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到1987年，我与“中国科协地区经济开发研究咨询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联系较多，因而能比较详细地咨询陇南地区的开发问题，受益匪浅，记忆犹新。
初识马锡林同志
1986年7月28日到7月31日，我赴宁夏固原参加“全国贫困地区经济文化开发学术讨论会”，在会上认识了马锡林同志（以下简称“马老”）。当时，他已离休，任“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他是甘谷人，早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离休前是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他听了我的发言，主动和我打招呼，认老乡，热情、诚恳、慈祥、和善，典型的长者风范和学者风范。一口乡音未改，标准的甘谷口音。
8月1日，会议转到定西召开。3曰晚上，马老约我谈话，在场的有葛士英同志。马老说：“我们中心搞了几个点，有湘西、承德、滌县、固原等。士英同志意见，甘肃搞陇南。工作特点是：综合研究经济、文化、教育，搞开发最佳方案。陇南目前看是解决贫困问题，从长远看，潜力很大，是开发问题。要讲清楚，在全国、全省 有什么地位。”葛士英同志补充说：“土特产品出口，长江上游治理，在全国是有影响的。长江上游治理是战略性措施。”马老又接着说：“考虑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今天初步定了，你们与‘中心’建立联系。”
8月19日，我将此事正式向地委委员会议汇报，张学忠、王凤鸣均表示同意，并决定准备汇报材料，正式向“中心”汇报工作。
我向“中心”汇报工作
1986年下半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此间，多次向“中心”汇报工作。
10月16日上午，我去中关村58号楼马老家，拜会马老，商谈向“中心”汇报事宜。马老的意见是，地区开发要有一个总体规划。
10月17日上午，我与周鹏同志到南礼士路5号，正式 向“中心”汇报。“中心”有10人参加。他们是：马锡 林、王迚伋（副秘书长、原中科院五局副局长）、张连芳（副秘书长、原中科院工作）、康晓（地区组组长、原驻 法大使）、高原（地区组组长、原交通部总工程师）、汪 涛（科技大学研究生）、连维忠（中心办主任、原驻外办 主任）、张培义（中心办干部、原在国管局）、杨廷秀（农学家）。会上，周鹏汇报，我插话、补充。汇报后，“中心“领导的主要意见：（一）要有总体规划，有个战略蓝图，明确宣传开发的意义、地位。（二）项目之中，要有重点。已经批准的项目，正在争取的项目分清楚。
（三）乡镇企业的情况，再具体一些。（四）扶贫，材料里要有。（五）泥石流、水土保持、生态系统，要提出办法、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六）公路、铁路、交通问题，要有先后排序。最后商定，“中心”主任李昌同志回来后再谈一次。
10月24日，我与周鹏同志再次到南礼士路向“中心”汇报。“中心”有16人参加：中顾委委员、“中心”主任李昌、副主任（原国防科工委政委）周一萍、副主任兼秘书长马锡林，还有张连芳、王迚伋、高原、康晓、杨廷秀、连维忠、张培义、张敬波、闫颖、丁旺、钟林、应森炎、汪涛等。还邀请了航天部顾问梁骥、《中国妇女报》副总编郭永文、甘肃省驻M办主任闫子茂、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省委宣传部长姚文仓等同志参加会议。会上，与会同志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主要是：（一）陇南很有前途，是个好地方。要讲清开发的现状、经验，分析落后的原因、教训，研究改革的方向、措施。（二）学会搞商品经济。既要会生产，又要会交换。政策彻底放开，发展个体经济。（三）农业经济是主要的。要完 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粮食生产、多种经营、乡镇企业。粮食生产要提高产量，不要再去开荒。要抓中药材和经济作物。乡镇企业，学习耿车模式"（耿车模式是江苏省宿迁县耿车乡在我国不发达农业地区发展乡镇企业 的一种模式。20世纪80年代，“耿车模式”与“温州模式”、“泉州模式”、“苏南模式”并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样板。特色：一是四轮齐转，双轨并 进的复合所有制结构；二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初级产品加工型产业结构；三是每个农户亦工亦农，工农结合，形成了特殊的“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利益调节机制；四是仍处农村环境之中，传统的城乡界线明显。）“家庭、联户、村、乡”四个轮子一齐转。还要种草种树，注重生态效益。（四）交通，要抓干线，先不要求村村通汽车。（五）能源，抓水电站建设。
