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立国，必有法制。而法制之有效推演，在人。太宗赵炅深明此理。赵廷美大案后，他观察到士庶守法易，勋贵守法难。于是在推行国家法制时，格外注意“择人”。
不完美的圣贤大义
大宋法制，是大宋“文治”中的重要一环。
说大宋法制，千头万绪，先从“大赦”说起。
赵普多谋善断，口才厉害。很多时候，他所提出的意见，也往往符合正道。这也是为何太祖太宗两朝都很敬重他。
当初，太宗曾有一次要搞大型祭祀活动，按常规，要施行大赦。有一个人上书说，希望不要大赦，理由，则援引诸葛亮治理蜀地时，几十年不赦的故实。太宗听上去，觉得有理，但又感到差在哪个地方，就问赵普。赵普回答说：“凡是祭祀大典，圣朝都有原典，一定要赦免，表示‘其仁如天’。像刘备、孔明之类，只不过治理区区一个地方，臣不信这个，也不会援引这个做例证。”太宗很高兴，就将大赦事定了下来。
大赦这件事，有两面理。
司马光曾有名言：“杀人者不死，虽尧、舜不能以致治。”如果杀人者不能绳之以法，即使是尧舜时代也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大赦，其弊端在此。明人张燧《千百年眼》就曾批评“大赦”，书中认为，自春秋时代以来，后世屡有大赦之法，但是这种不问情深情浅，罪轻罪重，凡遇大赦，杀人者可以不死，伤人者可以不刑，盗贼及作奸犯科者可以不问，这种做法，只能有助于“长奸”，让奸邪生长。
大宋自太祖太宗以来，三年之中，遇到郊祀就大赦天下，成为一种制度。但到了仁宗时代，有言官认为“三岁一赦，于古未有”，这是唐代兴兵之后开始有的做法。但这种大赦，“有罪者宽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长恶，政教之大患也”。有罪的人得到宽谅未必能够自新，被害的苦主得不到正义伸张岂能没有怨恨。不能自新，作恶人就会继续作恶；心中有怨恨，就会后悔做善事。这样一个大赦，结果却让士庶后悔为善、滋长恶行，实在是政教的很大祸患。
仁宗对这个道理很重视，但还是坚持大赦，只不过批复道：“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犯罪的人情节过于严重，不得统一按照大赦法免罪。
到了北宋末年，大赦开始变样。宋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天下二十六次；“曲赦”，也即不大赦天下，只赦免一个或几个地方，十四次；“德音”三十七次。所谓“德音”，也是一种赦免令，唐代开始有，大宋最流行。它与大赦不同处在于：大赦是罪无轻重都赦，德音则是将量刑减重就轻，譬如大宋有“德音”：“死罪、流罪各降一等”，就是将“死罪”降格为“流罪”，“流罪”降格为“徒罪”，而徒罪、杖罪、笞罪则全部释免，所以还是一种“大赦”。这样计算，宋徽宗时总有“赦令”七十七次，祖宗时代的“三年一次”，到了他这里几乎变成了“一年三次”。这种“滥赦”，在南宋，到了光宗时代竟然达到一年四次正式的大赦。史称“刑政紊而恩益滥矣”，国家的刑法之制已经乱套了，朝廷的德政恩赏已经太滥了。这样的大赦，不仅政乱，对苦主而言，也是一种不公。譬如某甲杀害某乙，某乙家属千辛万苦将某甲搞倒，某甲判为死罪；结果遇赦，免了。这就是对某乙和某乙家属的不公。
所以太祖时代，格外注重大赦的范围，遇到特别需要大赦的年份，总要有诏令，告知天下，有些罪恶是不能赦免的。如改元开宝，这是一件大事，开始大赦天下，但诏令规定：“十恶、杀人、官吏受赃者不原”，犯有十恶罪、杀人罪、官吏（而不是士庶）受贿罪，这三种罪犯，不在赦免范围内。开宝四年（971）冬，南郊祭天，也是大事，开始大赦天下，但诏令也规定：“十恶、故劫杀、官吏受赃者不原”，犯有十恶罪、故意劫掠杀人罪、官吏受贿罪，不在赦免范围内。太宗时代也有这类规定，雍熙末年，以襄王赵元侃也即后来的宋真宗为开封尹，改封寿王，这是立太子的节奏，大事，大赦。但诏令也规定：“十恶、故谋劫斗杀、官吏犯正赃”者是不能赦免的。但太宗即位的当年，“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是全面赦免，平常赦免令下，有规定不可以赦免的，如“十恶”“杀人”“官吏受赃”等，这一次也赦免了。这种赦免，看似宽大，其实是对十恶罪、杀人罪的受害者的不公，是对官吏受赃罪的“纳税人”的不公。
