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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上的人，很容易成为地瓜和土豆，你是这堆儿，他是那堆儿，你自己并不知道，可是早已被人分好了。
苏轼兄弟于熙宁二年二月回到京师，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官告院，职位不高，但是离皇帝很近，不用说前程看好。朝堂之上正热火朝天地讨论富国强兵之策，苏辙早有思考，甫一回京就上奏疏。苏辙在奏疏中说：“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以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
“三冗”问题切中时弊。与王安石的生财主张不同，苏辙显然是主张“节流”。神宗一见，马上批转中书省，即刻召见，此后任命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直接在王安石领导之下推行新法，诸般事务一下子就压了上来，忙得热火朝天。
兄弟二人皆居南园，苏轼工作不忙，甚是悠闲，业余时间经常以课童为乐。苏辙先行获得皇帝召见，苏轼当然不甘于后。恰逢朝廷动议改变科举考试内容，就是专考经义，不再考文学诗赋，用今天的话说，有点类似专考政治，不考语文，为此广泛征求上至宰辅、下至馆阁臣僚的意见。苏轼立即上疏，表示坚决反对。神宗素爱文学，对此事也有疑虑，于是即日召见，垂询治国良策。苏轼说：“以陛下天纵文武之姿，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即便是今天看来，苏轼的“三患三不患”，也是有着深刻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的。历史上急躁冒进之时，无一例外，全都是国家吃大亏、人民遭大难之日。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刚两年，就想驱逐匈奴于塞北。他也不想想，他刘邦即位时，连相同颜色的几匹马都凑不齐，将相承牛车，拿什么跟匈奴骑兵对着干？要不是贿赂单于爱姬，汉军就得吃大亏。汉武帝刘彻从十六岁登极，闷头训练适合闪电战的骑兵，集中全国财力，把文景两朝积累的财富都快掏空了，打了十四年才赶走匈奴。唐太宗干脆在突厥兵临长安时亲自出城跟人家会盟，给钱了事，史书上写的模糊隐晦，把颉利搞成了一个可怜的要饭花子，李世民成了慈悲施舍的天朝圣君。
北宋的天时地利远远比不上汉唐，立国之初就少了燕云十六州这一屏障，首都直接面临北方威胁。宋真宗御驾亲征，与契丹议和澶渊。当时宋真宗派曹利用去与契丹会谈，曹利用要求皇帝给个底线，宋真宗说不能超过一百万，寇准私下里说：“虽然皇上答应了一百万，但是如果超过三十万，我就砍你的脑袋。”曹利用回来后，伸出三个手指头，宋真宗以为是三百万，喃喃地说实在太多了，得知是三十万，天哪，实在是太划算了。没错，自此换来将近七十年的和平，开始了北宋的辉煌。所以说卧薪尝胆不是说说而已，那是既要隐忍不发，又要闷头有所作为。不是大政治家玩不了韬光养晦，而清流的冲冠一怒，很多时候是愤怒青年的咋咋呼呼，根本谈不上治国之道。
新官上任三把火，何况是急于有所作为的年轻皇帝。神宗这把火已被王安石烧起来了，王安石把一场小火慢炖的渐进的改革，搞成了煎炒烹炸式的剧烈革命，恨不得立即集中全国财富，逐契丹于漠北。当神宗兴致勃勃回到后宫，跟太后讲自己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梦想，曹太后说：“要是那么容易能办到，太祖太宗早就收回来了。”几年以后，新法搞的天怨人怒，太皇太后和太后痛斥王安石乱天下，当时神宗的弟弟歧王也帮着老太太说话，神宗生气地说：“我干不好，那么你来当这个皇帝！”一家人不欢而散。
所以苏轼这番议论，除了让神宗感觉言之有理、一片赤诚以外，并没有动摇他的决心，不过他还是想立即重用苏轼。他不是个糊涂皇帝，他也知道朝堂之上有几个唱反调的人有好处。谁知王安石得知苏轼获得召见，立即觐见皇帝，问这问那，极为详细。
皇上您召见苏轼所为何事？
皇上苏轼都跟您说什么了？
皇上您是否有提拔苏轼的意图？