10月26日晚，去马老家，马老与李昌商定：派人11月2号去陇南考察。
12月2日，马老约我去他家谈陇南之行归来的几点感想：（一）小搞，首先是脱贫。因为太穷，脱贫是第一位的。（二）大搞，开矿、修电站。要分步骤。（三）政策进一步放宽。马老还说，他已经与李子奇、贾志杰父流了看法和意见。
12月26日上午，我去马老家，马老谈了陇南经济开发的一些具体问题：（一）开发一定要有步骤。目前要紧紧抓住脱贫。长远看，要搞大企业。“七五”投资，积极争取，得道多助。成县搞冶金工业、徽县搞轻工业，文、武发展电力工业。铅锌开采，机会不能丢。（二）出来一些人，到处跑一跑。北京可以设一个点，中药材搞一个窗口。领导中要有一人经常跑，人不要多，但要配套。黑河、吉安、湘西、长期有人住在北京，并参加“中心”活动。明年来京谈一次。绍兴要去一趟，很必要。（三）要把与天水市的协作，当作战略去考虑。滌县与周围的扬州、南京、镇江、蚌埠协作，成效显著。搞陇南经济区，千万不要把天水丢掉。（四）几个具体项目：茶叶加工，与绍兴联系；果脯加工，与北京食品协会联系；中药材，与北京原财贸部长徐义华联系；麒麟寺电站，争取进“七五”规划，与国家计委投资司联系。
工作组赴京汇报工作
1987年10月10日至11月7日，根据地委、行署安排，我带领刘秀山、苏效承、寇永泰、张赤涛同志赴京，与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张余胜同志一起，先后向“中心”汇报，并通过“中心”的联系，向国家有关部委作了汇报。
咨询过程：10月10日，我们到京。10月13日，拜会马老。14日，看望梁骥同志。16日，到白云路4号向“中心”汇报。18日，电话向马老汇报有关情况。20日，马老在家单独约我谈陇南咨询的几个问题。23日，到东总布胡同34号李昌同志家汇报，李昌讲了许多重要意见。11月3曰，再次到白云路向“中心”汇报。5日，回到兰州，当晚我分别去张学忠家、葛士英家，汇报北京之行。7曰，回到武都后，我即向王凤鸣同志作了汇报。
“中心”的主要建议：（一）首先要明确认识隊南地区的战略地位。为什么要把原武都地区的五个县和天水市的四个县合起来，成立新的陇南地区？因为它们同属长江流域嘉陵江上游地区，同属亚热带、暖温带。这里林、牧、水、电、矿等地上、地下资源丰富。又是川陕甘三角地带，开发潜力很大。由于人多地少，生态破坏，交通闭塞，长期使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它又是甘肃省最贫困的地区。要树立陇南“地区”意识，制定2000年开发战略规划，高瞻远瞩，通盘考虑发展方向及基本措施。（二）一个地区要成为经济区，需要有中心城市。从现实条件和今后发展条件看，陇南地区将来的经济中心城市将是成县。这里靠近铁路，有交通之便；这里有矿藏，可成为有色金属基地；这里是产粮区，经济比较发达。（三）扶贫工作成效显著，经验要继续总结，但对扶贫的成绩不宜估计过头。有些地区还要准备应对出现反复的问题，占50%以上的贫困户要完全摆脱贫困，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脱贫仍然是陇南地区的第一位中心任务。（四）陇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缺乏资金技术和人才，要把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作为重要的战略。首先要加强同天水、宝鸡、汉中、广元等城市的经济联系，也要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发展横向经济联系。不要害怕成为发达地区的“殖民地”，不要怕经济上吃亏，要准备吃亏和让利。要把外部力量的冲击和刺激，看做是打破地区封闭状况的动力。（五）陇南地区丰富的资源中，能形成几个“拳头”商品作为启动项目，带动起整个地区经济发展十分重要。有色金属一条龙已经形成，应及早建立陇南有色金属公司。水利、电力、酒类、饮料、建材、中药材、劳动力输出，这5个方面都可以形成“一条龙”经营公司。（六）鉴于明年（1988）银根将更抽紧，靠国家投资贷款的可能性将更小。要把中央和省给 的各种资金精打细算，千方百计地用好。要争取外国、外省、外地投资。但根本的还是靠自力更生，稳扎稳打。（七）陇南地区有228万人口，农民有千百年来开发山区的经验，但由于经济贫困落后，山区水土流失严重，教育不发达，地方病严重，劳动力素质较低。少数民族居住的高山区，条件更差。提高人口素质，已成为发展本地区经济文化的当务之急。要控制人口增长。要开发智力资源，培养各类经济技术人才。要重视地方病的防治。
