怪，“黄中”，“黄帝之中夏”也；字“娲民”，“女娲之士民”也。由其名字可知，此人乃是一有着“中原情结”的士子。“中原情结”，用今天话语表述就是“爱国主义者”。大宋与以往诸朝有种种不同，其中之一是，有着“中原情结”的武士、文士很多。“驱逐契丹”“驱逐西夏”“驱逐金人”“驱逐蒙元”成为大宋士人的政治正确和伦理正确。这是历朝历代所罕见的文化政治现象。大宋地缘环境恶劣，逐渐培育起中原士子呵护并捍卫中原文明的自觉性，这是中国（不是“中原”，重申：我行文用词往往有细微差异，个中隐衷，知亦可，不知亦可）文化展开中的一道特异风景。
他的四世祖贾耽，乃是唐代一位名臣，在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做了十三年宰相。贾耽先生还是史上有名的地理学家，曾经绘制《海内华夷图》，这图已佚，但据后人推断，俨然就是一幅亚洲小地图。贾耽先生恭行温厚，那时人都称赞他为淳德君子。贾黄中身上继承了乃祖的风范。
贾黄中的父亲贾玭，是进士出身，宋初做官，历任刑部郎中等职，最后做到水部员外郎、知浚仪县。贾玭老先生，生性“严毅”，史称“善于教子”，一般有士大夫子弟来拜见他，贾玭先生一定会谆谆教诲他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教育儿子有两个案例值得现在父母思考。
第一个案例。
因为小黄中从小就聪明，颖悟力强，五岁的时候，贾老先生就在每天清晨，要他立正站好，展开书卷阅读。贾先生称此举为“等身书”。揣度其意，就是要贾黄中小朋友要读完或写完相当于身高一般厚度的书。
我做过一个未必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计算。我见过影印宋版书沈约编辑的《宋书》，此书每行18字，页9行，162字，《宋书》约2千页，总32万多字。厚度达4厘米。于是可以计算，每厘米约8万字。按普通人身高170米计算，如此“等身书”，则为1360万字。
这种游戏式的计算，也有意味。我观察古今中外成就“立言”不朽功业的，当然不在于字数多少，譬如孔子，只有不足几万字的言说，西哲维特根斯坦留下的文字也不多，但不影响其地位之“不朽”。但就更多人言，俗世的“不朽”，确需要文字的堆垒。一生之中，完成上千万字的大家，比比皆是。贾黄中在父亲的提携督促下，也留下了近千万字的著述。
现在已知的贾黄中著述，至少有五种，全部计算起来，当在千万字以上。
《宋史·礼志·吉礼》记载，贾黄中曾与宋初几位文臣，包括御史中丞刘温叟、中书舍人李昉、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卢多逊、左司员外郎知制诰扈蒙、太子詹事杨昭俭、司勋员外郎和岘、太子中舍陈鄂等人，撰写《开宝通礼》两百卷。这时贾黄中官职是左补阙。《开宝通礼》是根据大唐《开元礼》损益而成。
不久，又参与制定了《通礼义纂》一百卷。
这书，今天看来，似乎距离俗世政治、伦理生活很远，但在当时，却有着划时代意义。五代以来之所以战乱频仍，简言之就是“礼崩乐坏”，君臣士庶朝廷地方没有了规矩。礼，是秩序原理的哲学伦理表述，无礼，不能期待秩序之恢复。宋太祖“受周禅，收揽权纲，一以法度振起故弊”，接受后周禅让，收揽天下最高权力，完全靠法度重振，消弭五代以来的弊端。礼制，就是郡县帝制时代的“法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太祖赵匡胤与周公姬旦一样，都是“立法者”，而贾黄中等人，则是最初起草“立法”的元勋。制礼作乐，非大德不能。参与制礼作乐，在帝制时代，乃是最高殊荣。
《宋史·艺文志》还记载，贾黄中在后周时曾参与编撰过《显德日历》一卷。这应该是记录周世宗柴荣的《实录》的前身。
太平兴国初，太宗赵炅下诏，令贾黄中主持并收集、编辑《神医普救方》一千卷，光目录就达到十卷。
至道二年（996），贾黄中病逝，死前，他还在《神医普救方》基础上，另编辑精简本七十四卷。
史称，他还有《贾黄中集》三十卷。文集内容我未见，但见过他的几首诗，写得蕴藉典雅，有唐诗风骨。
另外，大宋名臣、从后唐投诚过来的张洎，还编辑了《贾黄中谈录》一卷。
这类“立言”之成就，应该与他从小受过“等身书”的教育有关。
第二个案例。
贾黄中五岁读“等身书”，六岁就举童子科，七岁时已经能够写文章，遇到有感触的物事就可以赋诗歌咏。父亲看到孩子有出息，就让他经常性地吃素食。小孩子要吃肉，不免嘴馋，父亲就对他说：“俟业成，乃得食肉。”等你功业有成就了，才可以吃肉。
小黄中不得了，自家立志，十五岁考中进士，并被太祖授予校书郎、集贤校理，迁著作佐郎、直史馆，进入朝廷，成为国家干部。
这在中国文化史上，都算一个奇才神童了。
后来，他在太常礼院工作，因为他对历代典故很熟悉，同行不懂，就要问他，他在详细勘定国家礼仪时，“损益得中”，根据时代变化，有增有减，很得中庸平衡之道，“号为称职”。
贤者贤，荐贤者尤贤
太祖平定江南之后，贾黄中被选知宣州。不料正赶上此地饥荒，很多人开始落草为寇。贾黄中就拿出自己的俸禄来制作“糜粥”施舍，史称“赖全活者以千数”，因为他的糜粥，而能活下来的饥民上千人。然后，他设法平息盗寇，盗寇们被他感动，纷纷改邪归正，继续做良民。
太宗时，贾黄中升迁，做了礼部员外郎，又知升州。升州就是南唐的金陵，今天的南京。他为政“简易”。所谓“简易”，可以有多种解释，理解这个概念，也可以简化一下：无官僚气，即可视之为“简易”。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官员不易但又应该达致的境界。升州在他的管理下，得到有效治理，秩序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