神宗说想用苏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说：这种事大臣不愿意干，小臣又干不了。陛下用人，还是要再三考察，如今只见到苏轼上书文字，还得要看他做的实事如何，现在恐怕不宜骤然轻用。干部任用就是这样，既然宰相有不同意见，皇帝也得掂量掂量，何况神宗已经彻底被王安石这个拗相公给拿住了，于是只能搁置下来。
同年六月，朝廷命举荐谏官，张方平推荐苏轼、李大临，未果。
范缜举荐苏轼为谏官，未果。
八月，国子监举人考试，苏轼为考试官。苏轼所出策题为：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晋武帝司马炎独断伐吴，统一全国，三国归晋；前秦苻坚不听劝谏讨伐东晋，淝水之战被谢安大败；齐桓公信任管仲成为春秋五霸；战国时燕国王哙让位于子之，造成天下大乱，为什么有的君王独断专行、专任一人能成就霸业，而有的却败亡了？这一考题紧贴时政，而且明显针对王安石，王安石见到这样的题目，又一次大怒。
十月，司马光举荐苏轼为谏官，未果。
十一月，神宗欲用苏轼同修起居注，再次被王安石所阻。王安石趁机建议皇帝，任命苏轼为开封府推官，等于从中央挪到了地方，远远地撇在一边了。
现在，朝堂上分为明显的两大阵营。张方平、范镇是苏家世交，欧阳修是他老师，谏官钱公辅、孙觉、李常、刘恕，都是苏轼的好友。不要说他们的政见与苏轼有相同之处；他们的辞官或贬谪，也会博得苏轼的同情；他们对王安石本人的品鉴，当然也会影响苏轼。
张方平曾经与王安石一同担任举人考试考官。王安石一入贡院，什么事都想变乱更易，老资格的张方平很是讨厌，专门发文让王安石出去，从此不再理会王安石。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苏洵的《辨奸论》，其中写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说洗脸洗衣服都是人之常理，有的人穿的破破烂烂，吃的狗粮猪食，这种人竟然还谈诗书，肯定是大奸大恶。一见便知，这是大骂王安石。后人考证，此文是后人假托苏洵所作，不过苏洵在京那几年，与王安石关系很差，也是事实。
又比如范镇上书：“说青苗法有成效的人，不过是一年得到上百万钱而已，这些不出自天，不出自地，不出自建议者家里，全部出自百姓那里。”据苏轼在《范景仁墓志铭》中记载，范镇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有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王安石见后大怒，气的双手发抖。范镇辞官退朝之后，苏轼向他祝贺：“你虽然辞官，但是名声更响了。”范镇说：“天下人受害，而我得名声，有什么可高兴的！”苏轼的举动，简直相当于一个捣蛋学生被老师撵出课堂，而下课后几个坏小子给他鼓掌，想想吧，老师是什么心情！
再比如钱顗，被贬官后怒斥同僚孙昌龄：“只因为你在金陵做官时巴结王安石，经过他的推荐，你才当上御史。如今一心一意逢迎附会，不思为国效力，在我眼中你猪狗不如！”说完拂袖而去。苏轼三年后写诗赞曰：
乌府先生铁作肝，
霜风卷地不知寒。
犹嫌白发年前少，
故点红灯雪里看。
他日卜邻先有约，
待君投绂我休官。
如今且作华阳服，
醉唱侬家七返丹。
——钱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
乌府就是御史台，诗中不但称钱顗肝胆是铁做的，而且说将来你扔了官印，我也不做官了，和你比邻而居。苏诗一出，钱顗遂得“铁肝御史”名号。
舆论这东西很奇怪，它就像一阵风，看不见，摸不着，但分明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有时候吹皱一池春水，有时候也能掀起大浪。据说范镇、苏轼等人游一寺庙，有人作《假山诗》：
安石作假山，
其中多诡怪。
虽然知是假，
争奈主人爱。
把王安石的名字都嵌了进去。这首诗被安在了苏轼头上，是否真的是苏轼所作，已不重要。即便是他人所作，你苏轼经常和这些人混在一起，你什么立场？只能说明你苏轼和那伙人是一党的！于是，苏轼这时候已经成了与变法派异路的一个小土豆，被王安石打入另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