以上意见，刊发在“中心”《咨询工作简报》第五期。
我们在向“中心”汇报的同时，还在他们的牵线搭桥和热情帮助下，抓紧时间跑了文化部、农牧渔业部、国务院贫困地区开发办公室、国家教委、水电部、国家经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等部门，汇报了工作，了解了信息，争取了支持，提出的问题得到了答复，也建立了联系。涉及的主要项目是：（一）泥石流治理问题。水电部水保司水保处处长刘春元讲：陇南泥石流治理，部里已行文给“长办”，“长办”已上报国务院，等批示后下文。（二）关于麒麟寺电站争取投资问题。水电部计划司副总工程师张建贤意见：要考虑销路。重庆已上70万千瓦的火电厂，二滩已上300万千瓦的大型水电站，再加上64万千瓦的宝珠寺电站，将来能否再买你们的电？要研究效益。中型电站以前有补助，今年9月国家计委发了文件，取消了补助。按现行电价，几十年才能还清贷款。利用外资修电站，困难较大。国内引进资金，可以争取。还可以考虑搞设备集资。
（三）关于教育学院备案问题。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说：现在全国上报要求审批的高校有150多所，前一阶段只批了19所。第四季度还要研究。陇南师资缺额大，没有师专，也没有正式批教育学院，我已关照师范司和计财司的同志，叫统筹考虑，提交办公会议研究审批。（四）学校危房改造补助经费问题。柳斌主任说：陇南今年的集资办学规模大，干部带了头，群众动得快，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抓教育，这是陇南地委对教育的深刻认识。应当支持你们解决危房问题。请计财司考虑，如果今年解决不了，在明年的经费里给予支持。（五）关于争取经费改善文化基础设施问题。文化部社会文化局局长焦勇夫说：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明年给甘肃拨三馆（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维修费时，给你们安排一些。
（六）关于改善交通状况问题。全国职工教育委员会主任浦通修说：你们按程序先写报告，由地报省，省上报交通部、旅游局、开发办，我再给有关领导当面说。（七）关于争取贷款问题。我们经梁骥同志的儿子梁国华介绍，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北京分会联络部长张锡伦进行了座谈。他说：准备明年元月到陇南，了解一下交通、能源、地方企业情况，然后决定投资方向和项目。（八）关于扶贫工作。经马锡林介绍，我们向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兼国务院贫困地区开发办主任朱荣作了汇报。他说：陇南我虽然没去过，但经林乎加同志介绍，对你们的情况还是了解的。我到全国好几个地方都讲了陇南“四个
一”的经验，希望继续努力，创造出落实“四个一”的新经验。你们以后在报中、大型经济项目时，除报有关部门外，每次给我们开发办也寄一套，我在有关方面给你们疏通疏通。
几点建议
从北京汇报归来后，我们向地委、行署写了报告，汇报了赴京活动情况，并提出了几点建议：（一）组织专门力量，着手搞一个全区性的中长期战略规划。（二）进一步巩固、发展与咨询中心的联系。（三）加强经济开发的准备工作。（四）教育各级干部和群众，学会在新形势下善于运用贷款发展经济的方法。（五）在北京开设窗口。这个窗口兼办事处、信息站、实业公司为一身，既经商，又收集信息。
最后，再补充记述一些内容。（一）我们进京汇报还是比较艰苦的。住宿，找最便宜的，先住永定路旅馆地下室，再住中央党校招待所，王府井沙滩“华屋旅馆”。吃饭，全是街头小餐馆，从未进过酒楼。当时餐馆少，买饭要排队，通常是三个人配合，一人买票，一人排队打饭，一人占凳子。占不到凳子，只好忙乎半天，端一碗饭蹲在门口屋檐下用餐。行路靠挤公共车，没有打过出租车，有时步行。（二）“中心”的领导非常关心我们。他们几次专门开会研究陇南问题，好多老同志不顾年迈，不辞辛劳，出谋划策，东奔西跑，带路认人。特别是马锡林同志，从我们进京当天起，每天与我们保持电话联系，询问进展情况，沟通各方联络，研究每一步行动，其负责精神，感人至深。10月27日，他专程到北京医院，与住院的张学忠同志进行长谈，商讨陇南经济开发之大计。说句多余的话，我们上北京，未带任何土特产品，未带任何礼品、纪念品，没有请他们吃过一顿饭，未交一分钱的咨询费，未花一分钱的招待费。（三）在中央党校上研究生的张余胜同志，全力接待我们，尽力承担有关事务，起早贪黑，吃苦受累，出力尤多。（四）我们与“中心”保持联系直到1988年。与有关部委以后长期有联系，也办成了一些事情。
2009年2月16日于兰州