总之，大赦，是一个有弊端的法制。
大宋帝王也深知这个制度性规定的弊端所在。但为何还是要施行大赦呢？
因为要收敛天下刀兵之刑，推演祥和之气；也因为天下被量刑的“罪囚”之中，很可能有冤案。后者让大宋帝王寝食不安，让大宋贤臣无比焦虑。
中国圣贤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展开“疑罪从无”法理思想的人物。《尚书·大禹谟》留下了名言：“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如果有疑狱，罪犯判罪要轻；如果有疑功，功臣受赏要重。与其可能杀掉一个无罪的人，宁肯不杀，哪怕失去正常的经义。后人解释这句话说：“人命至重，治狱宜慎，宁失不常之过，不滥杀无罪之人，所以崇宽恕也。”
周代时处理案件，对很多疑犯都实行了赦免。唐代还有规定，疑犯可以用财货自我赎免。现代西方对疑案也是从轻从无处理，怕的就是万一出现冤狱，有伤天地和气。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就是一个著名案例。辛普森杀妻证据很多，但在审理中，控方要求辛普森戴上现场发现的血手套时，结果发现手套小，戴不上。就是这样一条漏洞，让辛普森的辩护律师得到了机会，要求陪审团宣判辛普森无罪。这一案件的意义就是，再一次以西方的经验，肯定了传统中国圣贤“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合理性。
大赦，当然存在缺陷。但内中很可能存在“不辜”，在无法证明囚犯有罪或无罪的情况下，首先选择推定无罪。南宋朱熹的弟子蔡沈在他的《书集传》中，也解释《大禹谟》的这句名言说：“辜，罪。经，常也。谓法可以杀，可以无杀。杀之则恐陷于非辜，不杀之恐失于轻纵。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杀不辜，尤圣人之所不忍也。故与其杀之而害彼之生，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辜，就是罪；经，就是常。《大禹谟》的意思是：执法，可以杀，也可以不杀。不知道人是否有罪，杀了，就恐怕陷于杀害无辜；不杀，就恐怕失之于轻易放纵了罪犯。这二者，都不是圣人“至公至平”之义理。但比较起来，杀害不辜，尤其是圣人不能忍心的。所以与其杀了这人害了他的生命，不如让他活下去，而宁肯自受量刑不当的“失刑”之责任。
所以赵普鼓励太宗大赦，符合古来圣贤大义，虽然大赦并不完美。
刑罚“鼠弹筝”
文明立国，必有法制。而法制之有效推演，在人。太宗赵炅深明此理。赵廷美大案后，他观察到士庶守法易，勋贵守法难。于是在推行国家法制时，格外注意“择人”。
雍熙元年（984），开封有一个刑事案。
有个寡妇刘氏，让她的婢女到开封府，起诉她亡夫前妻的儿子王元吉多次毒害她，差点毒死。
当时开封府沿袭后周以来制度，设左右巡军院，执掌缉捕刑讯，略相当于今天的东城、西城区法院兼检察院。刘氏案初到右军巡院，经过推问，王元吉死不承认，执法官觉得事实也不像这个寡妇所说的那样，于是转移到左军巡院。到了这里碰到了一个酷吏，将王元吉上了酷刑。这个酷刑被他冠了一个名称：“鼠弹筝”，在手指上用刑，十指连心，受刑人受刑过程中，会不断痉挛般抖动十指，极为残酷。王元吉熬不住，只好承认，于是炼成“毒杀继母”一案。
忽然案子出现了转机：刘氏寡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死了。
