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组织的活动，就有了管理活动，管理活动的出现，促使人们对来自这种活动后经验加以总结，形成了一些朴素零散的管理思想，从已有的文字记载中，可以寻觅到中外思想家所提出的丰富管理思想。管理理论来自管理实践，管理的知识与理论体系是在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构建起来的，先于系统管理理论出现的是一些在总结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管理概念和管理思想，它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管理实践的初步了解和认识，遗憾的是，只是到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有条件利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前人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思想进行归纳、提炼、概括，通过系统地总结管理的客观规律建立了管理型体系，这些理论反过来对人们的管理实践发挥着重要指导和推动作用并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和完善。考察管理理论的历史，它的产生与发展大体经历了早期管理思想的产生，管理理论的形成，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等重要阶段，回顾管理思想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可以从中得到比较和借鉴，对提高管理者的认识能力和辨别能力是十分有益的。
（第一节）中国的管理思想及其发展
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早在五千年前，中国已经有了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组织——部落和王国，有了部落的领袖和帝王，因而也就有了管理。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管理思想也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纵观我国浩瀚的古代管理史，中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可分为两个方面：
即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长城、京杭大运河，都江堰等伟大工程都是古代管理实践的典范，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劳动和生活中总结出许多管理经验，这些古代的管理思想散见于一部分代表人物的着作中，有些管理思想是先于西方近千年提出来的，有些管理思想至今还具有借鉴意义。尽管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浩如烟海，但由于受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这些管理思想还比较零星分散，不够系统。但在中华民族丰富的思想文化宝库中，管理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概括地讲，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方面的管理思想
周公(公元前12～公元前11世纪)，姓姬名旦，他编的《周礼》一书，是为周朝制定的一套官僚组织和制度。对封建国家的管理体制进行了理想化的设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财政、教育、军事、司法和工程等方面，该书对封建国家的经济管理的论述和设计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该书将周代官员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以天官(又称冢宰)职位最高；六官分360职，各有职责和权力。自周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为提高国家管理效率，都非常重视组织管理，封官定职，编制详细的官职表，层次分明，职责清楚，权责明确。
春秋时代孙武所着的《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他在该书中曾提到军、旅、卒、伍的军队编制。军为12500人，旅为500人，卒为100人，伍为5人，层次关系明晰，编制比较完备。《孙子·势篇》中说：“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
意思是管理人数的多与少，道理都一样，只要抓住编制名额有异这个特点就行了。这种观点类似现代管理中所谈到的“要按一定的管理层次和幅度建立组织机构”的管理思想。
(二)经营方面的管理思想
元代董博霄曾提出“百里一日运粮述”的具体做法，即“每人行十步，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负米四升，以夹布囊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轻行十一四里，日可运米千百石，每运给米十升，可供二万人。”这里讲的“米不着地”，可减少不必要的停滞时间。“排列成行”、“人不息肩”可缩短操作过程，提高工作效率，符合科学管理的原则。
中国古代有许多善于经营的工商名人，他们有着卓越的经营理财思想和一套颇有成效的经营管理艺术。西汉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了从先秦到汉初的一些经营家的经营之道，其中最着名的有范蠡的待乏原则与积着之理和白圭的乐观时变。范蠡是春秋末期楚国宛人，辅助越王勾践灭吴后，弃官经商，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商人。他用计然之策，管理国家，使国富兵强；经营工商业，而为天下巨富。他有两条着名的经营之道：一是待乏原则。所谓“水则资车、旱则资舟、夏则资裘、冬则资稀”，意思是指市场上的物资应预测未来的需要，要根据年度季度预测需求行情，预先收储以待时机，方有利可图。二是积着之理。是指获取利润的方式。他认为：“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意思是说经营的物品，必须质量完好对易腐烂的食物，切勿长期存储贪图高价。要通过商品数量的多少，预测其价格的贵贱。某商品太贵必转而下跌，太贱则又回涨。货币不能停滞不用。要使货币像流水一样经常流动和运行，才能得到好的经济效益。
白圭是战国时期周国人，他根据农业生产周期的说法进行经营，成为当时有名的富商。
白圭的经营思想可概括为“乐观时变”四个字，具体地说就是：①主张“乐观时变”，强调观察农业生产丰收对市场动向的影响，把商情预测作为经营决策的基础；②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策略；③减少耗费，降低经营成本；④主张“欲长钱，取下谷”的经营之道，即薄利多销，数量上取胜；⑤主张“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韦童仆同苦乐”，即与手下人同甘苦。
中国古代曾实行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在会计方面，南宋郑伯谦在《太平经国之书》中提出会计原则是：“出纳移用之权”（主管财务行政官吏的职能）和“纠察钩考之权”（主管会计官吏的职能）要分别由不同的“官司”掌管，就是主张出纳和会计分离。还主张将司令和司书（掌管簿书图等者）分开，便于实行会计监督。在资金周围和利润方面，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提出一些生产经营原则，如重视货币资本、资金要不断运转、利润率不可过高、经营要善于掌握时机、勤俭办事、用人要善于挑选、商品要注重质量、经营要善于喜爱和需要的商品等。在统计分析方面，明代邱俊曾将元朝从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到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共47年的海运，漕运记录逐年按起运实收和提携数量作了详细统计，从而得出了海运损耗较河运小的结论。
