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闽剧《九月无灾》是平潭县闽剧团于2002年创作、上演的一出好戏，相继参加了福州市和福建省的戏剧会演，并荣获多个奖项。剧本系吴金泰、陈道贵、王羚三人联手创作。吴金泰文学颇见功底，且有多部剧作问世；陈道贵为一级编剧，早已名噪省内外；王羚是戏剧舞台的后起之秀，在本剧既当导演又当主演。三位作者各具实力，珠联璧合必然熠熠生辉。
笔者是闽剧的忠实观众之一。喜欢看戏，也喜欢评头论足。虽然对于戏剧理论是一无所知，但作为观众总以为看了戏不来个说长道短，总觉得寝食难安。虽说有“自作多情”之嫌，但笔者还是想说几句话，管它有没用没用。《九月无灾》从开排到上演，几乎是场场必看，边看边思考，也边跟作者探讨些问题。下面说的就是掏心的话，也算是对《九月无灾》的赞扬吧。
第一句话：剧名别致，耐人寻味。
据作者吴金泰言称，去年初福州晚报有篇连载文章《林则徐为官之道》，其中谈到林则徐勤政为民、不避艰险、赈灾济民的种种义举。文中写道，清廷有“九月不得言灾”的规定，因为时至九月，秋收结束，农田是否遇灾应在九月之前上奏朝廷，倘若延宕至九月来报，分明是严重失职了。报上“九月不得言灾”这一行文字，却似一根神针拨动了吴先生的艺术神经。他想，九月若是真的发生了自然灾害怎么办？难道可以因为朝廷的“规矩”而见灾不救吗？为什么不可以把九月不得言灾的理由变一变，构思一出新戏，塑造一个好官来破一破朝廷的“规矩”呢？创作者的创作灵感与创作冲动，很快地一拍即合、融为一体，定格于“九月无灾”这四个字上。这寥寥四个字，冠为戏名是作者的奇思妙想，待看完全剧，你定会为作者的点睛之笔而赞叹不已。它耐人寻味又引人遐想，让所有的观众会为了“九月”为何“无灾”，既是“无灾”何以“有戏”等等疑问而走进剧场；等到全剧落幕，疑团顿消，豁然开朗，低头一想，这剧名就是起得好，起得绝！
第二句话：人物不多，形神俱备。
作为多场次的大戏，《九月无灾》所塑造的人物真可谓“少而精”。数一数台上戏份较重的角色不过四五个，但个个都处戏剧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其中又以何苦来为“旋涡”的核心，展开一连串的极富想象力的情节，如珠在串，煞是好看。七品芝麻官的戏在舞台上并不少见，而像何县令这般富有同情心，敢于为民请命而不顾身家性命者，确实不多见。古代官场中，既有廉官、好官，也不乏奸官、狗官，何苦来应属良善之辈。他的仕途并不春风得意，好不容易捞个“代署县令”，执政于河阳县，就差三个月期满卸印交班了。偏偏就在这时，连日的暴雨，堤毁田淹、房倒人亡。眼望河阳成泽国，饥民啼号于途，有良知的官老爷们是必定动恻隐之心的。然而，九月降大灾，报与不报就构成了整个戏的情节主线。作者巧妙地设计一个报灾艰难的“理由”：九月乃朝廷皇室“大吉大利”的喜庆月份，谁敢冒然言灾冲撞吉庆氛围，岂不是自找麻烦、自招祸殃？何苦来没有想的过多，一见钦差就直奔主题，立即招来“带 理政”的处罚。赈粮没有着落，他只好向米商钱氏求借，最后万不得已答应“嫁女换粮”。然而，这桩违背女儿心愿的交易，落个女儿寻死、鸡飞蛋打的结局。情节步步推进，万般无奈之下，何苦来走了“诓骗皇粮”的这步险棋、死棋。从何县令为借粮济民而经历艰辛的痛苦履程中，观众不难从其身上发现他作为“父母官”的责任与良心。他感人至深之处在于将百姓的利益、百姓的安危当作为官第一要务看待，惟因此才赢得观众的好感，让观众为之同情、为之扼腕！
第三句话：主题鲜明，发人深省。
主题即灵魂、生命。一件成功的文艺作品，莫不体现作者的主观意念和思维定势。一场戏，两个多小时的展示，如果让观众看过之后不知所云，或且莫测高深，本人以为绝百成功的演出。同样地，本人也不主张舞台演出过分追求政治性、思想性，而忽略了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忽略了用真实、可信、生动的艺术形象来体现剧作的固有价值。《九月无灾》有着鲜明的主题，它通过铺陈何苦来遇灾、救灾的一系列动作，在戏剧矛盾与冲突中，展示了主人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高尚情操和善良品格。人世间自有正义在、真情在，何苦来确是一位值得称道的好官良吏。上下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确有一批为百姓所感念、所爱戴的良善官吏，正因为他们时时处处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从而名垂千古。三灾六难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却是对民间疾苦熟视无睹，对百姓呼声充耳不闻。《九月无灾》为观众塑造了一位遇灾不避、化害为利又不失其正直、善良品性的芝麻官的形象。在举国上下都在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今天，从何苦来身上，不是也可以学一点“为官之道”嘛。“借古讽今”也好，“借古喻今”也好，讽喻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见贤思齐、与时俱进！
第四话：求新求变，异彩纷呈。
一切艺术都是在求新求变中获得进步，舞台演出亦不例外。《九月无灾》无论在剧本、音乐、舞美乃至表导演都在寻求一种突破，一种带给观众的全新感受。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创新意味着不墨守成规，意味着更新固有的艺术格调和表演程式，以适应不同层次观众的艺术品味和欣赏需求。该剧的总导演是扮演何苦来的王羚团长。他艺龄不长，但勤于钻研，勇于探索，求新求变的艺术追求是有目共睹的。从舞台演出中，可以看出各种表演手段的灵活运用，场景氛围的精心营造，表演节奏的起落有度，这一切无不体现导演的颖思妙想。尤为精彩的一例：舞台中央拉起长长的红绸布当纸，何苦来援笔疾书，然后捧起“奏折”（红绸布）走一个圆场，就这样“三五步跨山越水”，便从河阳来到京城。接着趋步上殿向皇上奏报灾情。一气呵成，连贯自然。倘若按照旧程式表演，那要耗费多少时间，更换多少场景！王羚果断地在剧本所提供的素材上作了重新的处理，获得的舞台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地，该剧的音乐创造也极富特色。充分利用许多富于表现情绪的闽剧曲牌，设计了许多韵味十足的人物唱腔，对于突出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起到了点睛和催化的作用。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述该剧演出在创新求变中所付出的努力，它有益的启示在于：舞台的空间有限，而艺术创新的魅力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