王元吉也有了翻供的意见，这时开封府也愿意认真对待囚犯，重新审理时，得到了一些刑讯逼供的细节，但是案子还在拖，几个月没有宣判。开封府觉得这个案子不好断，就上报给朝廷。
太宗认为没有明显证据可以证明王元吉下毒，但毕竟有个继母的状词在，就给出个意见：免死，徒刑（服劳役）。
王元吉的妻子看到这个宣判结果，不接受，于是击登闻鼓，称冤。
太宗亲自“听断”，召问王妻，知道了事情原委，确是冤案，于是派遣中使拘捕原来左右军巡院的执法官，审问。
案情大白。原来是刘氏寡妇有通奸之事，又惭愧又恐惧，更怕前夫的儿子王元吉知道，就设法做局冤枉他，要置他于死地，借官府之力杀人灭口。而这个寡妇的兄弟早就在欺骗隐瞒王元吉父亲的财产，并用了一部分给军巡院推官行贿；还有个医官，也被收买，说寡妇确有“中毒”的征兆等等。
太宗将此案所有的推官和左右军巡院的主管全部降职，下调俸禄；做假证的医官流放海岛。而那位发明“鼠弹筝”刑罚的左巡军院执法者，被太宗调来，以“请君入瓮”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现场“鼠弹筝”，史称此人“宛转号叫求速死”。太宗对他说：“你看看，你也不能接受这种疼痛之苦吧？谁能接受得了呢？”于是放了他，令人解开捆缚他的绳索，只见此人两手很久很久不能动弹。太宗对观看的宰辅大臣们说：“京邑之内，乃复冤酷如此，况四方乎？”京城之内，居然还有这样的冤滥酷毒之案，何况天下四方偏远之地呢？开封府的几位重要官员也得到了惩罚，当时知开封府刘保勋、判官李继凝都罚了一个季度的俸禄。
所以，太宗对地方上主持法律工作的官吏格外重视。
好“言事”者王济
淳化元年（990）冬，朝廷要派遣专使提辖总管诸道的茶税、盐税、酒税。除了夏秋二税之外，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在此。太宗还考虑到，既然派遣专使下去，就责成他一并查访民间利病，以及地方上吏治的善恶。这个人物最好能有刑部工作的经验。于是就问左右：“刑部中，谁最喜欢‘言事’？”好“言事”者，就是那种看到问题愿意提出建议性意见的人物。左右说有个大理寺丞王济，是刑部的官员，他多次给刑部、给中书、给朝廷上奏。太宗知道此人，是烈士子弟，有才，有性格。于是任命了他去管辖各道的国家税务。
他在福建时，发现当时朝廷曾要此地输运仙鹤羽毛作为制作雕翎箭之用。当时这东西属于战略物资，地方必须按朝廷要求备齐输运到京师。哪里会有那么多仙鹤？所以，地方为了凑齐鹤羽，费劲了千辛万苦，史称“民甚苦之”。王济认为这事不行，不能这么干。他上书要求除了部分鹤羽之外，可以用鹅毛来代替，太宗觉得意见不错，就如他奏请，改了。
太宗很高兴，知道这个人有能力，于是改命通判镇州。
镇州，治所在真定（今河北正定），辖今天的河北石家庄附近七八个县市，是唐五代以来天下雄藩之一，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此地地当边境，紧要性仅次于河东。所以太祖太宗以至于后来的大宋帝王，都要派出重臣把守。久之，驻守此地的文武职官就有了骄悍之气。王济来此做通判，宦海风波甚险。
但王济不怕。他本来就是河北人，出生在深州（今河北饶阳）。他的父亲王恕，在太祖开宝年间曾经知秀洲（今属浙江嘉兴），但是赶上了当地的盗匪之乱，盗匪进入秀洲，王恕被杀。家人收尸后，王济趴在灵柩上悲痛号啕。盗匪又来，要杀王济。王济看着这一伙盗贼说：“我父亲已经死了，我哪里还想活着！只恨我没有力量杀掉你们，为我父亲复仇！”史称“贼义之”，盗贼认为他有父子大义，放掉他没有杀。王济在兵乱之中，带着父亲的骨殖逃匿在山中。不久官军来剿匪，王济找到官军首领，陈说了盗贼情形，提出了破贼的建议。盗匪平定后，他的母亲也病死，于是他护送父母的灵柩回到深州。深州的主将向朝廷汇报了他的情况，太祖还召见了他。