(三)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心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家对人际关系有关深刻的阐述，并建立了一套协调人际关系，使人们同心协力工作的规范和方法。他们提出。要有效地协调人际关系，应以“礼”的秩序来规范人的行为，人与人之间应做到“仁”，即互相之间的交往要“以德待人”、“谦虚礼让”，获得群体内的“和为贵”、“交相爱”，而一个领导者对于群体内人际准确率的协调应“不偏不倚”，做到“中庸平和”。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人才选拔机制和用人机制都有过丰富的阐述，主张对人才的选拔要注重以仁义道德文章为选拔标准，同时考察其能力。判断是否人才，要进行“四察”：观察、考察、调查、检察。对人的能力的考察有两项根据：一是看其研究问题的方法，是就事论事地研究问题，还是追根溯源地研究问题，以关于从事物整体的系统关系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为最佳；二是看其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否有利于长期发展，还是只注重短期效益。主张在人才使用中要加以培养教育，使“小人远之”，“君子近之”，成为国家和组织的有用人才；培养教育要讲究教之道，即因材施教，而不是不加区分地，没有针对性的培养，否则，培养就难以收到理想效果。管理者要注重提高自身素质，重视自身的修养，倡导“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反映出管理者通过自我修养。自我约束，对下属产生一种人格的影响力。
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人为中心，强调“人世”，十分重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特点。儒家认为管理就是“治人”，即“劳心者治人”，并强调“和为贵”。儒家主张“安民”、“为政以德”、“正人正己”，讲“忠、孝、仁、义、礼、智、信”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管理的中心是人；二是管理是一种运用脑力的活动；三是管理是一种协调过程。
老子在《道德经》讲过“城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四大”指道大、天大、地大、人大。可见老子十分重视人的因素。“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大事，人是第一位的。我国历来都讲究重人之道。“重人”之道主要包括“得人”之道和“用人”之道两个方面。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管子》中就明确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政之所顺，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则主张“礼义治国”，希望推行以“礼”为核心的管理目标，以“义”为特征的管理方法。孟子则认为“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这些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早期儒家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荀子还第一次明确提出“群”和“类”的管理思想，主张协调与合作，认为“人定胜天”。他说：“人能群，彼(动物)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日：分。
分何以能行？日：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荀子·王制篇》)荀子在《荀子·解蔽篇》一文中明确提出管理是一门综合性的知识和技术。他认为：
“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贾师；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器师。”
这就告诉人们，管理是一项具有专门知识的复杂活动，它不是只有一技之长的人所能从事的工作，从而将管理和具体技能区分开来。
荀子主张重用人才、培养人才、知人善用和奖罚分明。他说：“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
是所以显设之也。”(《荀子·君道篇》)他强调“无能不官”的用人原则。
此外，儒家还特别重视教化和个人修养的作用。在他们追求的“内圣外王”的人生最高境界中，“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其中“诚”和“信”至关重要。“诚”、“信”是中国古代长期管理实践中总结出的管理思想的精华。这两个字是个人和组织安身立命的基础和前提，因为“无诚不能”、“无信不定”。
在用人方面，中国素有“选贤任能”、“任人唯贤”的主张，更有“求贤若渴”之说。能否得到贤能之才，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吕氏春秋·求人》中指出：“得贤人，国无不安；……失贤人，国无不危。”诸葛亮在总结三国的历史经验时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详”，其害无穷。
(四)兵家管理思想
兵家的管理思想以“谋略”或“运筹”为中心，强调“人谋”，要求“谋定而动”。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就产生了谋略。兵家的管理思想就是在竞争中产生的。中国古代兵家的管理思想丰富、系统、精深、独特，深得中外管理者的赞许。孙子是中国古代兵家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孙子兵法》被翻译为多种文字，是各国管理者的必修课之一。
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是一部战略兵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军事理论着作，在中外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的运筹与决策思想体现了预见性、系统性、严密性、权威性、及时性、灵活性、实践性和科学性等特点。
谋定而动：“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全胜：“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决策的依据：努力把握决定胜负的因素，提出了“五事”和“七情”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以奇制胜：“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十三篇，用间占两篇。明确决策的标准：决策的标准是利益，有利就图，无利不图，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值得指出的是，《孙子兵法》还体现了“慎战”的思想，认为“兵者，国之危器也”。他告诫国家管理者，战争事关国家兴衰存亡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能感情用事，一定要理智。
商场如战场。在全球经济激烈竞争的今天，研究和掌握孙子兵法，必定能使我们在管理实践中更加熟练地运用全胜竞争谋略。
(五)人性假设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家就已经意识到管理的核心在于调节人际关系，管理人的行为，引导人的心理反映，从而实现管理目的，要抓住这个核心，就必须了解人，认识人的本质，于是就产生了荀子的“性恶论”。荀子特别强调“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为如何管理人提供了指导。古代管理思想家认为，人在本质上基本相同的，但人的行为能力却千差万别。要管理好人和事物，就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尽可能创造条件，使人的行为能力发挥出来，实现每个人自身的价值追求，各得其所，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接受管理，成功地实现管理目标。
中国古代各家的管理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点——非常重视人。因为人既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那么“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当然是各家首先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关于人性探讨的内容非常丰富、系统、深刻。
1．孟子的“性善论”
任何管理理论实际上都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其基本前提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管理源于孟子的人性善假设。
早在孔子的论述中就有人性善的含义，但人性善的假设是由孟子明确提出来的。孟子说：
人之初，性本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章句上》)至于有些邪恶之人，非其本质不好，而是后天环境造成的。孟子“人性善”的含义是：人的本质可以为善；仁义理智，人所固有，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因而孟子主张“仁政”、“德治”、“爱民”、“教化”，以遵其善心，以防止善心被邪恶蒙蔽。
2．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