王济经常涉猎经史，好读《左氏春秋》。太宗雍熙年间，他给朝廷上书，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在学士院考试中中第，被补为县主簿，后来做到刑部官员。
改判镇州之后，王济面对此地藩帅太守们，有理有据地开始了法制推演。牧守们大多都是功勋之臣，大多都有捍御契丹的武功，所以多少都有点倨傲，待下人不免刻薄寡恩。王济新到，不过是第三把手，所以他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但王济从不向知州藩帅们挑战，也不向他们屈服，就是四个字：“秉公执法”。州官们也无可奈何。
戍守此地的悍卒往往恣意侵暴庶民，做不法之事。有人竟在夜里焚烧民居，乘乱盗取民财。王济知道后，就在各个兵营附近放出耳目，有一天报道某地有火，王济就安排数十壮士潜伏观察，果然在火光中看到几个兵匪带着盗窃物资往外跑。捉住后，不上报，现场平盗，当即正法。然后再“驰奏其事”，向朝廷快马报告盗贼正法之事。太宗闻讯很高兴。
有一个都校，街市上吃酒，撒酒疯，耍无赖，打落人牙齿。王济行使判官权力，不等上奏，直接给予杖刑，而后捆了这无赖，送到汴梁。
地方得到治理，史称“军城畏肃”，军事要塞镇州人知畏法，境内肃然，平安。太宗听说镇州吏治业绩，“大悦”，连下三道诏书褒奖慰劳镇州，更拜王济为监察御史，这是大宋除帝王裁断权、丞相行政权之外的第三种权力，监察权。御史属于察院，品级很低，但权限甚重，内外官吏均要受到察院监督，“御史”，为百官所忌惮。王济在御史任上更关心国家大事，上书讨论“统天下之术”，管理中国的政策策略，核心意见是“节民物之道”，包括慎重选择近臣，注意区别贤愚，理正国家名器，削减靡费用度等等，都很切合时弊。
一直到真宗朝，他在做地方官，兼任江南路安抚使时，看到大旱民饥，就亲身督促官吏熬粥，舍粥，并每天都要亲自尝一尝这粥熬得合格不合格。还录取了很多饥民作为州郡的厢兵，救活了很多人。
他在临终之际，给真宗上遗书，要皇上“进贤退谀”，并罢免不是很紧要的土木工程。他已经看出了真宗朝比太祖太宗两朝更多了谄谀之辈，也更多了奢靡之风。他不希望大宋帝国出问题。
王济的意义在于：他的执法断案，未必尽合法条，但在勋贵盘踞之地，在犯罪性质过于恶劣之际，需要“止乱”，因此就有非常法之制裁。但这之中的分寸把握很重要。如前述焚烧民居，乘乱盗窃的兵匪，王济的处置是，捉住之后，当即斩首，这是执行军法，因此是合适的。
法制需要能吏推演。
修《刑统》，重“听断”
大宋法条相当严密。
宋法制因袭唐代律令、格式，而随时有所损益。这个“损益”的文本成果就是《编敕》，类似于“宪法修正案”，是对前面唐律、《宋刑统》的修正补充。当时，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太祖建隆初年，即下诏判大理寺窦仪等人，修订《编敕》4卷，凡106条，然后与新编订的《宋刑统》30卷，一道颁发天下。这些《编敕》在“损益”传统法条时，参酌轻重很详细，“世称平允”，人们认为很公允公正。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又增加《编敕》到15卷，淳化中增加到30卷，真宗咸平中增至18550条之多，太多了，不好操作，于是又下诏，由给事中多人重新修订，合并同类，删除重复，最后定为《编敕》286条。这些都预示了大宋向着法制化管理天下的努力。
《宋刑统》从《唐律疏议》而来，各类刑断都有明文规定，但如何执行？执行还是不执行？这之中就有了“空间”。地方，并不是人人都有执法能力，或按照法条执法的积极愿望。于是，太宗下诏：
自今京朝、幕职、州县官，并须习读《律令格式》。秩满至京者，当试问，若全不通晓，则量加殿罚。
从今开始，在京的朝官、幕府职员、地方州县官员，都要学习《律令格式》。任期满后，都要到京考核，面试。如果全不通晓，即根据情况给予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